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单位自首

我国刑法中无对单位自首并无明文规定 ,目前对于单位自首的研究 ,少有人问津。单位自首 ,应当存在 ,并以自动投案和如实交代为构成条件 ,并规定以相应的从宽处罚情节。     

我国刑法从宽处罚规范化研究

从宽处罚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之一,更是在具体案件的量刑中法官不可避免应考虑的基本问题。我国刑法规定了从宽处罚的具体情节和方式,但这些规定仍不够完善和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量刑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完善我国刑法从宽处罚的有关规定,对从宽处罚适用进行规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量刑制度中狭义从宽制度的适用

从宽制度是我国刑法量刑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由坦白、自首、立功组成的悔罪从宽制度是从宽制度体系的核心,可以将其称为狭义从宽制度。明确狭义从宽制度各组成部分的适用条件及宽缓程度是正确适用狭义从宽制度,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目的的要求。     

浅论单位犯罪的自首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自然人犯罪后自首的相关问题,但是对于与自然人犯罪主体相对应的另一重要犯罪主体 --单位犯罪主体是否也能成立自首却没有明文规定.单位犯罪自首是在犯罪后基于单位意志而实施的忏悔行为.其自首行为应构成单位自首,在处罚上也应从宽,这也是贯彻我国刑法基本原则的必然要求.因此,在立法上完善单位犯罪的自首制度已成为迫切要求.     

略论自首从宽处罚

自首从宽,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项刑罚制度,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刑事政策的具体化、法律化。自首从宽制度的确立。对分化瓦解犯罪分子,教育、挽救、改造犯罪分子和预防犯罪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我国的立法尚不够完善,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如何正确理解和掌握自首从宽处罚等有关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共同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证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自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实施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修复社会正义、保护被告人权益等积极效果,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如果有部分被告人拒不认罪,案件的整体量刑相对较重,容易对已经认罪的被告人施加过重的刑罚,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通过对2022年H省共同犯罪认罪认罚从宽处罚案件的梳理,发现司法实践中共同犯罪案件认罪从宽处罚制度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提出可供参考的完善建议。     

误区与正道:认罪认罚从宽的实体法定位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于总则中原则性确立,学界一直坚持的认罪认罚从宽入法主张得以实现。但是,这一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仍然存在诸多理论问题。认罪认罚从宽的核心在于有利于被追诉人的从宽的实现。程序从宽命题包括诉讼程序从宽、强制措施适用从宽和证据制度从宽三个方面。但该理论命题存在诸多法理与逻辑上的问题,可能将从宽置换为程序从快、从简,有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应予否定。认罪认罚从宽应当从刑事实体法理论体系中寻找自身位置,接受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在量刑时坚持认罪认罚后从宽,而非从宽后认罪认罚的基本逻辑,精细化研究认罪认罚从宽与自首、坦白、立功间是否存在重复评价等问题,避免因不当限缩从宽的幅度与范围而导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功能的萎缩。     

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问题的探讨

我国刑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在量刑上采取"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确立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司法实践中,应当从多个方面落实刑法规定的量刑原则,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从宽处罚,如不适用死刑、适用轻刑化量刑原则、对犯罪情节轻微者免予刑事处罚、尽量适用缓刑以减少关押、正确合理地适用附加刑等。     

认罪认罚应被视为刑法规定的独立量刑情节

刑事审判程序的价值和量刑情节的识别依据,决定了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从宽依据是刑法而非刑事诉讼法。认罪认罚从宽是一个新制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理念,《刑法》应当补充规定。对比认罪认罚与坦白、自首的构成要素可以发现,认罪认罚包含坦白但与自首存在交叉,在此基础上,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可以认为认罪认罚是独立的量刑情节。当认罪认罚案件中出现坦白、自首情形时,对坦白不作重复评价,量刑时只需根据被追诉人“供述的罪行”范围作出具体判断。     

单位自首制度探析

单位犯罪主体的出现,使以自然人为中心的刑法理论开始了分化和嬗变。从单位自首的逻辑起点、单位自首制度的功利动因、单位自首法律的依据等角度探讨单位自首客观存在的根由,对单位自首成立之要件中的投案主体二元性及投案意志二元性及单位犯罪处罚原则等问题进行分析,单位犯罪自首与自然人犯罪自首相比有其特殊的一面,在今后的刑法修改时应对单位自首作出单独规定为宜。     

论刑法的谦抑精神--从刑法根据论角度分析

刑法的谦抑精神指以罪之谦抑与刑之谦抑为内涵的刑法理念.罪与罚本恶,刑法的根据使乏合法化井成为刑法正当之善,但同时也注定其张力之限度.不同学派对刑法根据的论证各有千秋,对刑法谦抑精神也有不同认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多与谦抑背离,但仍能从相关传统法理念中找到刑法谦抑精神.完善中国刑法的价值理念,破除对刑法的迷信,刑法的谦抑精神不可或缺.     

绑架罪司法认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探究——从陈某绑架、抢劫案开始谈起

对于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劫取被绑架人财物的行为,因是基于两个不同的犯意而实施的两个完全不同的犯罪构成事实,应以绑架罪和抢劫罪数罪并罚;现行刑法第239条中规定的“杀害被绑架人”此一绝对适用死刑的情节,应解释为一种加重结果,亦即所谓的“杀害”是指“杀死”;而该条对“致死被绑架人死亡”此一情节简单配置唯一刑种死刑的做法,显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悖,因而有必要予以完善。     

单位自首适用中的刑法难题及解决办法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对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随着理论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肯定单位在犯罪后也可以成立单位自首,我国刑法对犯罪单位的处罚只是笼统的规定了可以判处罚金,导致在对成立自首的单位判处刑罚时没有明确的标准对单位从轻处罚,减轻处罚也无法适用。要使单位自首的适用与刑法相协调,应增设限额罚金制,对犯罪单位增加资格刑等。     

质疑与反思:牵连犯的处断原则

寻找质疑牵连犯处断原则的新理由,应当结合我国刑法学的理论体系和刑法典的具体规定。牵连犯作为刑法学范畴,与罪数理论的判断标准以及其在罪数理论的体系安排上均存在不协调之处。况且从现行刑法规定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上看,牵连犯的应用也屡屡受阻。刑法学界新近出现的一些观点,通过对牵连犯的概念进行有限的改造,试图维护牵连犯从一重处断的原则,亦在逻辑论证和结论证成上存在诸多破绽。牵连犯从一重处断原则实难在当下刑法学理论和刑法制度体系中寻找合适的地位。     

罪刑法定视域下刑法解释的基本理论

刑法解释相对于其他法律解释研究更为艰难的原因在于受制于刑法罪刑法定基本原则的限制。成文法本身语词的模糊抽象、立法的局限以及刑法司法过程中法官理解阐释都是刑法解释正当性的依据。刑法条文是刑法解释的对象,对象特殊性决定了刑法解释论与刑法解释规则区别于其他法律文本解释的特殊性。刑法的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与法律解释中的主...     

论刑法溯及力与既判力的关系

理论界在讨论刑法溯及力与既判力的关系时主要采用两种原则:相关原则和分离原则,这两种原则的纷争背后蕴涵着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和刑法价值取向的选择。在刑法立法中采取相关原则更能彻底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并且符合当代刑法的价值取向。     

西部环境问题的刑法对策思考

要治理好西部日趋恶化的环境问题,从刑法对策角度出发,在罪与非罪的界定原则方面,应坚持差异性原则、有限制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在环境犯罪的刑事制裁方面,刑事制裁的对象顺序应为个人———单位;立法未对环境犯罪规定死刑是妥当的,立法取消无期徒刑值得讨论,应充分发挥财产刑的惩罚与补偿作用;在非刑罚处理措施方面,应重视环境犯罪的非刑罚制裁方法。     

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及面临的挑战

罪刑法定原则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决定性原则,也是刑事司法的指导性原则;应当将罪刑法定原则宪法化,以充分实现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除了传统的几方面之外,还包括罪刑规范的明确性、具体性、正当性、合理性、相对稳定性;目前罪刑法定原则在发展中存在着犯罪化和非罪化的严重;中突、重刑化和轻刑化的明显冲突、相对负刑事责任范围的特定与否的冲突、刑法的主动性和及时性调整与部门法滞后性和排他性调整的冲突、不利于被告的扩大化解释与保障人权的冲突等。     

现代法治语境中的刑事政策

法治国家的原则与法治国家建设的任务须为具体行动,在刑事法领域要贯彻法治原则就要化为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是刑事法领域的法治原则.罪刑法定及刑事政策的相关方面,如罪刑法定机能及其演变、刑事政策的内涵、罪刑法定和刑事政策的紧张性及其调和,当前刑事政策中的热点问题以及刑罚反制犯罪关系等问题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