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转化机制:对村庄精英权力结构与治理秩序问题的研究

村庄精英权力结构研究是村庄治理秩序研究的基础。以能够表达村庄基础的经济社会分化水平、村庄归属感及村级正式权力的影响力作为标准,可将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中国农村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通过比较处于同一/不同时段、相同/不同性质村庄的精英权力结构,分析精英角色、精英权力结构与村庄治理秩序之间的关系,可见精英转化机制的运作机理正是遵循村庄基础的变化,实时地对精英角色和地位及村庄精英权力结构进行动态调整,以对村庄秩序产生即时性影响。     

乡村治理中的村庄精英角色分析

乡村的治理需要动员各种力量和积极因素的参与而形成合力,单纯的村民自治制度和村委会的体制难以解决村治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村庄精英群体在中国农村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作为村民中有见识、有抱负的人,村庄精英在乡村的治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成为乡村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只要体制外的村庄精英与体制内的村委会和谐共存于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村庄治理就一定会出现新的生机和活力。     

村庄精英：村庄权力结构的中介地位

村庄精英在村庄权力结构中,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体制内精英即通常所说的村干部,体制外精英指村庄的宗族精英、帮派势力、宗教精英和经济乡绅。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之间,村庄精英整体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特制乡镇政府)和普通村民之间产生博弈。     

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级治理转型——基于乡村青年创业精英的视角

在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一批村庄留守精英和村庄回流精英等乡土内生性精英纷纷走上了规模化农业的创业之路,成为新时期的新土地精英。农地规模经营(或产权关系)与村级治理具有重要关联,但是以往研究多是在"资本下乡"的背景下进行相关讨论。"资本下乡"所代表的外生精英(或资本)主体与新土地精英所代表的内生精英(或资本)主体对村级治理产生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别,而后者还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关注。本研究从"资本-资源"的理论视角,阐释了新土地精英的崛起所导致的村级治理转型,即新土地精英所牵动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变化导致了村庄治理所依托的权威性治理资源、配置性治理资源和规范性治理资源发生了重要变迁。新土地精英的崛起具有增强村庄内源发展动力和加剧村民阶层分化的双重效应。     

免税时代乡村精英的流动与权力竞争——湖北省C镇X村调查及选举观察

本文通过对一个村庄的调查及选举观察,分析了免除农业税后乡村精英构成的变化及其影响。作者发现,乡村精英具有明显的多元性、流动性和竞争性特点,免除农业税之后,乡村精英结构及权力结构正处于激烈的重组之中,最为突出的是“留守精英”与“回流精英”的竞争和冲突,这种冲突对乡村权力结构及治理状况有深刻的影响。     

乡村政治文化与精英政治化、政治社会化——基于湖北省九个村的调查比较分析

调查表明,中国农村村民的政治参与状况在不同区域、不同村庄有不同的表征。乡村政治参与关联于乡村政治文化,乡村政治文化的迥异源于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化和政治社会化程度。     

农村社会中传统型管理者与底层精英的社会流动

传统型管理者是农村中的落后力量,底层精英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传统型管理者与底层精英之间存在着诸多分歧和矛盾,二者的循环流动渠道的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村的稳定.     

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级治理重构

从 “两权分离” 到 “三权分置”, 伴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增加, 农村新土地精英开始崛起。 在政府的推动下, 农村新土地精英主要由村干部、 老板、 职业农民和返乡农民工群体构成。 与旧土地精英相比, 新土地精英具有身份建构性、 市场主体性和利益依附性的特征。 通过向政治精英的转化、 与本地精英的联盟和对本身政治利益的巩固,新土地精英使村级权力结构由 “体制精英-普通村民” 二维结构向 “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 三维结构转变。 通过内生性权威向次生型、 外生型权威转变, 国家法开始影响民间法, 村级治理规则发生演变。 由于市场的进入, 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市场化差序格局显现, 农村社会秩序受到挑战。 新土地精英崛起不仅更新了村级治理的内容, 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影响村庄治理结构。 这其中, 产权关系与村级治理具有重要关联。因此, 深化产权改革, 需要对其上层建筑予以重视。     

传统民族精英与制度精英在村治中的契合性作用——以广西LH瑶族乡的白裤瑶村落为例

在少数民族村落,由于传统民族文化记忆的延续,承担民族文化传承责任的传统民族精英对村落社会政治生活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而掌握村庄正式权力资源的制度精英也以其法定地位实施对村庄的制度化治理。以广西一个白裤瑶村落为例,考察传统民族精英与制度精英如何在民族文化的共同记忆和身份认同中发挥契合性村庄治理效应。     

结构化视野下村庄主体精英的村治行为逻辑

进入后税费时代,村庄主体精英如何承接国家资源赋予并实现村庄的自主发展是重中之重。村庄主体精英是相对于一般性村庄精英而言,是指在村庄内最具资源优势和动员特色,能够为村民和政府赋权的精英。从结构化的视角出发,其行动的结构是由纵向上的国家自上而下的正式结构与村庄内部的非正式结构,以及横向上的家庭的私性关系结构与来自市场的利益关系结构交互构成。这种交互的结构体系既制约了村庄主体精英的行为选择,同时村庄主体精英的自我扩展性也生产了新的结构体系,从而形成了以村庄主体精英为核心基点的复线治理状态。深度挖掘村庄主体精英的"结构—行动"的互构特性有助于深化和推进农村社会的治理现代化。     

关于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探讨

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纠纷的解决必须立足于我国现实国情，充分考虑民众正义理念，在法律规范不明的情形下，坚持诚实信用原则，维护交易习惯，有效平衡承租人、出租人和第三人的利益，实现法律理性与传统裁判思维的良好结合。同时，在立法上也必须从多方面完善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制度，以减少社会现实冲突及裁判中的法律适用冲突。     

法人道德行为及其调控

法人道德行为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道德领域里出现的新情况 ,和个体道德行为相比 ,法人道德行为具有行为意识特定性、行为方式团体性和行为效应显著性的特点。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际情况看 ,都必须加强法人道德行为的调控。要从提高认识入手 ,以建立完备的法人道德规范体系为基础 ,建立具有法人特点的完善的法人行为调控体系     

日本公司型投资基金法律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于1998年导入被称为“证券投资法人”的公司型投资基金制度,极大地促进了其基金品种的金融创新。公司型投资基金制度与其原有的契约型投资基金制度共同推动着日本投资基金业的发展。我国目前的立法虽然只对契约型投资基金作了具体规定,但应在条件成熟时,导入公司型投资基金制度,以促进基金品种的不断发展创新,扩大投资者的选择范围,同时还可通过完善公司型投资基金的法人治理结构以强化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进而促使基金业发展和公正成熟的证券市场的形成。     

海外归国留学人员与广东省社会经济发展研究

人才竞争已是经济全球化竞争中的核心,海外归国留学人员(以下简称"海归"人才)成为我国人才战略的重点.本文以广东省为例,利用有关资料,系统分析了"海归"人才对广东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并对广东省未来如何更好地吸引"海归"人才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     

被追诉人合法权益保障的考察——从人权的角度

人权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正慢慢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保障人权已是大势所趋。我国也在为保护和发展人权做出各种努力:刑事诉讼法把人权保障作为直接目的之一,加强了对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得到一定程度的完善。然而,同其他国家的做法及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规定相比,我国对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仍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     

经济全球化态势下山东省实施人才发展战略的因素分析

实施人才发展战略 ,与我省实施的科教兴鲁、经济国际化、城市化和可持续发展四大战略是密切相关的。人才发展战略的实施离不开人才赖以存在的软硬环境 ,本文在经济全球化态势下 ,对影响山东省人才发展战略的相关因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目的在于为制定山东省人才发展战略打好基础     

法经济学视角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因和意义

举证责任倒置是在程序法中对"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衡平,是一种给予在某些特殊侵权行为案件中受损害当事人的特殊法律救济方法.其实体法基础是在这些特殊侵权行为中民法上对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特殊规定,而其更深层次的经济原因却是由于行为人在行为中的注意成本合理与否所导致的.本文以初步的经济分析方法探究注意成本与行为人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结果对程序法上举证责任倒置的影响,然后在这个层面上分析举证责任倒置的根源,旨在提出对特殊侵权行为案件中受损害的当事人的原则性法律救济方法.     

“要人”警卫临战研究

“要人”警卫工作是保卫“要人”安全的一项武装性质的警务活动。建立“要人”警卫的危险评估机制、加强“要人”警卫临战战术方法的研究、提高警卫人员处置突发事件的心理素质是公安警卫部门确保“要人”安全,提高警卫工作质量的几个重要环节。     

论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作为民主法治国家在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反映了西方人权、民主的现状,是人类法治文明的一大进步。我国刑事诉讼法只是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部分内容,并未建立完整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为了维护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保障人权,有必要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真正的无罪推定原则。     

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对人才流动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政府和个人密切合作是社会保险制度成功运行的前提条件，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流动是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现象，个人与政府密切合作的条件就是制度能够维护流动人才的社会保险利益。我国实行“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度，要彻底打破人才流动的社会保险制度障碍，就必须建立中央统筹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