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利益博弈的人口空间响应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城市人口空间相继发生变动,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下降同时局部人口密度出现反弹;近郊区人口急剧增长且分布不均衡;流动人口在中心城与郊区呈现速度不一的增长态势,表现出与西方国家一般经验模型不同的特征;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郊区化步伐存在明显差异,人口郊区化出现二元结构.在利益博弈时代,人口空间演变这一社会现象背后的实质是一系列的利益冲突与博弈过程.基于这样的认识,采取了社会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协同研究方法,时那些主导大城市人口空间演变的利益冲突与博弈机制进行了剖析,这种跨学科交叉研究对城市宏观决策有一定启示意义.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回归公共利益代表的角色,并建立恰当的利益诉求与协调机制,是引导大城市人口布局调整走出困境的出路.     

生存-融入-发展:上海远郊的外来女性群体

<正>大城市中的外来女性群体是流动人口中的特殊人群,她们对推进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有积极意义,但她们面临的生存、融入和发展的困境亦不容忽视。本文根据长期以来对上海远郊(以金山区为例)外来女性群体的跟踪调研,提出上海外来女性面临的几重困境,以及在统筹城乡发展和推进城镇化改革过程中的若干政策建议。一、基本情况和典型案例根据金山区情况统计,截至     

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储蓄率关系探讨

合理的城市规模和农民工高储蓄率的成因一直都是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基于覆盖范围较广的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了就业地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就业地的城市人口规模与农民工的储蓄率正相关;在超大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的储蓄率显著高于其他城市;超大城市农民工的储蓄率与特大城市的差距要大幅高于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差距.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探讨城市规模管控不仅可以缓解"大城市病",而且可以释放农民工的消费潜力.     

基于复合空间视角的超大城市韧性建设路径思考

面对复合型城市危机,复合空间视角可为超大城市韧性建设提供新的研究方向.以风险发生的可能场所为标准,复合空间可划分为物理、虚拟、经济、社会与规范空间.基于系统理论,通过分析国内七个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现状与困境,借鉴域外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经验可知:只有明确复合空间系统结构、充分剖析各子空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才能实现空间潜力的最优配置与整体效益最大化.研究发现,不同空间组成的"三生空间"可以基本涵盖超大城市韧性需求,未来须保障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推动生活空间宜居适度,形成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的支撑系统.     

换个思路治群租

群租,给城市公共安全带来很大风险,却又屡禁不止。但群租不是单纯的房屋租赁问题,而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高速进程中带来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是当前诸多社会管理矛盾在房屋租赁中的集中体现,其实质是流动人口的综合服务管理问题。中低端住房租赁市场供不应求群租的盛行,反映了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中低端住房租赁市场的现状。一方面,外来常住人口大量涌入。     

大城市诱惑下的“新”空巢家庭

中小城市的独生子女因上学、就业、结婚等因素而选择留在大城市后,父母仍在中小城市工作生活。对于这一现象的学术语,称之为"新"空巢家庭。与此同时,运用相关理论和结合具体案例,分析中小城市独生子女留在大城市(即"新"空巢家庭产生)的原因和这种现象对"新"空巢家庭中父母产生的影响,提出相应的对策如下:理性选择就业;常回家看看。     

城市规模、公共服务与农民工的家庭同住趋势

以往研究关注到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趋势,但并未论及不同类型城市之间家庭化趋势的差异,家庭化趋势对城镇化政策的参考意义更是缺乏讨论。通过对2014年南京大学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的家庭同住趋势越弱,但大城市与中等城市的差异并不大。同样值得重视的是,农民工的年龄越小,家庭同住趋势越强。无论是从当前大城市农民工的家庭同住趋势看,还是从年轻农民工代表的长远发展趋势看,当前政府严格控制大城市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做法,都亟待调整。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还表明,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诉求并非落户,而是以子女教育为核心内容的城市公共服务;应优先解决大城市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同时尽快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     

经济发展、城市化与人口空间分布——基于北京、东京和多伦多的比较分析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人口空间结构问题凸显.本文在京津冀城市群的视角下验证了区域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之间的相关性及人口重心转移的滞后性,并运用洛伦茨曲线对北京市人口空间均衡度和集中度进行测量,探讨了其全局和局部的人口空间关联模式,即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性加剧,流动人口强聚集圈层、弱聚集圈层、中间过渡圈层的分布特征明显.最后,结合东京都市圈和多伦多大都市区人口空间模式的历史演变,提出不同发展阶段下城市人口空间结构由线性到非线性、由"倒U型"向"M型"双峰曲线转变的特点,明确了30公里圈对大城市人口分布的重要作用.     

外国与中国大城市发展：比较与借鉴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大城市发展中有许多急待研究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大城市的空间发展与管理、大城市郊区化、大城市房地产业等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曾积累了很多经验,也有不少的教训,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配置资源,实现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四川域内流动人口为例

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达到三亿,四川域内流动人口也近两千万,人口流动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也日益突出。如何确保具有风险和社会排斥的流动人口群体获得必要的机会和资源,通过这些资源和机会,使其全面参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以及享受正常社会福利成为政府和研究部门的主要目标。四川城内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很可能与东部发达地区的社会融入问题有所不同,只有对其进行深入的实证考察,才能解释其存在的本质规律。     

尽快实现流动人口的有序化管理

为了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我们必须不断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各种消极因素。如何调动大城市中的庞大流动人口群的积极因素,克服其消极因素,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问题。     

特大城市聚居区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情绪研究——基于对北京的考察

基于对北京流动人口聚集区的一项调查数据,研究青年女性流动人口在"积极社会情绪-消极社会情绪"两个维度上的社会情绪特征状况,通过建立序次逻辑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各影响因素的效应。研究表明: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情绪受到经济水平、婚姻家庭、劳动状况、社会感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水平越高、社会感知越良好的青年流动女性越容易产生积极的社会情绪;较高的劳动强度及进入婚姻家庭则易使青年流动女性产生消极的社会情绪。整体而言,北京地区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情绪并未完全呈现消极状态,但需持续关注其积极与消极社会情绪并存的复杂社会心态特征。     

关于大城市空间扩展的几个问题

从世界城市化历史进程看,大城市优先发展的趋势非常明显,处于城镇化加速阶段的中国大城市仍将继续成长.防止大城市发展带来的问题,一要确立并贯彻有限扩展的理念;二要注重城市的内涵式增长,克服和防止城市空间的低密度蔓延;三是当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大城市原有的空间扩展模式因成本巨幅增加导致不经济时,就应适时引导各种要素向周边卫星城镇疏散,使大城市向多中心空间结构演变;四要建设大运量快速公共交通体系,为大城市的发展提供支撑;五要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功能带动城市群发展,最终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化城镇格局.     

青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社会融入成为流动人口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指标体系,具体包括经济整合、社会生活、政策接纳和文化适应等4个一级维度和11个二级指标及35个三级项目。以大样本的青年流动人口调研数据为基础,在北京市收集了覆盖全市青年流动人口的8618份有效调查问卷,应用基于模糊积分的综合评价方法计算北京市青年流动人口整体社会融入度的评价值,得出北京市青年流动人口具有"差序融入"的社会融入特征。此外,还对指标体系的特征、计算方法的优缺点进行了探讨分析。     

发达国家大城市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参与机制

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城市危机管理实践中,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良好合作,普通公民、工商企业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高度参与,已经成为一个中心的事实。本文从城市应急文化的塑造、社区应急机制、志愿者组织的应急功能和城市应急管理中的公私伙伴合作关系等几个方面,探讨了现代发达国家大城市危机管理过程中社会组织和普通公民的参与机制,试图解析西方发达国家大城市危机管理系统中的全社会型危机管理网络的具体运作机制。     

试论我国小城市发展的方向

最近数十年中,中国已形成大城市、中型城市、小城市协调发展的体系.小城市星罗棋布,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大特点.国内小城市的发展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优势产业带动型、文化资源拉动型、经济中心依托型.今后的发展方向,城市规划需要合理布局、彰显个性;城市产业需要发展优势、共同发展;公共设施需要规范有序、提升标准;旅游产业需要弘扬文化、突出特色.     

社会网络与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风险活动

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风险已引起广泛关注。本研究立足于商业性行为的嵌入性,识别出对理解男性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风险具有启发意义的社会网络——"核心应酬网",通过问卷调查数据验证了该网络与艾滋病风险及保护行为的相关性。研究表明,以两种方式测量的核心应酬网的行为规范均与男性流动人口的商业性行为和安全套使用显著相关;社会网络模型相对于个体模型显著提升了拟合优度。因而,今后的流动人口艾滋病研究和干预活动有必要推进"网络转向"。     

超大城市的基本权益型居住证：制度功能与限度

《居住证暂行条例》确立的居住证是基本权益型居住证，具有加强流动人口属地服务管理、突破户籍藩篱、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重要功能，但居住证权益负载薄弱，居住证与积分落户之间赋权断裂，居住证申领门槛偏高、程序过繁等因素，抑制了其制度功能发挥。超大城市应降低居住证申领门槛，规定流动人口持居住证即可享有基础性权益和便利，但在子女教育和居住等关键服务上，应以合法稳定就业年限为主要依据，参考其他因素，建立梯度合理的有序赋权体系。拓展居住证功能，增强其通用性，使其由“一证一能”变为“一证多能”，成为流动人口的“一证通”。     

着力提升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的协同供给——以新型城镇化为视角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主旨在于通过公共服务供给实现流动人口的"异地城镇化",其供给问题的解决必然依赖于主体、流程、资源及利益的四维协同。首先,主体协同优化路径体现在政府内及政府外两类主体的联动合作,政府内可以从合作组织、合作方式、合作拓展三方面探索联动路径,政府外联动主要是通过"政社村企"等利益相关者的分工实现合作供给。其次,流程优化的焦点在于简化供给的运行路线,一方面是以流动人口即客户为中心重新设计供给流程,从内而外突破条块分割;另一方面是依托信息技术,应用网格管理从外而内突破职能分界。再次,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给归根到底依赖于资源的配套,因此需要根据常住人口数量编制地方政府预算,将流动人口纳入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同时根据流入地吸纳流动人口的数量核算转移支付的专项资金。最后,通过利益补偿突破将流动人口视为负担的固有思维,从建立利益协调组织、设立区域合作基金、制定横向转移支付政策三方面着手打造地方政府合作链,最终实现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协同供给的目标。     

新媒体平台与“两新”组织党建

正随着社会发展,大城市产生了很多新经济、新社会组织(简称"两新"组织),它们是高新技术企业和高知人才主要集聚地。这些"两新"组织成员对通过新媒体获取信息具有天生敏感性;同时,"两新"组织在开展基层党建的实践中,具有人员难集中、时间难安排、内容碎片化、建制多样化的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根据"两新"组织的特点和工作实际,积极利用信息技术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