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CD下数字税收法律治理的框架与路径:美国范式及中国借鉴

"GAFA"规制、美法博弈、企业数字化利益渗透使各国瞩目数字经济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税法迎来百年变局.其中,数字经济税收法律关系公权与私权"一对变量"、国际与国内"两大维度"形成2+2理论矩阵并融入数字税收法律治理全生命周期.OECD双支柱以新实际联系、利润分配等规则重塑税收多边共治"公权倾向"格局;美日数字贸易协定藉由数字税禁征、条款竞合、独立例外条款体系及强权工具塑造美式"私权倾向"国际维度,TCJA借力BEAT、GILTI等建立美式"公权倾向"国内维度,二维相辅相成缔造数字税收法律治理美国范式.立足SWOT分析,中国应构建"一带一路+全球"组织协调、"遵从+风险"技术调和、"税种+内外"范式联动的数字税收法治体系和"国际一统"数字市场,妥善处理二维公私张力,打造中国特色数字税收法律治理.     

全球治理背景下国际税收秩序的挑战与变革

国际税收秩序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的国际税收秩序正面临全球化和数字化经营模式所带来的技术挑战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所带来的规则主导权挑战。G20和OECD主导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标志着传统的国际税收秩序迎来了自其形成近百年以来的首次重大变革,此次变革从应对数字经济挑战、加强各国所得税制协调、修订传统税收规则、提高税收信息透明度和完善税收争端解决机制等五个方面重塑国际税收秩序。我国须客观评估此轮国际税改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立足于我国当前兼具居住地国和来源地国双重身份这一税收地位,从国内法和税收协定两个层面完善我国的国际税收管理体系,同时积极参与和充分利用现有的双边和多边税务合作平台,发挥金砖国家税务合作机制和中国国际税收政策研究中心在国际税收秩序形成过程中的协调作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税收新秩序。     

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法治化路径

传统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不能反映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既缺乏民主性,也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必须加以改革。各国可以考虑制定《国际经济合作宪章》,确立平等及相互尊重、实现共同利益和促进合作与广泛共识的法律原则;扩大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治理,在G20机制的基础上设立具有最高权威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为蓝本建立一整套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从而实现全球经济治理的法治化。     

驯服算法:算法治理的历史展开与当代体系

算法治理是算法时代的核心议题。然而,当下算法治理的实效不彰,算法治理的理论亦分歧重重。鉴古而知今,20世纪60年代以降的算法治理史不但展现了丰富的制度实践,也为我国算法治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深邃洞见。聚焦于关键场景算法透明公平的“法律”、趋于共识的算法伦理“规范”和迈向算法可解释的“代码”,贯穿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算法治理进程。政府(法律)、社会(规范)、市场(代码)的耦合,以及工具性/自主性算法和高/低风险算法的类型化,共同塑造了理一分殊的“模块化”算法治理体系,为分类分级的算法治理奠定了稳固的理论之基。     

公域治理转向：公共治理模式的兴起

西方传统市民社会理论无法对后现代时期继续分化的社会公共领域作出有力解释。因此,须在治理背景下对市民社会理论予以重构。当社会管理创新业已成为当今我国改革的战略任务和社会共识时,坚持公权力机关主导下的传统管理模式已明显不合时宜。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时代,公共治理模式日益成为公域的必然选择,而公共治理模式尤应以软法机制为主要调整手段。     

数字平台版权集中的体系化治理研究

数字平台对版权专有许可的依赖性引发了相关市场之高集中市场结构的形成。在反垄断监管模式下所采取的“一刀切式”的政策性否定方案,存在“真问题”认知偏差和“特殊性”重视不足等问题,因而在规制效果上呈现出体系性缺失、工具性失灵和救济措施低效等局限。对数字平台版权集中的有效治理,应实现从单向度管理到多向度治理的迭代,构建契合于数字平台版权集中之“真问题”和“真情境”的体系化治理方案,即分别以版权许可体系的贯通性构造为逻辑主线和以法律规范实施的体系性联动为制度框架,塑造和搭建双科层治理结构,进一步拓展数字平台版权集中治理的应用场景,引导并促进以内容差异性为基础的数字平台商业模式持续优化,促进版权资源的有序流动和高效配置,并以较低的制度成本获取最大化的治理效能,促益于版权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的真正实现。     

全球治理理论初探

作为一种客观历史发展进程,全球治理理论是国际政治发展到新阶段的客观现实,它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民主要求与发展趋势,是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全球公民社会三方面力量在全球政治领域的博弈结果.全球治理理论也给传统政治管理模式带来了挑战,要求主权国家积极改变自己的传统角色,在全球治理中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同时造福于全人类.     

数字服务税的思考与启示

征收数字服务税是扼制国外互联网巨头企业冲击本国经济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典型国际税收单边措施.全球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及国际互联网巨头企业获取数字经济市场超额垄断利润,加之传统国际税收规则已不适应这一情况,是数字服务税产生、兴起的重要原因.如何应对数字服务税及国际税收规则的相关调整与完善,借以推进我国和全球数字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论我国数字服务税法律制度的构建

数字经济时代来临后,许多国家都出台了数字服务税,甚至在国际社会已经达成“双支柱”的初步共识后,仍有许多国家积极推进数字服务税的立法。数字服务税并不是一个新税种,而是消费税在特定数字商品上的拓展适用,虽然表面看数字服务税的开征是因为常设机构原则和独立交易原则等传统国际税制的失灵,但背后隐含的动机仍然是不同国家对税收话语权的争夺。由于数字经济模式让可归因于特定地区的利润归属认定变得与过往不同,因此相应的税制也应当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而调整。我国应当积极出台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数字服务税制度,将数字服务税作为消费税的子税目进行立法固化,同时明确其具体的税收要素,并辅之以特定条件下的加计扣除税收优惠。     

全球治理理论背景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际社会立法

国际关系学者所提出的全球治理理论中,国际非政府组织成为除国家以及政府间国际组织之外的第三者参与国际事务的管理。全球治理理论中的治理主体是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各种治理主体均能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国际非政府组织也不例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速度加快与程度加深,带来了众多的社会性议题,为解决和提高各国对这些社会性议题的关注而活跃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舞台上作用也日益显现。因此,从全球治理理论探索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社会立法中的作用以及参与途径,对国际法理论的发展也是有益的。     

论电子商务交易的流转税法律属性问题

如何确定电子商务在线交易数据化产品的流转税法律属性,是目前中外各国财税当局在电子商务税收实践中面临的共同问题,税法理论界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在我国现行流转税体制未进行结构性的改革调整的情况下,在线交易的数据化产品提供,不宜视为增值税意义上的销售货物行为,而应该区别具体情况,分别确定为营业税意义上的提供服务或转让无形财产交易。这样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体现税收中性原则和实现课税公平,也有利于我国对电子商务课征流转税的制度与未来可能形成的电子商务流转税国际协调规则的接轨。     

细事细治 ——基层网格化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与社会修复

【问题】国家治理体系的落地需要微观治理机制的完善。网格化是近些年发展出的一种重要基层治理机制。然而,谁在治理,怎样治理,治理什么?网格化治理体现了什么样的治理逻辑,又有何种后果?这些问题在文献中并没有系统答案。【方法】本文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三个角度,采取内容分析法,对广州市某区2013年1-3月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登记的2091起事件进行研究。【发现】首先,科层化精细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通过设置网格和购买网格员服务的方式,使得国家科层制组织体系延伸到比社区还要微观的基层社会领域,直接处理日常社会中的“细事”。其次,社会修复效应: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在社会的日常自我修复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改革基层以“官进民退”促进基层社会修复的一项制度安排。因此,抑制国家权力过度介入基层日常社会事务需要社会自身提升“日常社会修复”能力。【贡献】本文尝试立足基层治理内容探究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逻辑,以“治理什么”视角拓展国家治理研究视域,以“社会修复”范畴丰富“社会秩序何以可能”问题的研究范式。     

Taxing Digital Economy: A Critical View around the GloBE (Pillar Two)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proposal for tax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constitutes one of the most ambitious projects in the field of taxation and may lead to the most significant reform to international tax rules in the 20th century. Based on a two-pillar approach, Pillar Two of the proposal suggests the adoption of Global Anti-Base Erosion (GloBE) provisions that are aimed at introducing a worldwide minimum tax. In this article, a critical analysis is based that the GloBE proposal suggests that it represents a shift in the OECD policy. As compared to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BEPS), it jeopardizes the tax sovereignty of jurisdictions and it raises fundamental challenges of implementation, both in terms of amendments to domestic law and conflicts with tax treaties.     

复合治理:地方脱贫进路的一个理论解释——基于153个脱贫摘帽县的扎根研究

准确诠释精准脱贫战略实践以来的地方治理经验是一项亟待推进的研究议题。论文以153个脱贫摘帽县作为分析样本,基于扎根方法提炼“复合治理”分析性概念诠释地方脱贫经验。“复合”属性表明地方减贫过程受到多重机制共同作用而形塑出复杂叠加的治理样态,具体表现为:(1)中央政府建构“刚性时间约束”要件,为地方政府“复合治理”提供外在驱动力;(2)贫困县党委、政府调用“党政统合”形式凸显任务首位、塑造体制联动效应,它是“复合治理”的组织轴心;(3)“复合治理”实践运作依托于横向维度“利益整合”与纵向维度“政治关联”,前者表征政府与市场主体建构治理共识以形成长效治理机制,后者表征地方政府将外生性政治权威嵌入村庄场域提升治理合力。“复合治理”为精准脱贫实践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后续研究应强化对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实践的实证解读。     

Whe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eets BEPS: Reforming China's Foreign Tax Credit Rules in the New Era

Today, international taxation is at an inflection poi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ction plan on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BEPS) and enforce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 reshaping taxation rules and principles. As a crucial aspect of outbound taxation, foreign tax credit is expected to embrace the normative objectives of the new era, which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subjecting all trans-border business activities to equitable, efficient, and coordinated taxation. Currently, China’s foreign tax credit prescribes in an incompatible pattern; it lacks clear legislative intent, despite marking specific rules with archaic unilateral characters. To reform this regime, legislative principle should reflect the latest consensus on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nexus and ensure that the income derived from trans-border transactions falls under a minimum tax. Regarding specific rules, it is strongly suggested that active and passive incomes be distinguished and the equity holding threshold of obtaining indirect credit be lowered. China’s foreign tax credit reform should take an inclusive perspective,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完善我国增值税法转型改革措施的思路

增值税法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完善增值税制,促进经济发展。增值税法改革,不仅仅是一个抵扣额的问题,还涉及到增值税与营业税的协调、税收优惠政策的延续、纳税义务主体分类及其认定标准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有利于公平负税,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率,增强企业竞争能力。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国际税制竞争力的提升路径

国际税收法律制度竞争是国际税收竞争的核心,一国的国际税收竞争力从根本上取决于其税制的竞争力。近年来,各国提升国际税制竞争力的主要举措包括从全球税制向有限属地税制转型、加强税收协定中消极所得预提税税率的法律协调以及对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制度进行调整。在全球竞争的大背景下,中国应当在总结国内外国际税制改革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自身的国际税制进行系统性改革,即加快从全球税制向有限属地税制转型,完善税收协定中的消极所得条款,调整企业所得税优惠以应对支柱二规则带来的挑战。     

房产税改革正当性的五维建构

房产税改革是当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中的焦点、重点和难点,其正当性建构必须得到重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有关土地公有制和双重征税的质疑能够化解,存量房产具有可税性。房产税改革的正当性可分解为五个维度:一是征税正当,应以完善财产税制为直接目的,组织收入的功能则需经由整体性的税费结构调整来渐进地实现。二是定税正当,应以税负适度为核心,合理确定计税依据、税率及税收优惠。三是管税正当,应完善房产评估等配套制度,建立以纳税申报为主体的新型征纳模式。四是用税正当,应强化地方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形成地方财政收支健康运转的良性循环。五是程序正当,应以制定房产税法的形式推进改革,通过改革路径的法治化和可参与化来增强其民意基础。     

反跨国公司国际避税研究

提出跨国公司成功避税的原因:跨国公司内部化及内部化优势;世界各国的税收制度差异、税收优惠政策;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饥渴症等.分析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现行法律法规存在的瑕疵.阐述如何防范跨国公司国际避税并提出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