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哨

写总结之“秘方”山西张国栋岁末年终时节，写些总结是不可少的。有的人苦于不得要领，写的总结不被领导“相中”，甚至为此丢掉饭碗。据鄙人多年研究，深感诸如《应用文大全》之类书籍上有关总结写法的“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等教导颇不实用，故而开数方于此，以济时...     

“留余”有感

在《说文解字》中，“留”是“止”的意思，“余”是“丰饶”的意思，“留余”的本义是“止于丰饶处”，其弓I申含义即凡事都要有度，留有余地，适可而止。它最早出自南宋士人王伯大的《四留铭》：“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因镌刻在河南巩义康百万庄园留余匾上而广为人知。在元明清代仍被世人奉为施政、修身、教子、营商的圭臬，由此足见“留余”思想影响之深。     

貌丑何过?

左思是我国历史上的名人。他写的《三都赋》,被富豪之家争相传写,一时洛阳为之纸贵。被誉为“文章冠世”、“一代之绝”的陆机,也曾想写这篇赋的,听说左思要写,抚掌讥笑,很不以为然地说:“他若能写成,我就把酒坛子倒翻了。”待看过左文,他叹服不已,自忖已不可超过,也就辍笔作罢了。 这个故事见于《晋书·左思传》。《晋书》说左思“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就是说,精于辞章的这位大手笔,面貌丑陋,言语迟滞     

“探佚”宜慎

“红学”成为“显学”后,“探佚”之学亦随之兴旺,故而在《干校六记.小引》中,钱钟书先生以“在收藏家、古董贩和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今天,发现大小作家们并未写过的未刊稿已成为文学研究里发展特快的新行业了”刺之。“无中生有”,或曰“作伪”,是为“探     

历史上的文字狱

清道光五年（1825年）冬，龚自珍写了一首《咏史》诗，其中有一句“避席畏闻文字狱”。大意是，友朋聚会，本可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但席间有人谈到文字狱，因不忍听、不敢听，只好退席，落荒而逃。     

亵渎与按语

《瞭望》34期刊登了吴颖同志的《写在何樊论争之后》。作者一面批评别人有“代经典作家立言”的“圣人之徒”的味道,一面却又以经典作家代表的身份慷慨地作出了“不伯批评也不怕亵渎”的承诺;一面批评别的编辑在别人的文章上加按语,一面却又以有权将与其意见相左的文稿“退回”自诩。 经典作家不怕批评,而且欢迎批评,大概有据可查。“不怕亵渎”,不知曾出于那位经典作家之口,因此,我斗胆武断,是《论争之后》作者的“代言”,是作者在宣告对经典作家可以任意加以亵渎,无需     

老舍的死与他的婚外恋

曾经写过一篇短文，题目是《也说知识分子的妻子》，其中谈及“老舍之死”。当时我是这样写的：     

大事难事看担当

《后汉书》记载，汉永初四年，因西羌叛乱数年，朝廷压力大，大将军邓鹭提出放弃凉州，遭到大臣卢诩坚决反对。卢诩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职也。”寥寥数语，充分体现了卢诩遇事勇于担当、遇难毫不退缩的崇高境界。     

警惕“精神贿赂”

据史载，唐朝开元年间，广州文人范知璇屡试不第，做官无门，却名利之心不死。宰相宋璨因犯颜直谏被贬为广州都督后。忧国忧民，为百姓大办好事，政绩卓著，口碑甚佳。朝廷征调宋公再次入阁为相时，百姓哭留不住，集资为其修建“遗爱碑”。于是，范知璇抓住天赐良机，摇动生花妙笔，写了一篇《良宰论》献给宋公。此文闻一增十，见百益千，阿谀奉承，令人不忍卒读。对于某些地方官来说，遇上这等事，定是欣喜若狂，大彰功德，但宋琛看到个中有股不正之风，大笔一挥批曰：“文涉谄谀。作者若为文章高手，可参加考试，不必来这一套。”     

要“勇敢”也要“勇于不敢”

孔子在与子路论及何人能当统帅时，提出了一个精辟的”一观点：此人不仅勇敢，而且还勇于不敢。孔子的“勇敢”与“勇于不敢”，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它们看似矛盾，其实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勇敢不是不察情势，莽撞蛮干；勇于不敢也不是唯唯喏喏，患得患失。勇敢需要勇气和魄力，同样，勇于不敢也需要大智大勇，需要胆识，两者互为对方题中之义。不勇敢不可能做到勇于不敢，做不到勇于不敢同样也是卑怯的表现。勇敢与勇于不敢只有结合起来才是全面的，才不会失之偏颇。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也必须做到既要勇敢，又要勇于不敢。在工…     

亦公亦廉 为政之要——读古代“官箴”的思考

笔者出差西安市,偷闲参观碑林博物馆时,幸遇一古代“官箴”石刻原物,上书:“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是一段广为流传的名言,于此见到出处,颇多感触,乃欣然购得石刻拓片,聊作珍藏。 古往今来,阐述为政之道的文章、书籍汗牛充栋,而这则“官箴”名言阐述为官从政之道,却言简意赅,一言以蔽之;一个“廉”字,一个“公”字。而且强调,做到这两个字,比“严”、“能”等其他方面都更重要、更可贵。这段话虽然出自古代封建官吏之口,虽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仍可以给当今的从政者以勉励和告诫。     

爱记仇的乾隆

乾隆皇帝一向好大喜功，气量却并不宏伟。1743年，清廷设“阳城马周”科挑取直士（马周为唐朝监察御史，以敢于直谏闻名），此举本为博“善于纳谏”之誉，不料一向以戆直闻名的江南名士杭世骏提出，大清一统多年，朝廷用人当不分满汉，满洲才俊虽多，但比起汉人不过十之三四,天下巡抚满汉各半，各省总督却无一汉人，这未免重满轻汉，难道汉人就无一人堪任总督？     

声形兼具石钟山

鄱阳湖口的石钟山究竟以‘声”’为名还是以“形”为名，历来众说纷坛。最早的出处是汉代桑饮写的《水经》一书：“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北魏的哪道元在他的《水经注》中认为：石钟山“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响如洪钟，因受其称。”提出了“水石相搏”之说。唐代李渤到石钟山实地考察后，发现水中有两块巨石，用手扣之，俊明有声，当大浪冲击巨石时，便有‘当当”的钟声发出。他提出了“击石有声”之说。宋代苏东坡与他的长子苏迈，在一个星明月朗之夜，泛舟来到石钟山下，得知钟声发自临水的石壁洞孔和缝隙，于是写下了传世之…     

大明灭亡和晋商有关

晋商的发迹始于明朝建国之初。明朝建国后，国防的重点在北方，主要是防止蒙古人卷土重来。朱家王朝在北方边境部署了上百万的军队，这就需要大量的军需物质。为了解决军队的物质需要，朝廷以“盐引”为酬谢，鼓励商人把粮食草料运输到边塞，这就是明朝的“开中制”。     

说“镜子”

镜子，相传为黄帝所造。《轩辕内经》云：“帝会王母子王屋山，铸镜十二，随月用之，此镜之始也。”古人造镜，用途大致有三：一是装饰之用；二是穿戴梳洗之用；三是避邪之用。古人视镜为一种灵物，有助长正气，驱散邪气，保护身家平安的功能。葛洪在《抱朴子》中云：“万物之老者，其精能托人形惑人，唯不能易镜中之形，故道士入山，以明镜径九寸以上者背之，则邪魁不敢近，自见其形，必反却走转。镜对之视，有踵者山神，无踵者老魅也。”古代医学，对镜的神秘功能也极为推崇。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镜的解释为：“镜乃金水之精，内明外…     

说“导向”

凡事或人的转变,倘若变化太快,反盖太大,人们就会置疑,问其所以然。隋唐之间,裴矩前为佞臣后变诤臣,就令人颇有多感。 隋炀帝时,黄门侍郎裴矩,以谄庚邀幸得宠,进位银青当禄大夫,参与朝廷机密。炀帝曾当众称赞斐:“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末发之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尽心,孰能若是!”(《资治通鉴》)5649页)。 同是裴矩,朝代变更,唐太宗当政后,却判若两人,成了敢犯颜     

论《诗经·国风》的意境美

根据有关意境的理论论述。结合《诗经·国风》中的有关诗篇来探讨风诗中的意境美。优美的意境主要是以“以实写虚、虚实结合”，“以景写情、情景交融”，“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等手法创造出来的。这些写作技巧和经验对当今的文艺创作仍有借鉴意义和启迪作用，值得探讨和研究。     

一本《水浒》两个宋江——续歪批《水浒》

《水》学中有“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称七十一回本《水浒》的宋江是“打着红旗的造反英雄”,而百回(或百二十回)本《水浒》的宋江则是“叛徒、特务、战犯‘三合一’的奇丑”。金圣叹砍掉后几十回竟化腐朽为神奇至此,可谓点铁成金之魔术师。此论之伟大,自不待言。本歪批望尘莫及,只配拾其余唾,创“一本《水浒》、两个宋江”说。老牧以为,七十一回本也好,百回本也好,百二十回本也好,虽小异实大同,都写的一身而二任焉的宋江。     

请勿嬉游误政

工间休息,甩几把“老K”,(扑克),不失为紧张工作之余的调剂。但某些机关“甩”风之盛,大有不理“朝政”之虞,这就颇有可议之处了。 倘论玩得潇洒,今人是远逊于古人的。明代冯梦龙赞一县吏之会玩,很见水平:“书画金石以清其玩,吟讽讴歌以畅其怀,花木竹石以写其趣。”这样的“玩”,虽说     

“责任制”虚设

近年来,各方面都在竞相建立责任制,这对严格管理,强化责任,搞好各方面工作,很有好处。但也有一些“责任制”,形同虚设,并没有真正落实。其表现:一曰形式主义。一些部门单位迫于形势,随大流,照猫画虎,虚拟几条“责任制”,写在纸上,讲在嘴上,喊在会上,搞搞花架子,却并没有真正落实。二曰官僚主义。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单位,虽然建立了责任制,却是大而化之,缺乏实实在在的措施和扎扎实实的工作,疏于领导,怠于管理,懈于督查,使责任制徒有其名。三曰好人主义。一些部门单位虽然建立了责任制,却怕得罪人,不敢严抓细管,不敢批评不良倾向,不敢追究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