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警察职业素质的价值取向及基本要求

警察素质是警察职能有效实现的前提和条件，警察职能是警察素质定位的价值基础和指向。构建“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树立，使得重塑警察职业素质以切合警察职能变革已经成为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随着人权和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人权保障日益成为时代的强势话语。人们通过对警察职能的深刻反思，重新认识到警察的核心职能在于服务社会。因此，在重塑警察素质的过程中。将以人权保障作为核心价值理念。体现“以权利控制权力”的价值取向。并以彰显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体现依法控权的法治思想和实现服务社会的职能转变为基本要求。     

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相对人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在职务犯罪技术侦查中,通过赋予相对人相应的权利以制约公权力,可为刑事诉讼权利保障目标的实现提供新的路径。立足立宪主义的刑事程序法治视野,有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的规范不仅仅要赋予个人主观性基本权利,落实公民在公法上的防御权,更应使整个规范建构在对个人权利尊重和保护的客观价值秩序之上。在我国,基本权的防御功能与司法救济并未建立结构性连接,而作为客观价值的属性的基本权理论更鲜有涉及。技术侦查中所关涉的公民隐私权和通信自由权等基本人权,也有同样际遇。应当发挥我国以"两高"为主体的法律解释功能,以已经确立的"人权保障"目标为旨归,经由体系化的创造性解释,实现制度及理念的系统变更,促进刑事诉讼向人权保障的应然价值回归。     

当代中国私法进程中的民事立法

民法是私法的核心。民事立法承载着构建私法基本制度和张扬私法理念的使命。改革开放之后，从《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到《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基本实现了民事领域“有法可依”的法制目标，张扬了私法自治、私权保障等私法理念，标志着中国私法的进步。然而，历经60余年、四次民法起草，民法典“渐行渐远”，亦表明当代中国私法进程之艰难，中国私法仍在途中!     

有效辩护理念的本体展开

有效辩护理念是律师时代最主要的精神支撑。作为一项宪法权利,有效辩护权的功能和价值在于实现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全面提升有效辩护理念,需要从狭义上、广义上对有效辩护的内涵、标准进行充分的本体理解。任何理念或者制度,都是以相应理论为其生存根据与逻辑展开。作为法律理念,有效辩护其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程序正义、无罪推定与人权保障、诉讼结构等方面。对于因辩护律师自身不称职导致其辩护是无效的,达到“实际无效”标准,应当建立程序内与程序外两种救济模式,使得无效辩护面临程序性制裁、民事赔偿或者职业惩戒等后果。     

《民法典》视域下的法治政府建设问题研究

法治政府建设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核,规范政府依法行政势在必行。《民法典》的颁布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民法思路路径,就当前存在的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问题、政府资本参与市场的所有权问题,以及政府作为民事主体的市场规制问题,提出以《民法典》为规范的一些思考。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内涵、时代特质及实践意义

自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党的指导思想以来，其理论内涵和思想体系就在实践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治国理政思想、法治思想、精准扶贫思想、对外开放思想和全球治理思想。其中，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是指导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方针，也是我国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的重要方法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从根本上说囊括了法治指引理念、法治人民理念、法治道路理念、法治治国理念和法治治理理念等多个理论架构，坚持专注体系建设这个核心要素；坚持牢握制度建设这个根本保证；坚持中国特色这个本质特征。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当代价值不仅体现在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还体现在对法治人才培养的引领，更是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制度保障。     

刑事诉讼价值取向及其实现路径研究——基于我国现实国情的分析

现代法治理论认为,刑事诉讼的价值应该以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为应然取向,但是在我国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功利性质的"工具主义"却成为刑事诉讼价值的主导,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的缺口。立足于我国现实社会的复杂现状,我们应该对于刑事诉讼价值取向进行重新思考:纯粹的工具性价值理念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有必要对其进行否定性评价;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的保障性价值虽然是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的应然取向,但是在现阶段的中国法治建设的复杂现状中同样也没有市场,因此必须对两种价值观念的转化进行路径研究。具体思路是,通过制度设计全面"修正"司法实践中我们一向坚持的工具性价值理念、赋予辩护人以"实质辩护权",以推动刑事诉讼价值理念向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方向转变。     

对“两个刑事证据规定”的宪法解读

两个刑事证据规定以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为指导,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体现了宪法人权保障原则及其价值理念,蕴含了权利中心主义观念,遵循了正当程序原则,有利于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规范和制约司法公权力,有效平衡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     

宪政视角下的和谐社会

作为民主与法治的统一体,宪政所蕴含的基本精神是主权在民、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从宪政的角度看,和谐社会实际上是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力、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和谐。在建构秩序化的社会和谐和落实民主、法治、人权的过程中,宪政起着重要的作用。     

契合与悖反：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之比较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在物质条件、社会秩序结构、法律文化本位、法的人性基础以及对法本身的认识等方面存在着悖反与冲突，而在刑罚的谦抑性、对权力的限制以及人权保障等方面又有相契合之处，但冲突与悖反是二者关系的主要方面。应当在现代法治理念指引下，积极探索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现代化路径，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换，以适应中国现实制度建设的要求。     

女童性权利保护之刑法价值研究

我国宪法法律保障男女平等,男女平等是人权的天然内涵。刑法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屏障,这是刑法价值的应有之意。刑法从其价值的多个层面涵盖着保护女童性权利。刑法的价值既包括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外在层面,这是刑法的形式价值;又包括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的内在层面,这是刑法的实质价值。刑法的秩序价值明确包含保护女童性权利,打击性侵女童犯罪是刑法秩序价值的重要使命。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法治的核心,保障和完善女童性权利及其安全是现代法治与人权理念的重要提倡。     

民法本位在中国民法典制定中的定位论析

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民法文化的逐渐生成孕育了对民法典的强烈需求。民法典为市民社会抵抗公权力不当侵入提供有力的武器。中国民法典当在坚持私主体权利本位的前提下。虑及社会及自然的和谐。在私主体权利本位价值取向的指导下，为中国民法典遴选原则、制度和具体规范。在民法典的总则编确认私主体权利本位性的私法自治原则，这是在民法典中实现自由价值的逻辑必然。以私主体权利本位兼顾社会的价值取向构设中国民法典体系是进化的理性的必然。中国民法典可由总则、权利、权利的保护三编构成，如此规定，不仅民法典层次清楚，逻辑了然，且与民法私主体权利本位论特别契合。     

国际人权公约：人权价值和制度的普适化

国际人权公约体现了人权价值与制度的普适化。人权普适化经过了从话语人权到国际人权的历史演变。国际人权公约蕴含的人权普遍性包括人权主体的普遍资格、人权价值的普遍信奉、人权规范的普遍适用。当今国际人权公约的理论视野与西方关于人权与社会的价值预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理论背景主要为普遍人性尊严的哲学基础、自然权利理论的智识背景、自由民主的普遍理想。     

理念与习惯:民国民法典编纂的两个要素

民国民法典的编纂,基本上是以西方理念为理论基础,受源自于古代罗马法理性精神的启发,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运行的规律,效仿了西方私法的"民商合一"体例。同时,民国民法典编纂非常重视民间习惯这一实践资源,在编纂之前进行了大规模的民商事习惯调查,充分利用经过实践检验过的本土法制资源。可以说,"中西合璧"成了民国民法典编纂的主要基调,古罗马观念影响了民国民事立法融合中西的风格,清末变法开启了民国民事立法融合中西的时代,孙中山思想奠定了民国民事立法融合中西的基础。中国当下的民法典编纂,既要借鉴和吸纳世界上先进的民法制度及理念,也应传承和弘扬中国各地优秀的风俗习惯及传统。     

数字弱势群体权利的法治化保障

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是一个国家正义性的体现,且现人权理论已发展到数字人权,对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符合权利的时代发展水平。然而,法律保障却面临缺口,若法律对数字弱势群体的保障严重滞后,不仅会反噬技术进步,也不利于社会平等。因此,我国应明确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类型,构建双重责任体系,加强法律的技术性与人文性,建立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障机制,从而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科技时代的法治社会。     

公务员权利司法救济制度初探

<公务员法>颁布实施之后,对公务员的权利救济的规定没有取得制度上的突破,备受关注的公务员权利的司法救济没有被列入法律之中,依然排除在公务员权利救济的法定途径之外,这与法治、人权的理念是相违背的.我国现有的行政救济渠道存在着很多不利于公务员权利保障的问题,构建公务员权利救济的司法救济途径是解决公务员权利救济问题的根本所在.     

应然与实然之间——关于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再思考

人权保障已成为法治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普遍确立的基础理念和司法准则，我国人权发展道路并不平坦，尤其侦查阶段存在“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等问题。为此，需要深入了解人权思想发展历程，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价值分析，以客观地理解加强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正当性。同时，充分考虑改革的现实土壤，谨慎设计相关程序规则，以确保侦查程序既充分发挥真实发现功能又最大限度地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     

论法治中国视域下法治思维的锤炼方式

在法治中国时代,法治已然跃升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法治思维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法治思维是以法律规范为基本依归的规范性思维,是以法律价值为基本导向的整全性思维,也是以法律方法为基本手段的程序性思维.法治思维不仅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也是提升国家治理...     

村规民约惩戒性条款的静态分析——以人权保障为视角

村规民约惩戒性条款是保障村规民约效力实现的必要条款,其中存在与人权相冲突的内容,这折射出了村民自治权与人权的融通和冲突.国家有义务以充分保障人权为出发点,消解村规民约惩戒性条款对人权保障的负面影响,完善国家法在规范村民自治权的运行和监控村规民约惩戒条款的设置、执行和权利救济等方面的相关制度.     

城市柔性治理的内涵、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柔性治理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是一种新的治理方式.城市柔性治理是适应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现实要求,蕴含重要的价值.将柔性理念融入城市治理实践,不仅要加强其组织和法治保障,而且要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机制,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厚植城市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