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质量的实践路径探析

党的组织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体现,严密组织体系、凝聚组织能力是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需要。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中,作为政党结构与制度运行的重要基石,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不断提升其组织力质量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然而,伴随社会风险的上升以及各种社会矛盾的日益凸显,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价值原则与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愿景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偏离,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对发挥组织凝聚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战略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为切入口,梳理乡村治理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内在逻辑理路,聚焦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四个要素,以组织优势不断推动乡村振兴与治理创新。     

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评估与提升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治理是重要基础。社会治理能力作为反映"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现状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测度指标,极为重要。在此背景下,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及其评估逐渐成为学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立足于新时代我国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在借鉴迈克尔·波特"五力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评估模型,通过对18个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评估,揭示其社会治理能力不足的成因,提出我国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径。     

新时代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与农民政治生活幸福感提升联动关系探微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治理现代化相对忽视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民治理作用的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承担着"领导者"角色,农民则扮演着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者"和"享有者"的双重角色。推进乡村振兴和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充分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振兴和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积极性。以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与农民政治生活幸福感提升的耦合联动为路径,在新时代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情境下更具有实践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为此,必须全面提升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质量,完善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公正性共享机制,塑造农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良好环境,激发农民参与村务共治的兴趣,在合力推进乡村振兴和农村治理现代化中共进共生。     

乡村“治理有效”的意蕴与考量

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乡村"治理有效"内涵着对治理主体、治理决策、实施执行与治理效果的较高要求。乡村治理的效度考量,需要从厚植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促进乡村发展、解决乡村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及治理资源的"投入"与治理"产出"等多面相衡量。当前实践中提升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就要从乡村组织振兴、治理主体良性互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注重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等方面下好功夫。     

善治视阈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现代化治理能力提升探论

现代化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善治的必由之路,对于党的农村基层组织而言,则要求必须努力提升其现代化治理能力。针对村级党支部人才刚需与乡村“空心化”、村级党员干部权威稀释、村级党组织资源禀赋控制与规则化治理方式的缺配等不适应现代化要求的困境,从以科学、智能、优化、迅捷、融合等为主题的现代性内容出发,综合审视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问题,结合乡村急剧变迁的实际,可在治理主体力量、治理执行力度、治理效能落实层面“增力”“赋权”和“提能”,切实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以实现乡村治理的战略性目标。     

影响和制约乡镇政府行为的变量因素及其规制路径

乡镇政权扮演着国家利益的代理人和谋求自身利益的行动者的双重角色。自利性的冲动使得乡镇政府行为出现明显的选择性。在逐利性冲动与制度性约束之下,乡镇政府行为选择既受到包括乡镇政府的行政理念、行政目标取向、行为动机、行政能力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包括乡镇政府的体制机制、财政资源、乡村制度环境、传统乡土文化以及乡村社会的潜规则等客观因素的制约。要使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必须调适和规制乡镇政府行为。现实可行的路径应该是通过制度、文化与主体的多维建构来推进,即革新现行县乡体制,优化乡村制度环境;加快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建设现代治理型政府;化育现代农民,树立社会主义乡村新风。     

乡村治理视角下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由向内与向外的组织力构成,关乎乡村治理的推进,应受到高度重视。这种组织力的提升既有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生存与建设的内在驱动,也有所在区域治理与发展的外在驱动。置身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应主动适应乡村治理的新趋势,回应乡村治理对新时代政党自身建设的诉求,以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建伟大工程建设为着力点,提升向内的组织力;回应乡村治理对所在区域治理各层面的要求,以治理内容的完善、治理主体的调动和治理形式的创新整合为重点,提升向外的组织力。通过这些可能的措施,方能更好地推进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更好地助力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与农村改革开放的再出发。     

现代性构建中的乡村技术治理演化逻辑

技术的深度嵌入是传统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区别之一，技术化也是现代性构建的重要内容。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乡村治理需求、治理组织能力、可用治理资源充裕度的变化，技术日渐深入地影响着治理格局并逐渐嵌入其中。目前，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技术运用在民主活动和内生性公共事务管理中仍显不足，但是在社会流动性增加和有效治理需求增加的背景下，乡村治理组织对技术的综合运用能力正在提升，技术治理将超越政策执行过程，成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要件。     

新时代提高社区治理能力应着力加强党的领导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提高社区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基。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省调研基层社会治理时指出,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现阶段,我国基层社会事务具有广泛性、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让党的领导在社区治理中落地生根,既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区治理体系,更需要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主体,领导社区多方主体共同发力,大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面对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运行中存在的管理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整体治理能力与基层群众综合性需求契合度不够、治理的现实基础和保障机制不够完善等新问题新挑战,要健全农村组织体系,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政治保障;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支撑保障;增强社会治理主体合力,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体系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演变探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经历了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到"全面发展"这一具体化演变,这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贵在落实,崇尚实干"的执政理念高度吻合。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仍然是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改革开放初,强调妇女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而对妇女自身的发展较为忽视,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召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标志主题的第一次变化;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主题讲话标志着主题的第二次变化。     

对社区体制存续成因的解析——基于物、关系和观念的分析逻辑

社区结构是行为主体为满足居民需求而选择的获取和利用资源的方式及由此形成的相互关系。物质资源对行为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主体观念对相互关系的能动作用共同改变着社区的结构,透过物、关系和观念审视社区结构生成和演变所揭示出的内在的规律和发展的逻辑,为解释当前社区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党纪严格性的边界研究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实质是“党纪”严于国法,即“纪严于法”。党纪的严格性应有一定边界。其本质上是党员特殊身份与公民普遍身份何者为先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念与执政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如何协调的问题,是党内法规“姓党”与“属法”如何同时体现的问题。依此,党纪之严,涉及党员基本权利时应与宪法法律相协调,对党员设置更高标准时应根据不同主体分别设计,约束党员内心活动时应配套执纪细则。同时,党纪应限缩绝对服从事项,保障党员权利,并根据党纪的不同类别具体决定党纪“行为模式”的抽象程度,确保其一定程度的明确性和可预期性。     

乡村振兴中基层领导干部短板问题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的原则,这对新时代基层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基层领导干部存在着责任感(是否愿意干实事)和领导力(是否有能力干实事)两大方面的短板,解决这些短板刻不容缓。为此,在完善基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面,要选拔高素质人才,引进高水平人才。在健全基层领导干部管理方面,要加强学习培训,提升领导干部素养;完善激励机制,形成物质精神双重关怀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形成全方位监督体系。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东方大国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且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二代领导集体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把改革引向政治领域,开辟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试论执政党的力量之源

作为执政党,必然有力量。究其实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来自于自身力量,来自于人民力量,来自于国际力量。深入探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对于进一步增强执政党的力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世界现状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

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四处兜售其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与稳定,而是动荡与不安。从当今世界发展现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出发,阐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以及对世界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关于领导干部综合能力培育的对策思考

领导干部只有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提高学习能力、驾驭市场经济能力、依法执政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才能培育其综合能力,才能肩负起领导责任,才能当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的要求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０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从实践“三个代表”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时代要求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深刻阐述了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辩证统一性,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又鲜明地反映了时代进步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要求,为推进新世纪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导。     

污染环境罪主观方面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了重大修改,罪名也变为污染环境罪.一般认为,修改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过失犯罪,但对于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是故意还是过失犯罪,理论上颇有争议,存有过失说、双重罪过形式说及故意说等观点.但过失说及双重罪过形式说均不能正确反映本罪修改的实质意义,不利于正确认定污染环境罪,不利于有效打击污染环境的行为,因而不足取.无论从文理的角度,还是从论理的角度,污染环境罪都应当是故意犯罪.将污染环境罪解释为故意犯罪,有利于惩治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