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语文课中的“德育渗透”

让“德育教育”走进学生的“心灵”,不仅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门“艺术”。而“语文”正具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从内容上看:中国自古就有“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之说,语文课文所选的“古今中外名篇佳作”,无不凝聚着人类灵魂与精神的求索,闪烁着理想与道德的光辉;从形式上看,“语文教学”本身又具有形式更丰富,形象更生动、鲜活的特点,所以在“育人”上,更是独具魅力。 叶圣陶先生指出:“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于相机诱导。”在校学生正值初涉人生、渴望求索的起点,在这一各种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你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偶像,他     

"警察"、"公安"辨

"警察"一词比"公安"一词更准确,更能体现行业特点.从概念上看,"警察"的外延比"公安"大;从语用角度看,"警察"比"公安"更有表现力;从使用范围看,"警察"比"公安"更能与国际接轨;从使用年代看,"警察"比"公安"更有历史渊源.因此,宜以"警察"一词代替"公安"一词.     

当代大学生民主观念之透视--一次关于民主的"模拟实验"

当代大学生的民主观念和认识总起来看,可做如下概括性表述民主具有合理性、平等性、参与性,可以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民主具有相对性,与专制相比它是一种好的选择;民主受物质条件的制约;民主只能做到形式公正,但形式民主也可能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因此民主也要保护少数人的利益;真正的民主需要科学化、理性化的要素参与其中.     

"汉服运动":互联网时代的种族性民族主义

汉服运动是互联网时代的种族性民族主义.从表层看,它以"恢复汉服"为现实诉求,致力于复兴传统文化;从深层看,它以汉族文化为本位宣扬汉文化的纯正性和优越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宣扬汉民族种族的纯正性和优越性.从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汉服运动不是"民族意识的回归",而是"民族意识的退化",不是所谓"文化的自觉",而是"历史的倒退".汉服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现实基础和历史根源,在其发展过程中,互联网传播的扁平化、社区化和狂欢化特征无疑起到了推渡助澜的作用.     

"枫桥经验"的协商民主意蕴

"枫桥经验"诞生50多年来虽历经曲折而依然保持强大和旺盛的生命力,并从"地方经验"上升为"国家经验",从根本上看,就在于它顺应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一般规律,体现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尤其是彰显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逻辑意蕴:它们有共同的精神内核(群众路线)、共同的功能指向(矛盾化解)、共同的过程机制(商量说理)和共同的问题关照(群众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枫桥经验"就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生动实践.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这样,"枫桥经验"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密切勾连起来,本身就能证明其强大的生命力和优势.     

“从俗”与“从推”:从施剑翘案看中西法文化冲突

虽然中国传统法律至民国法律移植之后就饱受批评,而实际上对中西法文化之间的冲突界定及成因,却没有充分的分析。以施剑翘案为切入点,从内容与形式上两种冲突看,一方面,"法从俗",传统法的"情理"即以血缘习俗为本质主导、伦理道德为表象辅助的内容来源;另一方面,"法从推",追求直接正义并从"人情"至"天理"的"推"的形式。以社会结构家庭化的特殊性来看冲突的原因,"推"的社会化与"人"的制度化,解释了形式与内容上差异之原因,并由形式推导至内容,将内容与形式相贯通。     

产权制度、所有制实现形式及二者关系

在我国所有制改革中,先后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和"产权制度"两个概念.产权制度和所有制实现形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微观上看,所有制实现形式是一种具体的产权制度;从宏观上看,产权制度决定所有制实现形式.     

论党员领导干部如何"负责任"

如何认识"负责任",应怎样负责任,如何负好责任,是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思考的问题.负责任就应勤于学习,唯有把学习作为一种党性锻炼、一种素质修养,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负责任要有求真务实之"心"、之"勇"、之"诚"和之"实",时刻把干好工作作为对党、对群众负责的使命.负责任就要与自己为敌,即与权力欲望、金钱欲望、享乐欲望、不良习惯为敌,做到"得官不欣"、"失官不恨",防微杜渐,洁身自好,喝彩声中讲忧患,成绩面前谈问题,荣誉背后看危机.     

"民企联村":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

"民企联村"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目前从发达地区的实践看,"民企联村"创造出了各具特色又扎实有效的模式。"民企联村",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形式和途径,涉及的层面比较多,需要政府、企业、商会等多方面的支持和配合。     

"五·四"精神的当代意义——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笔谈

编者按:90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具有两重意义:一是政治上的意义,它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二是文化上的意义.它是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五·四"运动的核心精神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为此,本刊特邀本院部分教师笔谈"五·四",总结历史,展望未来,以此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新世纪社会思潮对我国青年影响的特点

进入21世纪以来,改革的不断深入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巨大变化,新的社会思潮对人们特别是青年产生重要的影响,表现出新的特点:从形式看更显露时尚性;从内容上看更关注主体性;从层次上看更趋于一致性;从性质上看更具有隐蔽性的新特点。     

论宪法不是"母法"

基于"宪法调整国家方方面面的重要事情,是其他一切部门法律立法的基础"和"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其他一切部门法律立法的根据"两点理由,我国学者长期以来一直都将宪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看成是"母法"与"子法"的关系,然而,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世界各国宪法的存在形式看,这样的界定都是十分错误的。     

"政治效果"的法理学分析

"政治效果"具有独立性价值,其源于法律与政治关系的传统法学理论,是法本质的内在要求,并服务于政治文明,脱胎于"社会效果",成为进行个案利益衡量并影响法官心证的新增因素."政治效果"论与法的价值理论在终极关怀上具有一致性.法的正义、秩序和效率价值与政治统治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与政权建设的需求是吻合的.正是这种同质性,法的运行才完全没有必要也无法排斥政治因素,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政治效果"的尊重也必然就是对法律信仰的坚持.     

论《三国演义》中"火"的情结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军事题材的小说,其中战争的描写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书中写了大小战役四十余次,上百个战斗场面.在战争中,各方斗智斗勇,动用了多种手段.其中"火攻"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许多大的战役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的成败都取决于"火",诸葛亮这一传奇人物更是和"火"有着不解之缘.     

浅谈"××门"之"门"

自2008年"艳照门"以来,"××门"成为目前社会上最热的词语之一."门"的新用法起源于 "watergste(水门事件)",在使用过程中意义逐渐地泛化,适用范围逐渐地扩大,而贬义色彩一步步地减退、弱化.其频繁应用的原因既有语言学上的,也有社会学上的,其发展方向尚需时间检验.     

浅析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

对信任的研究已经成为了许多学者的热点话题.从研究方法看,如统计方法、博奕论等.从研究学科看,如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然而作为一门与人们交往频繁的年轻学科.行政学也不能忽视对政府信任的研究.虽然学界已经有人对其进行了研究,但是多数学者集中在对如何使政府让百姓"信任",而缺乏政府对百姓的信任研究.笔者对这方面进行了较肤浅的归纳分析以及论述.     

关于领导干部能"下"问题的思考

干部能上不能下是多年来困扰干部工作的一个难题.必须通过思想教育、制度创新、配套措施、社会舆论等方面协同配合,不仅实现从制度上做到"能上能下",而且从心理上、习惯上、风气上把干部"能上能下"视为正常现象.     

论"三个代表"的"核心与关键"

"三个代表"的"核心与关键"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它体现了我们党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全面理解这一"核心与关键",在理论上要搞清"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涵义,在政策上要以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准绳,在决策上要以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在实践中要以为人民做实事为出发点.践行这一"核心与关键"必须正确处理好多种关系.     

作为主体与对象的高阶人工智能刑事人格性检视

根据有无独立意志,人工智能有高低之分;根据责任大小,高阶人工智能又存在强和超强之别。就高阶人工智能是否具有犯罪主体资格而言,目前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的激烈争论。否定说从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出发,立足于实在法,缺乏深入的历史性考察和长远的前瞻性预见。如果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固有思考模式,站在未来立法完善的角度,从刑法目的这一更宏观的视角观察,无论是"自由意志",还是"刑罚适用",都无法排除高阶人工智能担当犯罪主体的资格。就犯罪对象而言,不能承认刑法需要保护"人工智能的生活利益",即使从表象上看刑法保护了"人工智能的生活利益",那也是刑法保护"人的生活利益"的投射。     

不断创新:实现"三个代表"的根本途径

江泽民同志指出:"实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实现"三个代表",不仅是一个关系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兴衰成败的重大实践问题.能否实现"三个代表",关键在于能否坚持创新,时刻保持先进性.为此,我们必须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这是"三个代表"的灵魂,也是实现"三个代表"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