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婚姻法>解释三》中夫妻财产归属问题

2011年8月13日起,《婚姻法》最新司法解释开始正式实施。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对不动产归属的问题的规定,主要涉及夫妻一方婚前贷款购买房产的归属问题和父母赠与其子女房产的归属问题。这些规定满足了司法实践中的现实需要,明确了不动产的归属,使婚姻双方对离婚后财产的归属具有更加明晰的预期,也提高了法律的可操作性。     

夫妻财产争议与离婚案件拆分审判探析

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在裁判离婚诉讼时排斥夫妻财产争议而告知当事人"另行处理"的新现象。将离婚争议与因离婚引发的财产争议分案审理,在法律上既无明显不妥,又有利于快捷、公平地解决当事人的争议。但是,离婚案件的拆分审理,是离婚司法程序的较大改革,有必要对拆分依据、拆分标准、审判管辖等相关问题提出明确规范,并通过相应法律完善予以统一。     

离婚未成时已履行分割财产协议的法律效力

【裁判要旨】婚姻当事人为离婚达成的协议是一种要式协议,即当事人达成离婚合意,在协议上签名才能使离婚协议生效。双方当事人对财产的处理以达成离婚为前提,虽然已经履行了财产权利的变更手续,但因离婚的前提条件不成立而没有生效,已经变更权利人的财产仍属于夫妻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     

论公平原则在我国离婚财产分割中的适用

我国婚姻法规定了夫妻离婚时进行财产分割的四项原则,即照顾原则、补偿原则、赔偿原则和帮助原则。这四项原则虽然考虑了对子女和妇女利益的保护,但其对离婚中弱者利益的保护具有不周全性,因此,在进行离婚财产分割时适用公平原则很有必要。适用公平原则时应考虑确定财产性质、评估婚姻财产等因素,以切实保护离婚时处于弱势地位一方的合法权益。     

莫君飞诉李考兴离婚纠纷案

【裁判摘要】婚姻当事人之间为离婚达成的协议是一种要式协议。即双方当事人达成离婚合意，并在协议上签名才能使离婚协议生效。双方当事人对财产的处理是以达成离婚为前提，虽然已经履行了财产权利的变更手续．但因离婚的前提条件不成立而没有生效．已经变更权利人的财产仍属于夫妻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     

浅谈离婚案件中的财产保全措施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进行财产分割时,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棘手问题,离婚当事人中的一方指责另一方或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损毁、转移、隐匿属于夫妻共同所有的财物,如金器、存款、衣物、家具等,要求人民法院调查核实,并判明归属。由于缺乏必要的财产保全措施,当事人提供的     

婚姻关系存续前后还贷的房屋所有权归属、补偿范围探析——《婚姻法解释(三)》第十条评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①第十条对婚前贷款购房,婚后使用夫妻共同财产偿还银行贷款的离婚案件中,不动产所有权在离婚后的归属做了规定。只是,规定的文义总是直接面向纠纷的处理结论,对于规定所隐含规范的权利模型即规则的实质内容,则需要学理予以阐释。文章立足于传统民法学理论对婚姻存续期间不动产所有权归属、对一方婚后以配偶名义偿还贷款所产生的财产法效果予以充分分析,从而间接地说明了婚姻存续期间一方处置个人名下贷款所购不动产是否构成"无权处分",一方用夫妻共同财产清偿另一方名下购房贷款的法律效果,以及对应的补偿请求权范围等问题。     

论离婚关系中的人身保险问题

婚姻中的人身保险具有特殊性.离婚应妥善处理婚姻关系中的人身保险问题.以夫妻共有财产投保的人身保险单上的权利应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离婚时在保险现金价值范围内予以析产和分割.离婚导致夫妻人身关系的终结,彼此不再具有法定保险利益,但不必然影响原设定的配偶受益权.被保险人应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变更原受益人或重新指定新受益人,原配偶才依法丧失受益权.同时,为保护被保险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利益,应限制夫妻一方用共有财产购买人身保险时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     

民法典背景下夫妻约定财产制探析

<正>现实中，财产分割特别是房产分割成为了离婚纠纷的主要争议内容。如果夫妻双方未约定财产归属，离婚时所涉财产由夫妻双方平均分配，这样的处理方式往往让购房出资较多的一方心理失衡，不利于矛盾的化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因为房产购置时如何出资而引发的家庭矛盾占比不低，甚至产生离婚纠纷。男女双方在婚前或婚后协议约定财产的归属，即夫妻约定财产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以上争议，有利于家庭和谐与夫妻关系的稳定。     

浅述婚姻财产约定公证

我处自1995年3月6日开始办理婚姻财产约定公证事项，得到有识之士和绝大多数新婚夫妻、再婚夫妻的认可，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但是，也有少数人不甚理解，认为办理婚姻财产约定公证，是刚结婚就为离婚作打算。晦气！辩证唯物主义者，毫不掩饰地说，婚姻财产约定，确有涉及离婚时的财产归属、分割的意义，但是，远远不尽如此。一、婚姻财产约定及其公证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下称《婚姻法》啤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所谓“所得”，是指诚实劳动、合法经…     

论夫妻一方婚前财产于婚后所生利益的归属

夫妻一方婚前财产于婚后所生利益的归属历来较有争议。本文首先将这些利益划分为孳息、投资收益和增值三个种类;然后对国内学者的不同观点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确定其归属的一般规则和补充规则:一般规则是如果婚后利益的产生体现对方协力则作为共同财产,否则仍为个人财产;补充规则是如果一方仅以婚前财产所生利益为唯一收入来源,则将其中一部分视为共同财产;最后提出完善我国婚姻立法的条文设计方案。     

关于我国结婚条件构成的法律思考

结婚条件是结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婚姻法中结婚条件更多地强调了社会利益的实现,个人权利保护不够充分。在个人权利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我国结婚条件构成的不足愈加显现,主要表现为法律规定态度上的犹疑和贯彻实施过程中的障碍。关注婚姻的特殊性,从实质意义上实现对个人权利的充分保护,达到社会利益和个人权利充分实现的平衡,细化结婚条件,将是解决许多难以解决的婚姻家庭领域问题的关键。     

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两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当代国际分工具有两重性，由此决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具有两面性，我们应该辨证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视经济全球化两方面的作用，找准自己在世界分工中的位置，一方面，我们在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进一步加大经济开放的力度，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化中获得的经济利益是不平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往往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害。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要做到在参与经济全球化时趋利避害，必须采取正确的开放战略，正确处理保护和开放的关系。     

从经济学视角看中国的婚姻法改革

从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出发,本文讨论了中国婚姻法改革的一系列问题,并通过三种婚姻形式的提出和分析,对离婚后当事人扶养安排、财产分割和子女监护权问题作了充分的讨论。从有效信号功能和有效分离功能的角度看,现代西方和中国婚姻法的改革都犯了有效分离功能不足的错误。经济帮助的方法由于缺乏合理的公共政策原理而应该在婚姻法中被删掉,婚姻合同中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问题则可以通过婚姻法或一般合同法进行处理。如此的改革将使中国的婚姻法内涵更加合理,也更加适合婚姻市场的现实。     

国家与婚姻:婚姻自由的宪法之维

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婚姻自由,是指婚姻当事人享有自主地决定自己婚姻的权利,免受国家的非法干预与侵犯.婚姻当事人按照法律的规定,有权基于本人的意志,自主自愿地决定自己的婚姻问题,既不受国家的强迫、限制或其他方式的影响,也不受第三人的干涉和强制.我国法律规范中限制公民结婚和离婚的某些规定,与宪法婚姻自由基本权利是相冲突的,国家对婚姻自由限制只能是在宪法精神下基于合理的、正当的理由且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定.婚姻自由是否可以包括同性婚姻近年来被少数群体呼吁,其法律理论需要从宪法平等的层面进行探讨.同性婚姻的法理学源于宪法平等而非婚姻法,即性的平等而非男女平等,同性婚姻如果需要国家的保护,首先需要对宪法平等权作扩张的解释,然后才有可能进入由法律规范调整的讨论视角.     

Legal restrictions on marriage: Marriage and inequality in the Austrian Tyrol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nder the legal restrictions on marriage in the Tyrol and Vorarlberg region of Austria between 1820 and 1920, members of the lower classes could marry only with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village authorities. Local and provincial politicians justified the necessity of these laws on the basis of the overpopulation and widespread impoverishment, which, they alleged, had resulted from the rise in lower-class marriages since the onse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s of these legal interventions into marital behavior, however, reveals a different picture in regard to their effect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The limitations on marriage affected life most profoundly in precisely those areas where people already tended to marry less often and later in life. Where changes in marital behavior did occur, they did not conflict with traditional behavior but rather resulted from the adaptation of the latter to altered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Thus it was material considerations that led the group of new wage-earners to delay or even forego marriage.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limitations on marriage were directed less against the supposed causes of impoverishment than towards the continuation of social inequality in marriage and the stabilization of the status quo.     

论经济犯罪民事责任的类型划分

经济犯罪民事责任的类型划分,即经济犯罪民事责任种类的概括和归纳。不同的经济犯罪民事责任,具有其各自不同的特点、归责原则、构成要件和承担形式。对经济犯罪民事责任进行类型划分,有利于进一步认识每种经济犯罪民事责任的发生领域,把握每种民事责任的特点、构成要件,正确选择适用于每种民事责任的承担形式,准确划分每种民事责任的适用范围,更有利于划分经济犯罪民事责任与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之间的界限,实现经济犯罪三种法律责任之间的紧密衔接、相互补充、相互配合,从而更好地处理经济犯罪民事责任与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此,需要按照一定的逻辑思路,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经济犯罪民事责任的类型。     

论同性婚姻合法化

随着医学、伦理学和社会学对同性恋现象的深入研究,对同性恋者婚姻家庭权利予以法律保障的全球化立法运动此起彼伏。同性恋者追求永久结合的诉求具有正当性,应当予以立法保护。鉴于同性婚姻和异性婚姻毕竟存在着很多不同,应当区别对待。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立法模式,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同性恋者的结合宜采"同性伴侣"的立法模式,其成立要件、效力、同性伴侣财产制度也有别于婚姻制度。     

区域协同立法博弈分析

区域协同立法是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立法体制创新。这一创新过程的实质是代表各利益主体的立法机关之间的复杂博弈,既有基于观念分歧的立法理念的“博弈”,也有基于利益冲突的策略型重复博弈。针对可能出现的博弈困境,应建立学习与交流机制以提升各方对区域协同立法的认知水平,并充分照顾到各方正当利益,以提高各方的协作意愿;应以促进区域市场有效运作为导向规范各行政区的立法行为,建立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逐步提升协同立法的水平。     

The Politics of Caesura: Giorgio Agamben on Language and the Law

The concept of division or caesura is central to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philosophy of Giorgio Agambe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Agamben characterises the law in terms of caesura,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this analysis of law is grounded in his analyses of language. I argue that there are two forms of legal division to be found in Agamben’s political analyses. The first is the division that occurs when the legal system produces determinate identities, such as those of nation,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However, this form of division is itself predicated upon the division that delimits the law as such, the caesura between political and bare life. The way that Agamben sets up both of these political problems is deeply indebted to his analyses of the ‘presuppositional structure’ of metaphysical language—the fracture between signification and its ex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