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国家利益认知与战略选择

日益明显的气候变化趋势及其不断凸现的负面影响,使国际气候合作成为目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国际关系问题。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壮大、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在国际气候合作领域如何权衡全球利益和国家利益,如何通过综合考量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并做出理性选择,成为关乎国际、国内两个发展大局的重要课题。中国基于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在国家主权、经济效益、国家软权力等国家利益认知方面发生了重要转变,未来我国应在新的国际气候规范的框架内完善国内法律制度,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和低碳发展,加强基础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参与和引领国际气候合作与气候治理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气候合作:历程、动因与对策

随着全球气候加速变暖,国际气候合作不断深入。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工业化大国,中国参与国际气候的合作经历了从谨慎接触到全方位参与的不断深化的进程。决定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进程的动因在于中国的国家利益认知和综合国力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需要制订正确的应对对策。     

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制度生成与演化发展——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

由于人类对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之间关系以及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的充分认知，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制度得以建立和实施。由于国家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的冲突，气候合作制度的实施效果不尽人意。围绕构建合作制度谈判的轨道也因为条件的改变而发生演化。在制度演化过程中，不同国家建立并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政策，不断推进可再生新能源技术的开发与使用，同时国际及国内市场碳交易规模也在迅速扩大。这些恰恰是国际谈判的正效应。未来国际气候合作制度将在动态中寻求演变与发展。     

浅议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历程、态度及动因

国际气候合作原本起源于学术界的"科学共识",但随着气候领域权力和利益博弈的深入,泛政治化现象日趋严重。作为国际气候合作的重要参与方,中国在气候问题科学主导阶段、《公约》谈判及生效阶段、《京都议定书》谈判及生效阶段以及后京都气候谈判阶段等不同历史时期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中国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却并非始终如一,而是态度迥异。无论是懵懂积极、积极被动,抑或谨慎保守、积极务实,都是同期中国对气候问题及自身利益综合判断作出的现实选择。     

北极安全新态势与中国北极安全利益维护

随着北极地区的变化,北极安全呈现新的态势。非传统安全因素的作用日益凸显,北极各国在北极地区军事部署不断增强、各国在北极安全问题上存在不同的利益主张、气候和环境合作需求空前加强以及北极安全合作等问题日益全球化。作为北极的重要利益攸关方,中国在北极地区享有广泛的能源安全、生态安全与国家安全等安全利益。中国需要从国家层面战略制定与实施、机制构建、国际合作和国内科研水平提升等多方面去维护中国的北极安全利益。     

实施《规划》要打好东盟牌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作为国家层面的综合改革试验区,与国内其他综合改革实验区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战略定位是建设成为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这个战略定位是基于推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及进一步实地施西部大开发的国家战略考虑。可以肯定地说,近年来,广西在国家战略格局中地位不断提升,今天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被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完全得益于广西作为中国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与东盟经济圈的接合部,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在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及促进国内区域合作和国际次区域合作中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     

秩序转型、霸权式微与全球气候政治: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与领导缺失的根源?

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根源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冷战结束以来持续不断的国际秩序深刻转型,直接的根源是美国霸权的式微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而引发的全球经济结构的变迁与重构。宏观层面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体系出现的持续权力流散与全球治理本身的去中心化特征,与全球气候治理之间存在持续的张力;中观层面上,中美欧三边互动与气候治理需要的国际合作之间存在持续的张力;微观层面上,中美欧各自国情与全球气候治理之间存在张力。这是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的直接根源。应对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需要霸权国和新兴大国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真正从全人类利益出发,构建利益汇合点,形成利益共同体,带领各国走绿色发展道路,实现各国的自我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之间的共赢。     

国际气候合作中的非合作性博弈困境及其超越

以囚徒困境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非合作博弈是困扰国际气候谈判进展缓慢的关键障碍,其原因就在于各国(国家集团)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个体利益诉求与国际社会的集体利益诉求之间存在冲突。如果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协调上失败,极有可能导致集体理性的失控,最终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气候系统崩溃。因此,探讨非合作博弈困境的内部机理并寻求其破解途径,就成为解决国际气候谈判困境的关键。     

中英两国深度合作前景广阔

在多边交往中,两国可以深度交流和全方位合作,共同推进国际协定及国际规则,包括国际投资、共同发展、市场秩序、公平竞争、全球气候、碳排放等人类关注的共性问题。英国与中国有着深刻复杂的联系,双边经贸往来历史悠久。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并成为世界强国。     

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四大关系性原因

中国坚持把国际合作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根本方式。国际合作其实是国家间互惠互利的过程,就中国而言,参与和加强国际合作应当注重四大关系,这四大关系分别为需求关系、能力格局、合法地位和亲缘程度。笔者认为,正是这四大关系性原因决定了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互惠的所有可能。     

政治学视角下的国际气候合作与中国气候外交新对策

国际气候问题已经日趋政治化,碳减排正成为各大国政治与外交博弈的新场域。基于理性主义计算的国家并非没有国际气候合作的可能,但碳减排收益成本计算的困难使得国家的合作行动变得迟缓。当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气候合作谈判上有着针锋相对的立场,气候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之争。随着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中国在气候外交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急需创新思路,提出气候外交新对策。     

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机遇、挑战及策略研究——基于国际气候合作的背景

当前国际气候合作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影响巨大。在低碳经济发展政治、交易与环境方面我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均存在机遇,但也存在不容乐观的温室气体排放规模、迫在眉睫的经济技术需求、相对落后的社会观念制约、日益严峻的国际政治压力等挑战。我国应采取体现温室气体减排中的大国责任、限制高耗能产业与加强新能源技术开发、通过政府政策与公众互动提高环保观念、团结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低碳经济等策略应对亟需解决的国际气候合作问题。     

试论区域经济合作下的地方政府职能重组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拓展,已成为提高区域及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途径。较之区域经济的发展,我国地方管理方式改革明显滞后,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如何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已成为区域合作顺利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危机及中国的应对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加强了国际社会各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从而使得全球性风险系数加大.新的时代背景呼唤新的安全理念,为了有效地应对危机的挑战,国际社会成员间的合作与沟通显得尤为重要.处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中国,需要增强危机意识,在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的同时,尽快完善我国应对危机的制度建设和法律建设,提高危机应对能力,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国际合作研究丛书"简介

由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国际事务研究所程又中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和“211工程”建设课题“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际合作”目前顺利结项,所出版的一套“国际合作研究”系列丛书于2006年11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本套丛书旨在解析当代国际合作的理论问题和中国当前参与国际合作的实践问题。人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国际合作,世界各国只有在互利合作中才能实现共同发展。过去和当前存在于国际关系中的合作现象,早就受到国外学术界的关注,井得到国际关系主要学派的不同解释。在理论上,功能主义、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都提出了各自的国际合作理论。这些理论大体上涉及对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否可能和如何实现、国家之间开展合作的障碍足什么、国家愿意合作的目的定什么、国家之间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实现合作、何种条件对于成功实现国际合作最具决定性意义等问题的不同回答。在实践中,进入21世纪,全球化使中国和世界发展所依赖的国际合作处于一个新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个阶段上的国际合作,无论是参与合作的主体、有利于合作的条件,还是合作的领域和范围、合作的影响和意义,等等,都不是现有的理论所能充分解释得了的。为了全面了解新的国际合作现象,具体分析国际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准确把握国际合作的发展趋势,同时认真思考中国正在从事的各种国际合作,我们不仅必须放眼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合作,对国际合作做整体的调研尤其是基本的理论思考,还必须就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里的中国与外国、外国集团和国际组织所开展的国际合作做历史和现状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创新思路,为拓展和深化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国际合作寻求因应之策。在丛书之一《国际合作理论批判与建构》,作者宋秀琚博士对西方国际合作理论进行了批判,分析了它们在本体论和方法论方面存在的不足,认为受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的制约,这些理论反映的主要是大国强国的自身利益,并不具有普遍性。为尝试建构一种新的国际合作理论,作者提出了三个理论假设第一,国际关系就是国家能力间的关系,国家能力的分布格局决定了国际关系的总体态势。在国际关系中,国家的直接目标是通过各种方式或弥补或增强自己的能力,国家能力趋同和能力自主是国家     

中国海外利益管理的新视角

海外利益是新时期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互利合作的成果,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化带来的成果。海外利益的保护对政府的管理机制和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护和发展海外利益,中国需要与国际社会合作,走互利共生、共同发展的道路。维护海外利益的成长性和持续性要着眼长远,包括增强利益的包容性,将共生的利益制度化,培育与各国的社会联系强度,以及扩大与各国和国际社会的观念共识。     

环境正义视域下的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兼论“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发展低碳经济,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高碳特征向低碳特征转变是中国应对环境问题和发展问题的正确选择。但是,基于中国目前的高碳经济体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轻易过渡到低碳体系,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减排的双赢,实现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的兼顾。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的大国,我们的立场是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同时,积极参加和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承担起与自己的历史责任和现实能力相适应的环境责任和义务。     

紧紧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主动权——不能让“新冷战”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始终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之所在。重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是"新冷战"趋势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要求。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统筹国内国际两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建立新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理论与政策,已成为"新冷战"趋势下中国国家安全关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与发展方向。     

印度社会保障国际合作的实践及其启示

作为印度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国际合作有助于促进劳动力境外就业的长远发展。从2004年开始成为印度政府全力推动的一项重点外交工作。本文介绍了印度社会保障国际合作方面的经验与成功做法,即通过利用国内的投资合作机会和社会保障法规的调整,印度政府成功地与多个国家签订了社会保障双边合作协议。研究认为,社会保障国际合作不仅能够保障境外就业劳动者的基本权益,而且可以提升印度跨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拓宽劳动力境外就业的空间,维护好本国的国家利益。印度推进社会保障国际合作的实践经验值得我国去深入研究和借鉴。     

国际气候合作与可持续发展

气候变化是关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重大问题,其根本解决途径是以可持续发展观为共同的思想基础的国际气候合作.可持续发展观是人类发展模式的一次革命性转变,它的目标是追求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观一方面为国际气候合作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国际气候合作对其原则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