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周恩来领导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努力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在领导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过程中,周恩来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反复强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统一各地区、各部门思想;领导开展稳定金融物价和调整工商业工作,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必要条件;提出许多重要的经济思想,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出初步布局.经过艰苦努力,到1952年,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     

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的思想方法

周恩来的领导方法和思想方法有其特有内涵和鲜明特性,这清晰地反映在新中国成立后几个历史时期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的具体实践中。20世纪50年代,他在具体领导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采取辩证思维,力求两条腿走路;凝聚各方面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考虑决策的民主性,多方面听取意见。20世纪60年代前期,他在领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抓住关键环节提醒人们转变思想方法,强调回归求真务实,注重辩证思考,坚持以整体和全局观点、长远和发展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有着思想方法上的坚守,比如基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政治运动不能妨碍经济工作;基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提出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基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考,提出要坚持不懈抓经济工作,并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的思想方法,从总体上来看,就是唯物辩证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高度统一体。     

周恩来与共同纲领的制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中国历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周恩来在制定这一历史文献的过程中倾注了大量心血 ,作出过巨大贡献。他不仅主持制定和亲自起草共同纲领 ,而且还对民主人士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统战工作 ,为共同纲领制定的顺利进行 ,提供了重要保证     

周恩来与抗美援朝战争第一年——基于《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的分析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有多篇文稿涉及抗美援朝战争,清晰地展现了周恩来在抗美援朝战争决策和战争第一年中所付出的心血和重要贡献:朝鲜战争爆发后,代表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外交反应,此后又在着手开展应战准备的同时,不断通过多种外交途径与美国当局和有关方面沟通,表达赞成"和平调处"朝鲜战争的意见;领导组建东北边防军、加强东北边防的工作,为之后志愿军入朝作战作了关键准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前,代表中共中央赴苏联协商援助问题,并多次与苏方沟通,争取到了苏方的援助和支持;当1950年底联合国通过印度等13国提出的停火议案时,同毛泽东一起,在表达和平愿望的同时,识破美国以停战为幌子争取喘息之机的战略企图,作出拒绝接受停战议案的决策。     

论周恩来对我国公安工作的贡献

周恩来是我国公安工作的奠基者之一,对公安工作有重大贡献。大革命失败后,他主持我党最早的公安机构——中央特科的工作,其隐蔽战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路线对公安工作有深远的影响。全国革命基本胜利后,他十分重视公安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公安工作的纪律、原则、方法。"文革"期间,又为恢复和整顿公安机关作出不懈努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对恢复和发展工业的探索

1949-1952年,在领导和组织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过程中,周恩来坚持把工业摆在极其重要位置。根据党中央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建设的总体部署,周恩来提出这一时期的工业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为工业化准备基本条件",逐步使工业平稳有序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他主张接收改造原有厂矿企业与新建重点工业企业并行,在争取国外工业援助的同时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厉行节约来发展本国工业。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统筹资金、土地、原料、能源、人才、技术等诸多要素以支持工业生产。经过三年多的艰辛探索,新中国的工业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为巩固人民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了重要准备。     

略论周恩来的谈判艺术——以抗美援朝战争停战谈判为例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除了战场上的直接较量,关于停战谈判的斗争也进行得十分艰苦。周恩来作为当时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直接领导和指导了停战谈判工作,为推动谈判进行并取得理想结果付出了艰苦努力。他不仅承担了大量的具体工作,更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显示了高超的谈判艺术:在谈判时机的选择上,周恩来根据战场形势作出冷静清晰的判断;在谈判人选的斟酌上,周恩来选择了经验丰富的李克农,并给以原则策略和具体操作方面的指导;在谈判过程中,周恩来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对于坚持、让步、僵持、变通的策略运用匠心独具,同时又注意协调与苏、朝两方的关系,最终推动了停战协定的签字。     

建国大纲拟定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一部建国纲领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新中国的建国大纲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是一份具有国家宪法地位和作用的文件。当年，《共同纲领》的起草是筹备建国过程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周恩来亲自领导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承担了起草《共同纲领》的任务。周恩来与毛泽东动手专门为之撰写、修改、加工和完善，为《共同纲领》的出台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共同纲领》在数易其稿后提交新政协第一次大会讨论。     

周恩来:“精益求精,后来居上”北大核心CSSCI

1965年3月,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基础上再创作的电影《东方红》开始了拍摄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无论是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排还是电影《东方红》的摄制,都是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当时负责电影《东方红》摄制的同志想请他题写片名,以留纪念。4月5日,周恩来看到请他题字的报告后,欣然写下“精益求精,后来居上”这八个字。     

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如何领导克服粮食困难

由于"大跃进"开始后的瞎指挥和对粮食产量的浮夸风、高指标和高征购,再加上从1959年起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了粮食供给空前紧张的局势.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周恩来担起了领导扭转国家粮食供给紧张局势的重任,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共渡难关.他亲自指挥,统筹全局,使用国家手中的机动粮和进行地区间的调拨,为一些地区解了燃眉之急.他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积极开展调研,推动政策调整,调动农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他还从国民经济的全局考虑,综合施策,把指导城市精简工作和解决粮食困难问题结合起来.在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国家渡过了粮食难关,农业生产逐步重新进入正常发展轨道.     

“紧急措施”:周恩来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奠基

周恩来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十分关注知识分子问题,主持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制定工作。在周恩来的重视下,电子计算机研制被列入了科学规划,国家加大了对计算机学科建设的投入。随着对计算机等新技术的认识的不断深入,周恩来又感到发展计算机等技术是一项非常重要和紧急的任务,提出和确定了四项"紧急措施",大力加紧发展计算机、无线电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研究工作。"紧急措施"将新技术从科学领域扩展到工业和国防领域,使以计算机为中心的电子产业成为国家重器,保障了"两弹一星"事业的顺利进行,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周恩来与反冒进

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绕暗礁、战险阻，克服重重困难，中国奇迹般地制止了危害人民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新生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     

林默涵与周恩来的往事追忆(下)

<正>携手《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的创作在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上,林默涵不仅是领导者,而且是理论家、实干家。京剧《红灯记》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的创作,就倾注了他和周恩来的大量心血,凝聚了他们的智慧。1963年2月下旬,在上海养病的江青观看了根据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改编的沪剧《红灯记》,认为不错,随     

悼念周恩来

1976年3月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一篇关于纪念和学习雷锋的新闻稿时,将周恩来为雷锋的题词删掉;3月25日,《文汇报》发表了《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影射攻击周恩来。这两个事件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浪     

周恩来建国以来的题词(二)

上世纪50年代初,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又适逢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周恩来在这个时期的题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年他肩负责任之重。本篇内容为1951年至1952年间周恩来的有关题词。在恢复国民经济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周恩来认为兴修水利和建设铁路是工作中的重点。1952年3月,政务院公布了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合理地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同地区治水的矛盾。4月初,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开工。5月间,水利部长傅作义代表中央到荆江分洪工地慰问,把毛泽东、周恩来题词的两面锦旗送到工程指挥部。周恩来的题词是:“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四川是中国的大省,但解放前连一条铁路也没有。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定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就是成(成都)渝(重庆)铁路。周恩来亲自审查了设计方案。1951年动工,1952年6月修成,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成渝铁路全线通车时,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题词:“修建铁路,巩固国防,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1952年10月17日,天津塘沽新港举行开港典礼,次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一喜讯,并刊登了周恩来的题词:“庆祝新港开港,望继续为建港计划的完成和实施奋斗。”在经济...     

周恩来1925-1926年的民主政治实践探索

周恩来作为我党最早主持地方工作的领导人,在任职于国民政府,特别是1925至1926年任东江地区各属行政委员一职期间,就如何实施民主政治进行了具体而富有成效的实践探索。他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服务群众;改革旧的体制,创建新的民主政治组织形式和实现方式;积极发展党团组织,探索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实现途径。这些对我党的发展壮大,以及我党的政权建设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周恩来与《共同纲领》的问世

纲举而目张，法立而政行。建立新中国的诸多准备工作之一就是起草具有临时宪法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此，忙于筹备建国事宜的毛泽东与周恩来组织相关人员对《共同纲领》进行撰写，并亲自修改、加工，倾注了大量心血。     

周恩来:张春桥是叛徒

<正>1973年4月9日,已经恢复了工作的邓小平偕夫人卓琳一同到玉泉山看望在那里治病的周恩来。关于这次会面,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她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是这样记载的:     

周恩来的人民情结

<正>周恩来是我们党最早明确使用"群众路线"这一概念的领导人,他对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和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形成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早在1929年9月,在他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中不仅使用了"群众路线"的概念,而且赋予群众路线比较明确的含义,还专节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指出红军在所到地区进行筹款时,"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论及没收地主豪绅财产问题时,又提到"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这一工作方式。此后,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周恩来还提出了许多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和观点,如     

周恩来与“反冒进”

1955年底开始出现的反冒进,是围 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 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发生在中共中央高 层的一场重要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 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在探索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在经济建设速 度问题上两种指导方针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