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的范式建构及其转型方略

由以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的新三大都市圈与以国家级城市群为目标的四大核心城市群共同构筑的当代中国城市发展新形态,标志着以大都市治理范式建构为目标的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主导范式的正式登场,昭示当代中国国家建设催生以大都市治理为核心的发展新动力,开辟以大都市治理为主战场的发展新空间。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范式是集共有权利、共有设施、共有规则、共有形态、共有绩效以及共有知识体系于一体的新型大都市治理范式,呈现了基于共享的统筹式治理模式、基于ICT的智慧型治理形态、政府主导下的多中心治理机制"三新"特征。推动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范式的转型,必须遵循从统筹区域合作到促进协同发展再到推进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这一中国式制度演进轨迹的基本经验,坚持"先规划对接,再深度协同,后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理念,实施"区域规划对接对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市场体系开放开发、区域制度深度融合、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五位一体的战略举措。在此基础上,用大都市治理范式创新的最新理论成果与制度体系设计,为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现代化提供富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资源与发展动力。     

对上海人才区域合作及其机制创新的思考

本文在阐明人才区域合作具有“长期性、连续性和战略性”特点，是“上海融入全国、服务全国的大势所趋”的基础上，着眼于上海行政区域内、长三角及长江流域、服务全国等三个层次，对人才合作及其机制创新进行了总结和思考。提出要在整合区域人才资源、深化人才开发区域合作、创新人才工作载体、智力服务与人才服务等方面，不断加大政策与组织创新力度，探索和完善人才区域合作的新途径、新机制、新模式。     

从经济优先型到整体性规划:中国城市群发展新型动力建构战略及其实现路径

经济优先型城市群发展动力模式在国内外城市群发展演进历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为适应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经济社会的快速变迁和当代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新格局的布局,整体性规划引领模式脱颖而出,原因在于其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城市群发展动力机制的创新需要和治理模式的转型实际,实现从非均衡式发展到整体性协同发展的根本转变。整体性规划引领模式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对城市群发展形成全面的、规范的整体性发展战略理念,其内涵包括顶层设计、整体性治理和法治化等三大理念,其内容包括规划引领、创新驱动、协同共赢、绩效保障和生态友好等五大战略。整体性规划引领模式的实现路径包括整体性规划前瞻引领、跨区域制度对接融合、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多样化组织共同参与以及法治化保障落实等。整体性规划引领模式为当代中国城市群的发展提供持续稳定的制度化新型动力,将成为当代中国城市群发展的主导模式。     

加强沪皖门户区域的发展战略对接

加强长三角各相关区域的合作,对于上海发挥区域领导力、制度创新力、发展贡献力从而更好担负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鉴于目前沪皖合作较为薄弱,应加强双方门户区域的发展战略对接,进而带动全面、深度的区域合作。可从建立区域间发展战略沟通机制、共建产业示范基地、依托"G60科创走廊"开展科技合作、打造沪西宣城园区、加强乡村振兴战略对接、建立跨区域人力资源配置系统、促进区域间文化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     

实现共同富裕可复制性的区域整体性贫困治理经验——以贵州省铜仁市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中国特色贫困治理模式的重要内容。以跨区域整体性治理为特征的贵州省铜仁市易地扶贫搬迁，业已成为我国深度贫困区脱贫与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这种整体性治理通过跨区域布局的整体性治理、跨区县协作治理、跨部门多元联动、农民变市民的城乡观念转型以及跨服务半径的基层协同治理等方式的联动与聚合，在深度贫困区实现了长效脱贫目标。贵州省铜仁市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治理，以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整体性治理实现了治理绩效的最优化，通过城镇化集中安置实现区域产业集群化，通过精准就业和城乡福利保障的对接实现搬迁群众的福利最大化，进而实现了深度贫困区从就地被动脱贫向主动长效脱贫的模式转型，为加速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区域合作中地方利益冲突的治理模式:比较与启示

利益冲突与协调,始终是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的主题。地方利益冲突的治理模式,涵盖治理主体、治理客体与治理机制等内容。根据国内外区域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地方利益冲突的协调模式归纳为科层制、市场机制、社群治理以及网络治理等四种类型。每种模式均有其优缺点,都有独特的生长环境与制度空间,不同治理模式下的治理绩效各异。中国区域合作中的利益协调,属于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与社会共同参与的科层制模式。针对当前区域利益治理模式的存在问题,需要在区域治理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中国“跨省城市区域”的跨界治理体制优化路径与策略

建设跨省级都市圈、城市群逐渐成为我国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路径选择。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将我国跨越省都市圈、城市群纳入统一的“跨省城市区域”范畴,对其基本内涵、治理模式进行了一般性归纳总结,分析了其跨界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提出了进一步优化的路径与策略。研究发现,当前我国跨省都市区域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跨界治理机构不健全抑或缺乏法定职责权限;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的常态化、规模化参与不足;跨区域财税成本分担与利益共享机制不健全;行政立法及政策差异制约治理共同体的形成等。未来,重点要从体制创新、规划引领、机制创新、手段创新、保障创新等方面出发,采取相应的跨界治理行动策略。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制度演化分析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十多年来从概念构想、制度安排到机制设计，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透过威廉姆森制度演化的四个层次分析框架及其相互关系，可发现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制度演化中在第一层次的非正式制度方面泛珠三角区域各具特色但交融影响；宪法和法律等第二层次的制度为其合作提供了基本的制度环境；第三层次的日趋完善治理机制有效推进了泛珠三角的区域治理；而作为资源配置机制使各个领域的合作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且不同层次之间的制度演化互动明显，形成区域合作的制度体系。未来推进区域合作的深入在嵌入性制度层面需要加强民间的交流与融合，在制度环境方面要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加强区域合作的法制建设，在治理机制方面要健全合作架构和完善省际合作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要制定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规划、实施和评估方案。     

长三角地区多中心及其共生与协同发展研究

长三角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发展中心与财富增长中心,是中国与亚太地区的国际门户,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在区域发展转型与一体化进程加速的宏观背景下,以城市为载体的多中心经济板块与多中心结构,正在成为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平台,多中心间的关联与互动、合作与竞争成为影响和制约区域协同共生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促进多中心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推力.采用经济关联性、区位熵、区位断裂点等确定长三角空间关系,利用共生理论分析了长三角多中心共生机理、结构与模式,提出了基于集群与组团、城市化、创新、梯度与辐射域等为主体的多中心共生协同发展思路.     

地方政府间跨区域合作治理的行政制度供给

随着跨区域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的大量兴起,地方政府间的开放和合作趋势不断深入,但由于制度惯性、市场竞争、资源稀缺等原因,府际间的合作治理出现一定的路径依赖,如何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克服区域发展所导致的负外部性效应,以合作治理的形式提供优质的区域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成为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新课题。因此,地方政府间应构建新型的跨区域合作治理的行政制度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增强跨区域合作的动力,以实现地方政府间跨区域的合作治理。     

区域公共问题与区域行政创新

随着区域化进程的深入发展,诱发了大量的区域公共问题,其有效治理需要区域政府之间加强交流与合作,需要创新区域行政。现有的区域行政体制由于区域行政合作的动力机制缺乏、法制基础薄弱、政策不适及载体不完善,使区域公共问题得不到有效治理。因此,应加强机制创新,使区域行政合作具备强大的动力;加强制度创新,促进区域行政法制化建设;加强政策创新,致力于以促进区域行政发展为目标的区域公共政策优化建设;加强区域行政载体创新,促进区域合作组织的制度化和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长江三角洲人才合作模式研究

本课题主要内容分为长三角人才合作的宏观背景、现状分析与评估、基本构想、保障措施及几点建议五部分。着重以构筑长三角人才合作基本目标模式为核心，以构筑党政人才、创新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劳动技能人才三种具体合作模式为重点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了加强区域人才合作的对策建议。本课题所指的人才合作，是指区域内各城市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以公约、协议等形式联合起来，共同开发人才资源所进行的多组分系统、整体协同的自组织过程。它包括目的、主体、客体、方式等基本要素，其中主体指政府、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等用人单位；客体指人才政策、市场环境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等合作内容；方式则是合作方之间所采取的具体形式。     

“泛珠合作”基础渐牢

定于今年7月在天府之国四川举行的第二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合作洽谈会”上,首届行政首长联席会议、《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十一五”规划纲要》等系列活动和议题,将使“9 2”各成员之间的互联互动、资源整合步伐更加畅顺而且有序。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和“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基本建立了区域合作的两大平台。其后,泛珠区域的多数成员形成了宽领域、多形式的区域合作新局面。——积极推进基础设施与产业投资合作。泛珠区域的经济梯度和资源互补,预示着整个区域客货流量存在巨大的潜在需求。在此推动下,交通等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动作最快,使泛珠区域合作与发展成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西方国家跨界治理的内在动力、典型模式与实现路径

随着经济全球化日渐深入,单个国家内的跨界问题日趋凸显。为应对此种跨界问题,西方学术界对跨界治理展开了颇具深度的理论分析。新区域主义学派认为跨界治理的内在动力在于经济发展,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跨界问题会随之消失。但实践并未如此,跨界问题反而突出,于是跨界治理的内在动力在于政治驱动的学术观点开始出现,此种观点认为只有地方政府之间达成实质性的契约关系,将跨界问题提到公共议程上,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基础目标的跨界治理典型模式中,主要有伙伴关系模式、行政性合作模式和碎片化模式等三种。在此基础上,西方学者还对跨界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了研究,具体包括公私伙伴式和"新葛兰西"式两种迥异的实现路径。     

城郊区域的治理模式探究——基于上海市的实证研究

学界已形成了农村治理和城市治理两大研究范式。然而,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城郊区域,尚未形成独立的治理体系。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城郊区域遭遇了多元异质的治理结构、边缘的治理形态、缺乏身份认同的治理对象等独特的治理困境。为了应对这种困境,本文拟以治理规则为着力点,对城郊地区的治理模式进行建构。认为当前城郊区域的治理规则有:技术推动的外生性规则、非正式制度的内生型规则与顶尖设计的核心性规则。通过利用这三种治理规则,有望形成城市和乡村之外的第三种治理体系——城郊治理体系。通过城市治理、农村治理、城郊治理在劳动力市场、经济发展、户籍管理制度、基础设施、空间结构等方面协调发展,方能真正迈向城乡协同的治理现代化。     

社区组织结构优化：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应然选择--以杭州“上城模式”为例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的有效对接、互动互补、多元协商的复合社会治理结构，为此需要理顺社区组织间关系，实现组织结构—功能的内在整合与机制优化。杭州市上城区通过搭建“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架构，尝试推动社区复合型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城市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围绕顶层设计科学化、社会组织“紧密化”、参与主体多元化、社会管理智能化、运行机制长效化等几个方面来推进。     

多层治理视角下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创新治理优化

多层治理理论是研究多中心、多部门、多行动者政策环境中治理行动如何开展的重要解释框架,创新型城市是中国政府探索实验主义创新治理的实践模式之一,在现实中这种创新治理模式面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藩篱和创新主体关系建构的双重挑战。通过对中国创新型城市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对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进程、发展模式、布局特点以及政策阶段性特征进行总结,有助于分析"中央—地方"政府间围绕创新治理目标、治理措施和治理框架开展的复杂互动过程和暴露出的问题。基于此,运用多层治理理论框架能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治理的优化方向提供建议:通过统筹协调形成开放兼容的创新型城市政策目标;通过基层赋权协调多层政府间创新型城市政策工具;通过多层治理构建完善协调的创新型城市治理框架。     

区域行政——一种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思路

和谐社会的内涵丰富，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路与方法也有很多，把区域行政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路之一，是一种创新。因为，区域行政是一种全新的区域治理模式，包含一系列丰富的内涵。区域行政思路下的和谐社会构建，就是要在区域内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树立公平与正义的价值观，倡导诚信友爱的人际交往观念，形成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发展局面，保持社会安定有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筑牢筑实建设区域和谐社会的政治、心理、交流、动力、稳定和社会基础。     

提升“信用长三角”建设水平

推进"信用长三角"建设,必须对照国家标准,提升区域信用合作示范区建设水平;贯彻规划纲要和行动计划要求,推进信用长三角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和体系化;打造一体化信用平台;将行业评价、城市分作为一体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予以推进,力求政策落地落实。     

长江三角洲人才合作模式研究

本课题着重以构筑长三角人才合作基本目标模式为核心，以构筑党政人才、创新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劳动技能人才三种具体合作模式为重点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了加强区域人才合作的对策建议。文中所指人才合作，是指区域内各城市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以公约、协议等形式联合起来，共同开发人才资源所进行的多组分系统、整体协同的自组织过程。它包括目的(why)、主体(who)、客体(what)、方式(way)等基本要素，其中主体指政府、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等用人单位；客体指人才政策、市场环境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等合作内容；方式则是合作方之间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把这些要素按一定的结构组合起来就称之为合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