有关税务行政复议几个问题的探讨

在税务行政复议申请人、纳税争议复议前置、申请复议期限三大税务行政复议问题中,税务行政复议申请人应当包括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行政相关人,复议前置应当平衡国家和纳税人两方利益,保障纳税人复议权利,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复议事项的认定应结合税收实际具体分析判断,体现法律原则,符合法律规定。     

论《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8条之修改

2001年《税收征管法》修订以来，又暴露出很多问题，其中第88条关于纳税争议的程序设置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关于复议前置程序的存废成为学界的关注点。本文采用了法律经济学分析方法，首先论证了现行制度为什么要设置复议前置程序，即出于提高征收效率．阻止纳税人诉讼；然后从纳税人权利制约税收征管权力角度提出要废除复议前置；除此之外，从更宽阔的视野中对权利制约权力理论进行了法律经济学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废除复议前置程序后的社会福利效率更高。因而从公平和效率两个角度都主张改复议前置为选择复议制度。     

关于我国税务行政复议与税务行政诉讼关系的思考

我国税务行政复议与税务行政诉讼的衔接，采取必经复议与选择复议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出自于税收争议的专业性和法院的压力等考虑，但它限制甚至剥夺了税务行政相对人权利救济的途径。专业性考虑和降低税收成本等不能以牺牲税务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为代价。     

迈向税收治理现代化——《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之评议

《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订目标是构建现代税收征纳制度,推动征纳双方从不平等的、单向的、对抗的管理关系转型为平等的、互动的、合作的治理关系。由此观之,《征求意见稿》取得了诸多可喜进展,但还应再进一步。具体来说,一是要树立现代税收治理观念,彰显税收程序法控制权力、保护权利的公法价值,实现立法名称与宗旨的"去管理化";二是要提升税务机关的有效治理与规范治理能力,以税收法定原则为核心,探求信息管税与隐私保护、征税效率与经济自由的平衡协调,实现对征税行为的程序控制;三是要加强和完善诚实推定权等纳税人权利,在税务利息和滞纳金等方面淡化国库优位色彩,并进一步改革复议前置与纳税前置制度。     

论税收服务及其法律救济

税收服务是由税务机关向税务行政相对人提供的一种法定服务,其行为的性质是税务机关对于相对人所实施的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纳税人享有税收服务的权利有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税收服务行为作为税务机关的一项法定职责,在税务机关不能履行或者不能恰当地履行服务的义务时,纳税人有权寻求法律救济。     

我国税收支出中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律研究

在税收法治国家里,税收关系应该是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纳税人的权利不仅体现在纳税过程中,而且在税收支出中纳税人享有的权利也应该是广泛的,应该得到法律的完整的保护。税收支出中纳税人权利保障基本理论的解读可以得出,我国加强对纳税人在税收支出中的权利的保护,具有理论上的应然性和实践中的实然性。当前我国在税收支出中存在着对纳税人权利从法律保护不足,纳税人权利现实中的缺失,权利主体对于权利观念的缺乏等问题。从完善立法保护、改善行政保护、加强司法保护和强化自我保护四个角度完善我国税收支出中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     

我国税收支出中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律研究

在税收法治国家里，税收关系应该是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纳税人的权利不仅体现在纳税过程中，而且在税收支出中纳税人享有的权利也应该是广泛的。应该得到法律的完整的保护。税收支出中纳税人权利保障基本理论的解读可以得出，我国加强对纳税人在税收支出中的权利的保护，具有理论上的应然性和实践中的实然性。当前我国在税收支出中存在着对纳税人权利从法律保护不足，纳税人权利现实中的缺失，权利主体对于权利观念的缺乏等问题。从完善立法保护、改善行政保护、加强司法保护和强化自我保护四个角度完善我国税收支出中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     

税收支出中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

权利是法律的基础和核心。在现代国家里，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纳税人的权利不仅体现在纳税过程中，也应该体现在税收的支出中。从应然的权利义务统一和实然的社会发展来看，纳税人在税收支出中的权利应该得到保护。我国当前税收支出中，在立法上、实践中、观念上存在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失衡，应从立法完善、行政改善、司法保护、意识提高和中间建设五个方面全面加强我国税收支出中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     

创新思维 利用涉税信息为纳税人服务

金税工程的实施,积累了大量的涉税信息。长期以来这些涉税信息主要用来进行税收分析;增强税源管理能力提高税收征管质量;进行税收趋势分析,为国家制定宏观决策服务。涉税信息的利用程度大多限于为政府部门服务,目前的涉税信息利用方向偏重于征收方,而忽略了缴纳方。纳税人尽了义务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权利,这极大的挫伤了纳税人向税务部门提供信息的积极性,同时,也浪费了信息资源。税务部门通过涉税信息,为纳税人提供经营指导,促进经济发展,和谐征纳关系,从而提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是税务部门深化纳税服务理念,提高服务层次的有效途径。     

论中国财政宪法的实施:条款、机制及评估

中国财政宪法的条款主要包括"财政基本国策条款"、"国家财政权力条款"与"纳税人基本权利条款"等三个方面。依据这些条款,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在财政预算、审计监督、税收立法等领域行使职权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不难发现:自1982年宪法制定以来,"财政基本国策条款"实施状况良好,"国家财政权力条款"实施状况逐步改善,但是"纳税人基本权利条款"的实施状况还需要通过完善宪法监督机制与税务复议机制、税务诉讼机制予以改进。     

提供纳税服务保障的几点思考

随着税收征管的发展,纳税服务日益成为其重要的环节.纳税服务是指税务机关根据<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在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过程中,按照纳税人自觉、主动、及时、完整地办理各项纳税事项的合法合理期望,为纳税人提供规范的、全面的、便捷的、经济的各项服务措施的总称.如何让纳税服务思想深入人心,提高纳税服务质量,这应是每个税务干部思考的问题.总的说来,我们应为纳税服务提供以下几个保障:     

试论推定课税中的证明规则

推定课税是税收征管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其证明规则涉及国家征税权与纳税人权利的均衡,以及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的综合考量.以推定课税的性质和特征作为切入点,从税法和证据法的角度探讨推定课税对税务案件基本证明规则的修正,推定税额在行政处罚和刑事诉讼中的运用中,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     

试论我国现行纳税人权利的确定和保护

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在税法执行中取得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 ,市场经济必须同时注重纳税人的义务与权利。在这些国家 ,公民非常清楚自己的纳税义务及相应的权利 ,并懂得如何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而在我国 ,由于市场经济处在初建阶段 ,法制建设还不完备 ,普遍存在重义务轻权利的不合理现象。在税收方面 ,他们的法制观念有了加强 ,表现在依法纳税、自觉纳税的意识的日益深入人心。但是 ,纳税人对自身应享有的权利却知之甚少。税法宣传在纳税人权利方面也着力不够 ;税收立法、执法机关在这方面则存在着制度不健全、认识模糊、措施不力等问题。这…     

论纳税人权利义务的统一性

传统税法理论普遍认为,税收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具有不对等性,即征税机关只有征税的权利,纳税人只有纳税的义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财政的确立,这种税收权利义务观面临深刻反思.我国在依法治税的理念下,应当完善现行税收立法,重构纳税人权利义务观.     

土地行政争议的国家治理——以化解机制的法治化建构为路径

土地行政争议是当前我国行政争议领域的重点和难点,立法的粗疏和滞后以及执法权的滥用导致此类争议不断涌现。在提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之下,土地行政争议的国家治理需要立足法治思维,坚持依法行政以打造服务型政府,崇尚尊重保障人权以实现有效的权利救济。在土地行政争议化解机制上,应当考虑建立以司法类机制为保障、行政司法类机制为主体、社会类机制为补充和行政类机制协调配合的法治化体系,整合有限的司法行政资源,实现各种解纷途径间的功能互济,同时降低办案门槛,引入简易程序,提高化解争议的效率。     

《公司法》第20条中“滥用股东权利”规定的理论与实践

由于缺乏控制权与退出机制,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少数股东极易受到控股股东的压迫。少数股东本可借助于《公司法》第20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获得总括性的救济。然而,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从"超越权利外部界限"的角度理解"权利滥用"、仅向少数股东提供极为有限的救济方式,《公司法》第20条未能发挥其兜底条款的功能。面对相近似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各州公司法的发展呈现出两大趋势:从权利的内部界限判断压迫或者权利滥用的构成;尽可能地向少数股东提供多样化的救济方式。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问题及美国公司法的当代发展,我国《公司法》及司法实践应当进行如下完善:1.以对合理预期标准与Wilkes案规则的中和为基础,从权利内部界限的角度理解权利滥用;2.借由法律解释或者修法向少数股东提供所有正当且合适的救济方式。     

和谐语境下民事诉权的思考

在现代法治社会,民事诉权作为公民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具有救济权利、制约权力、表达个人利益诉求的重要价值.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诉权往往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在我国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结合当前实际,完善我国的诉权保障机制,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复议共同被告制度之困境及化解

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确立了复议共同被告制度,是为了促使复议发挥监督职责。在行政执法水平日益提高的当下,单纯追求复议纠错率已与实际情况脱轨,且复议共同被告制度也带来公信力减弱、与司法同质化、过度纠偏等不良反应。行政复议应加强对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从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转舵。为此,要设立行政争议调解中心、修改举证规则、扩大复议改变的范围、通过绩效考核和败诉追责加强监督,为复议共同被告制度的取消做备选机制。     

论伪劣种子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及法律适用——兼同英美法比较

伪劣种子导致农作物减产或绝收,该损害赔偿责任的定性在理论和实务上有较大争议,国内外司法实践存在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和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两种责任定性。英美法国家几乎都采用前一种定性方案,适用违约责任的救济规则。我国存在两种责任定性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适用合同救济规则还是侵权救济规则不甚明确。种子损害赔偿责任应定性为违约损害赔偿责任,适用违约救济的相关规则。     

司法救济的限度——教育诉讼可诉性范围分析

在高校与学生之间出现争议时,进一步完善权利的法律救济途径为正确的应对之策,然而,寻求司法救济并未成为一般性的途径,原因在于社会对司法救济的功能存在置疑。通过对分析大学自治与司法审查关系,界定教育诉讼的可诉性范围,是保持司法救济理性的重要前提,也是解决中国大学目前存在的许多产生弊端问题的慎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