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矛盾且多元进程的全球化——对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之同质化预设的批判

在中国法学论者根据各自的立场而形成的两种截然不同且针锋相对的全球化对策当中,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关于全球化或法律全球化是一种整体化的和同质化进程的理论预设。这一共同的理论预设在本质上把全球化视为一元的、目的论的整体性规划;它将全球化或法律全球化化约成以线性发展为唯一时间观的"现代化"本身;还从一个更深的层面上表现出了一种"认知谬误",即把全球化或法律全球化与同质化本身等而视之。这一同质化的理论预设忽略和遮蔽了作为一种矛盾且多元的全球化进程。全球化不是单一化、同质化,而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单一化与多样化、国际化与本土化、一体化与碎裂化、集中化与分散化的统一。     

开放的"全球化观"与"主体性"中国的建构

立基于对中国法学近二十年"全球化论辩"的详尽分析和反思,不仅批判了中国法学论者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所持有的那种完全丢失中国自身立场或视界的封闭且被动的"全球化观",同时还阐发或建构了一种以中国"主体性"为基础的开放而非封闭的"全球化观"或"全球化图景"。这一开放的"全球化观"的建构,为中国能够以一种"主体性"的姿态积极参与对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的审查和决策提供一种认识论上的可能通道,而要真正建构中国与全球化在本体论上可能关系,我们有必要在本体论层面上引入"全球治理"的问题,并追问在全球治理框架中,中国究竟根据什么样的中国理想图景或世界理想图景去参与重构或重塑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的进程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     

认识全球化的"问题化"进路——对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理论问题的追究与开放

对全球化本身做"问题化"理论处理首先便要求对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进行分析和反思,因此在本文中,我首先把中国法学之"全球化论辩"的"四步骤套路"转换成了一种参照性背景;其次通过把"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多维度的全球化"与"法律全球化"这两个问题转变成了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进路,对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进行一般性的厘清和分析:在对中国法学两种对立的全球化论说的分析中,我批判了那种"经济主义"的全球化论说,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既依凭民族国家又脱离民族国家的社会变迁过程;同时,本文也分析了与上述两种全球化学说紧密联系的中国法学学者有关"法律全球化"争辩之"肯定"、"否定"和"折衷主义"三种观点及其背后不同的理据。     

两种法学全球化观——中国将何去何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全球化逐渐从两个向度上凸显出来。第一个向度表现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转型,第二个向度则表现为当代全球化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了各个学科的显学。尽管目前中国法学在关于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多维全球化的问题上存在争议,在赞成法律全球化还是反对法律全球化的问题上观点更是针锋相对,但是在这些争论的背后,中国法学在对全球化进行问题化处理时却存在两项共同的理论设定——全球化是一个整体化同质化的进程、全球化是一个具有客观必然性的进程;正是因为其共有这两项不自觉的理论设定,所以中国法学在认识全球化现象时实质上秉持着一种封闭的全球化观。而本文试图建构一种开放的全球化观,这种全球化观把全球化看做是一个矛盾且多元、主观且可变的进程,一个可以根据人之认识或利益或传统被建构或被重构的博弈进程,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偶然且可能是一个可逆且不确定的过程,这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全球化观。这种全球化观认为全球化是普遍化与特殊化或者单一化与多样化的统一,是整合与碎裂或者一体化和分裂化的统一,是集中化与分散化的统一,是国际化和本土化的统一,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统一。正是在这种开放的全球化观的视角下,中国将何去何从成为了一个...     

作为一种主观且可变进程的全球化——对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之客观必然性预设的批判

在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背后,还在更深的层面上隐含着另一个把全球化的趋势视作是一种客观且必然的历史进程的共同理论预设。基于全球性与全球主义高度互动的视角,这一理论预设在根本上掩盖了全球化作为一种特定的主观之物或一种特定意识形态建构之物的可能性,也使人们根本意识不到全球化或"法律全球化"实际上是一场有关"全球化"性质和方向的"话语争斗";基于中国与全球化关系框架来看,在这一理论预设下无论是顺应之策还是拒绝之策,都具有一种完全丢失中国自身立场或视界的被动特征,而完全意识不到作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进程中的任何成员——尤其是中国——积极参与重构或重塑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的可能性。     

从“神话”到“鸡汤”——论转型期中国法律信任的建构

在法律信仰之争中,法律信仰怀疑论和否定论者主张法律信仰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都不适于中国,主张法律信仰的学者更多地是过分误读了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这句话,并据此做出了不合时宜的判断,因此其所主张的法律信仰更多地是一种"神话"。相对于作为"神话"的法律信仰,法律信任是一种"鸡汤",虽然它不能治病但富有营养,有助于社会肌体的康复和法律的有效实施。法律信任"鸡汤"的熬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法律内和法律外进行"综合治理"。其中,经过由更普遍的有效参与和更加公平的法律程序、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以培养人们的乐观主义态度进而产生对法律的信任、从约束权力和反腐切入来打破法律信任不足-法律具文化这一恶性循环,是三种相对可行的路径。     

法律国际化与法律全球化辨析

法律国际化与法律全球化是一对容易被混淆的概念,需要加以精确地界定和区分。法律国际化表征的是各个国家在法律上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程度。法律国际化的基本标志和内容包括:国家法(国内法)之间的相互影响,国家间法律(国际法)的形成,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互动。法律全球化表征的是全球社会法律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法律全球化的基本标志和内容包括:世界法律的多元化,世界法律的一体化,全球治理的法治化。     

对法的国家意志性命题的辩护

<正> 对于"法是国家意志体现"这一命题,近年来,我国法学界从两方面抨击甚猛。一是批判该命题所带有的"阶级利益一元论"倾向,认为该倾向否定法律反映包括社会共同利益在内的多元利益的事实和法只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观点;一是批判该命题所导致的"唯意志论"倾向。对原有的法的国家意志性命题进行批判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这种批判要怎样进行。是完全否定和抛弃这个命题,代之以一种其它命题,如某些同志所主张的权利论或正义论命题?还是把这个命题作为一个基本事实命题保留下来,并重新加以解释,揭示出该命题所对应或描述的法的事实状况——法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法制的完备与欠缺,进而将对法的现实性考察与现实性批判结合起来?作者认为这对当前的法理学研究颇为重要。     

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家角色扮演同法律变革与发展

法律虽是社会变迁的内在需求的反映 ,但法律的生命同样受制于国家这一中介。即国家角色扮演状态与社会变迁境况共同决定着法律的变革与发展的最终形态。新世纪全球化进程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正进一步推进 ,由此也使得法律必须也必定适时地变革与发展。但变革与发展能否符合要求 ,与国家的角色的扮演间的关系是不可忽视的。为此 ,以新世纪全球化进一步推进为切入点 ,从全球化对传统国家角色的挑战、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国家角色的定位原则、全球化背景之下国家角色扮演法律变革与发展等几方面进行阐述     

法律全球化与中国诉讼法文化的构建

法律全球化作为一种不可回避的现象,对我国诉讼法文化的冲击远远超越了"中———西"范式,以及简单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两分法。本文从分析法律全球化的内涵入手,指出法律全球化并不存在西方学者所谓的中心与边缘,而是全世界各主权国家共同参与的进程。在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传统诉讼法文化所表现出的"无讼"、"重调解、轻裁判"、"重实体、轻程序"、较强的国家本位主义等特点已不合时宜。面对法律全球化的冲击与挑战,我们应当以积极的态度去研究它,对其再生利用,并从诉讼观念变革、诉讼制度建构和司法方法论研究等三个方面去重塑我国的诉讼法文化。     

全球化视野中的示范法

示范法是由学者、专家或由其组成的职业团体、学术团体草拟的法律文本,用以推荐给各法域在立法时予以借鉴或采纳,其主要作用体现于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统一化过程中。美国在国际社会立法运动中的呼吁和努力是示范法走向国际化的重要原因,全球化对国际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更多的领域强化了统一化的认识,从而给示范法的运用提供了日益广阔的空间。示范法自身处在发展完善之中,并呈现出若干发展趋势。     

Globalization as Boundary‐Blurring: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Law Firms in China's Corporate Law Market

The worldwid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firms has generated regulatory battles and workplace conflicts in advanced market economies as well as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article uses the case of China to explore the changing global–local relationship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constituting the corporate law marke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corporate law market is a process of boundary‐blurring and hybridization, by which local firms become structurally global‐looking and global firms receive localized expertise. Boundary‐blurring occurs in law firms' workplaces, in lawyers' career trajectories, and in state regulatory policies. It has produced a localized expertise that can be diffused conversely from local firms to global firms and has partially changed their relationship from collaboration to competition. Consequently, it becomes increasingly difficult for the government to make or enforce any substantive policy to clarify the market boundary between these two types of law firms.     

法律全球化：争论与出路

围绕着法律全球化问题,我国学者产生了有没有、要不要和如何进行的三重争议,由于这些争议是在没有对全球化做出前提性界定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总是陷入事实与价值两极之争的困境之中。我们引入“过程”论来理解全球化的思想,意在指出从发展路向上看全球化有不同的阶段且每个阶段都有它的内在规定性。从当下的阶段来看,全球化已经把世界联结为一个异质的整体,从性质上说这个整体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体。它们一起对法律全球化的过程、制度和理念起着规制作用。理解这种“过程”论要求我们从根本上转换现代法的精神,即促进权利范式的发展、培育新的自由理念和参与全球法律制度竞争与全球治理。     

论近代全球化浪潮中的法律发展

公元 1 5 0 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后 ,人类社会迎来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这次全球化浪潮中 ,全球范围内展现出一幅以法制现代化和全球化为内容的近代法律发展图景。1 6世纪 - 1 9世纪末的法律发展是法制现代化与全球化互动的、彼此交融的历史过程 ,是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和统一 ,是以西方国家为主要发源地、其他国家共同参与的、多样化的法律发展历史过程 ;同时 ,法制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也暴露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和历史局限性。     

法律全球化与知识产权保护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法律全球化过程中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能否全球化以及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哪些问题,是知识产权法学者值得深思的问题.认为知识产权的本质特征是知识产权法全球化的基础和前提,而知识产权法的功能和作用则是其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从区域化向全球化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则为其实现的途径.在这一过程中,基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差异,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冲突与矛盾,其主要问题表现为发展不平衡、地域性差异、利益冲突和不同的价值取向.     

论经济法的民族性与国际化

经济法是现代经济社会演进和法治发展的产物。经济法的产生既受到一国经济社会和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因而具有民族特性;同时也受到来自国家之间经济交往的影响,因而具有国际化倾向。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法的发展离不开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国内国际背景。在经济法的民族性与国际化关联互动基础上,实现二者的平衡,是我国经济法创新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