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老总回平江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说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会后,不少湖南籍的老同志回到家乡,视察了解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情况。彭德怀同志来到长沙后,先是由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志陪同去湘潭县韶山、乌石和黄荆坪公社,随后又由省委书记谭余保同志陪同攀登岳麓山和回平江,一道登上岳麓山云麓宫的还有年逾八旬的徐特立同志和肖华同志。我随行去平江时,记满了一小本彭老总视察时的谈话,回到长沙后便整理了这篇《彭老总回平江》,意在保存些党史资料。经谭余保同志过目后,他嘱我送交当时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方克同志。以后我便没有再过问了。没想到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机关造反派竟把这篇资料从档案室抖了出来,摘要铅印成十六开大本,予以批判。他们还加了一段“此毒草窝藏下来的过程”的按语,其内容是:首先引了方克同志的信,全文于下: “此材料为原谭老秘书黄显孟同志于一九五八年随谭老及彭到平江时的记录。黄整理后交我,我未及看,被积压下来了。这次彻底清理文件时才清出来,特交组织备查,并作些说明。方克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以后,是省委宣传部送省委办公厅时有关领导的批语。最后送到了张平化同志手中,他批示“存档”。时间一晃二十多年,现在《彭老总回平江》的原稿在档案馆已找不到了,只找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摘要批判稿,许多被删节省略之处已无法弥补,真是遗憾的事!但此稿仍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史实,刊印出来,可供研究参考,也借以表示对平江起义五十八周年的纪念。     

我与父母的六次分离

这是1969年2月17日，我36岁生日时，母亲朱端绶赠给我的一首短诗。 母亲朱端绶是湖南长沙县路口镇人，我的父亲熊瑾玎是长沙县五美乡人。他们都是大革命时期加入党组织的老党员。大革命失败后，父亲奉党中央负责人周恩来的指示，在上海云南路477号经营一家“福兴商号”。     

追忆习仲勋同志视察湘西

习仲勋同志长期以来一直情牵毛主席故乡湖南，多次亲临湖南视察指导，足迹遍及长沙、株洲、湘潭、常德、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张家界等6个市州。特别是1987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一年之内两次视察湖南。我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12月12日至15日，有幸陪同了仲勋同志在大庸、桑植、永顺、吉首等地的视察。     

毛主席观看武钢一号高炉出铁

毛主席观看武钢一号高炉出铁余湛邦１９５８年９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各省市时曾在武汉停留。１３日武钢第一高炉建成投产，毛主席亲临视察。这一天，我始终紧跟在毛主席身后。这一经历，我终生难忘。１２日晚，毛主席彻夜处理公务，到天亮时才睡，但不到中午，就电话邀请...     

在五星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儒将--记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军区原政委刘鼎新

刘鼎新，湖南攸县人，1952年出生，1969年参加工作，1972年12月入伍。几十年来，他长期在军、师、团三级政治主官和军、师政治部主任岗位上工作，是一位军政素质超众的卓越带兵人。2011年湖南出版大型文集《湖南党建90年》，书中介绍了90位建国后入伍的湘籍将军，在介绍刘鼎新时，特别给他加了一句定位性的评语，认定“刘鼎新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儒将。”刘鼎新这个儒将到底武得如何？儒得怎样？熟知他的海南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彭京宜有三句话讲得很经典，     

发现王稼祥同志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始末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阜新矿业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孙洪财同志,为了搞清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历史地位发展情况,逐日翻阅了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凡是有关毛泽东的记载都作了重点摘要,其中包括:开会时何时起挂毛泽东像,何时喊毛主席万岁等等。在这个过程里,发现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同志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中提     

风靡一时的"红宝书"

“红宝书”就是“文革”时的《毛主席语录》。它是20世纪发行量最大的书籍。据不完全统计,《毛主席语录》曾被国内外翻译成50多种文字、印成500多个版本,总发行量达几十亿册。最早提议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当首推林彪。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说:“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随后,《解放军报》开始在报纸上刊登一些毛主席语录。在这个过程中,《解放军报》的一些编辑提议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并很快得到总政的批准。1964年5月,《毛主席语录》在军内…     

开国元帅们的临终遗言

罗荣桓（1963年12月16日逝世）：“我一辈子做对了一件事，就是紧跟毛主席!” 贺龙（1969年6月9日逝世）：“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     

彻底革命化的道路

我和焦裕禄同志出身一样,又都有一段悲惨的遭遇。他扛过长活、当过“劳工”,坐过牢房;我在旧社会也是走投无路,曾要过三年饭。在党培养教育下,今天我们都当了“班长”。但是,同焦裕禄同志相比,我在各方面都很差,我没有像他那样认真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没有他那股子始终如一的完全彻底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没有他那样     

由“罗汉”变“皇上”——来自邯钢的报告

毛泽东同志生前走遍了祖国大地,邯郸也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据记载,建国后毛主席曾两次视察邯郸,五次在邯郸召集重要会议,并在视察大江南北的往返途中先后19次在邯郸停宿、休息。特别是1959年9月24日,毛泽东同志视察邯郸时指出:“邯郸是赵国的都城,是五大古都之一,那时候有邯郸、洛阳、淄博……那时候没有上海、天津大城市。邯郸是要复兴的,因为它出铁、煤、棉花、粮食。邯郸有五万万吨铁的蕴藏,很有希望搞个大钢铁城。”毛主席的指示不仅促进了邯郸的复兴,也促进了邯郸钢铁工业的飞速发展。     

一位电影摄影师的追忆——开国领袖视察安徽轶事

1958年,我担任安徽电影制片厂办公室主任,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视察安徽时的随行电影摄影师。我参与拍摄了《毛主席在安徽人民中间》、《朱德副主席视察安徽》、《少奇同志来安徽视察》等新闻纪录片,     

中南海摄影师侯波回忆的几件往事

正毛主席大大小小的活动我都经常在场拍摄,基本上他出去我就跟着,甚至他散步我也照照片。还记得1952年毛主席视察黄河,当他走上一个山坡时,后面上来一个老太太,她大声问:"主席,您来了?斯大林同志来了没有啊?"周围的人都笑了。罗瑞卿说:"想不到你还挺有共产主义精神的。"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     

倘若毛公真做了杂文家

“我想做个杂文家，为《人民日报》写点杂文，可惜我现在没有这个自由。杂文家难得，因此我要保护一些杂文家。”（河北人民出版社《毛泽东与鲁迅》）以上的话，系1957年6月30日，毛泽东邀《新民晚报》总编、杂文家赵超构赴中南海共进午餐、席间谈杂文时所说。初见这番话，我颇为感动，想不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会这么喜爱杂文，对做杂文家情有独钟，又对杂文家如此呵护备至，真是太难得。     

关于毛泽东写作《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经过（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关于毛泽东写作《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经过（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吴旭君关于毛主席《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写作时间，遵照您的指示，我认真仔细地回忆过。罗荣桓同志于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６日逝世，毛主席到北京医院去向遗体告别。在这之后几天中，主席讲话很少，像...     

毛泽东批评浮夸风

毛泽东批评浮夸风谢静宜在刊载于《传记文学》的《毛主席在外地视察的日子》一文中写道：据我所知，毛主席对一度出现的虚报粮食产量的浮夸风很不满。比如他对当时天津郊区一块实验田的看法。一次我问主席：＂参观天津实验田我没去，听说小孩子上去掉不下来，鸡蛋在稻穗上...     

纪念毛主席视察山东农科院50周年

毛主席生前曾经两次视察过山东省农业科学院。１９５８年８月９日,毛主席首次来视察,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农科院的前身）副所长、棉花专家秦杰热情激动地高呼：“毛主席视察来了！”并快步迎上前去。毛主席他老人家精力充沛,红光满面,健步走进棉花试验田,看到棉花...     

传统文化对廉政文化的影响及作用简

2013年11月26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在山东曲阜孔府考察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孔子研究院。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罗元贞一字师”之我见

毛主席生前没有过他的一字师,可在他逝世十余年后,不少报刊却陆续出现“罗元贞一字师”的报道,后来罗元贞死后,这“一字师”还先后在《中国教育报》和《第二课堂》上出现。我们认为像这关乎国家文风和毛主席形象的重大问题,现在该查个一清二楚,作出结论。为有利于解决这个大是大非,我们特依据来自北京中央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和罗元贞答复家乡老人质问的亲笔信以及罗元贞在1987年8月22日在《梅江报》发表的文章,提出如下三点,希望能与广大读者共同研讨,取得共识。     

有感于小人物的文化担当

近几年，因为工作关系，我有幸接触了很多先进典型。每次看到人们热情地给先进典型献花时，我总会想起一首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马恭志，这位湖南永兴县柏林镇的农村电影放映员，就是一位特别令人感动的先进典型。他之所以这么“红”，这么深受群众喜爱，就是因为他有一种担当，一种小人物的文化担当。马恭志用他23年如一日的执著付出，     

《关于中央对湖南党方针任务的指示的传达》介绍

最近,我们在编纂组织史资料时,从省档案馆历史档案中发现了《关于中央对湖南党方针任务的指示的传达》(记录稿) (以下简称“传达”)。经我们找长沙市委的老同志考证,这个文件大约是一九四九年六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工委根据中央对湖南党的指示而作出的。现将其要点介绍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