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下电子证据的审查与应用

新刑诉法中将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新型的证据形式予以确立．“电子数据”要成为定案的依据必须具备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分析其合法性和真实性确定证据能力，考察关联性确定证明力。在审查判断的方法选择方面，应当以传统的证据审查方法为主，兼顾电子证据特殊性的方式，运用比较、系统、全面的分析方法予以审查。     

民事诉讼证据中的视听资料

视听资料是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中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它对于民事案件的审判具有其他证据无法替代的优越性,但又存在着易被伪造、篡改的缺陷。视听资料的取得必须合法,合法收集到的视听资料要与案件有关联性,对视听资料的使用要严格依法审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常见刑事证据审查判断技能分析——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视角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际上是要实行以司法审判标准为中心。分类证据的审查判断是审查全案、认定事实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从物证、书证的审查;言词证据的审查;鉴定意见的审查;勘查笔录的审查;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审查这五个方面对证据审查判断的技能进行分析,有助于证据审查技能的共同提高。     

审判中心视角下侦查机关的证据供给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从表面上看是强化法官在刑事诉讼中的核心地位,实质上是强化证据的审查和判断,严格落实证据裁判原则和直接审判原则是其题中之义。侦查机关承担着收集证据的重要职责,其证据供给质量直接影响刑事诉讼的运行状况。从证据审查实践来看,侦查机关取证问题主要集中在取证不全面、取证不规范和取证不严谨三个方面。侦查机关证据供给乏力存在多种证据表现,包括笔录类证据制作、书证提取、讯问、鉴定检材的提取和邀请见证人制度等方面。为了强化侦查机关的证据供给,需要围绕证据审查制定举措。除提升侦查机关全面取证、规范取证和严谨取证的自觉性外,还应当加强侦查人员以外的外部审查,通过创新证据审查机制来保证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供给质量。     

证据裁判原则下完善公安机关刑事证据审查机制的思考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更加强调证据裁判和直接言词原则,对侦查取证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公安机关近年来发现、获取、解读刑事证据的能力逐渐提高,取证的规范化程度也有较大提升,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公安机关应将刑事案件的证据审查纳入执法管理范畴,尽快制定、完善刑事证据收集工作指引,建立以办案部门主责的证据审查责任制,充分发挥法制、预审部门的职能作用,建立新型侦检关系和侦辩关系,从执法源头和办案过程的不同环节强化证据审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用作定案根据的证据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有效提升刑事办案质量。     

论证据的附属信息

信息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中介,同样也是有关人员认识和利用证据的重要中介。在对证据的审查和判读时,首先就是要认识清楚证据的一些法律属性,而这一认识就要凭借对证据附属信息的解读,这是进一步进行证据事实和案件事实推理的前提,进而也就影响着整个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对证据进行审查的认识过程所需要的信息就是证据的附属信息,它为证据的附属记录所承载。在收集和使用证据时,要对证据的附属信息予以特别的重视。     

技术侦查证据的审查问题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将技术侦查纳入到基本法律的立法规制中,技术侦查材料被赋予了证据的合法地位。公诉机关应从证据的合法性、完整性、关联性角度针对技术侦查证据的特殊性加强证据审查,积极探索技术侦查证据的审查规则,对违法取得的技术侦查证据应当严格排除,以保障辩方的合法权益。     

浅谈民事起诉证据的审查

1997年5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对立案阶段的有关事实提出了证明要求，规定起诉“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从而提出了“起诉证据”这一诉讼理论新课题。人民法院在审查各类告诉案件中（本文仅指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如何正确行使对起诉证据的审查权，既保证案件的受理质量，又不致侵害当事人的起诉权，避免因滥用审查权力导致出现新的“告诉难”，理论上尚不成熟，实践中也乏借鉴的经验。在立案阶段对起诉证据进行审查时，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一、要掌握起…     

单薄证据案件中逮捕证据标准的把握

检察机关在审查证据单薄的刑事案件的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时所用的证据标准存在差异,提起公诉的证据审查更严格于批准逮捕时的证据标准,因而很难避免存疑不起诉案件的出现。这类诉讼风险发生在合理的限度内就是正常现象,国家应从立法上建立相关的制度来应对此类合理诉讼风险的出现。     

刑事案件取证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

新的《刑事讼诉法》规定律师提前介入为刑侦刑诉取证工作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因此,刑侦人员在刑事案件侦查中,尤其要强化重证据意识,对证据的概念、证据的种类,收集证据的法定程序,证据的审查核实等方面的法律规定,要认真学习掌握,全面、客观、实事求是地依法收集证据,使刑事诉讼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口供的证据地位及其可采性

口供在诉讼证据中的地位呈现出一种由低到高再逐渐降低的过程 ,反映了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由愚昧到科学、从野蛮到人道的不断发展进化的过程。各国关于口供可采性的规定大体分为两类 :其一、确认口供为法定证据 ,但必须加以限制 ;其二、认为口供不是法定证据 ,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在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我国应加强对口供证据地位及建立口供可采性规则的研究。     

论证据规则的确立

证据规则问题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公安司法实践要求确立具体、可操作的证据规则的呼声越来越高,诉讼法学界也日益关注证据规则问题。深入研究证据规则,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导,为立法作理论上的准备,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我国犯罪心理测试法律规范的构建

近年来,犯罪心理测试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我国的案件侦查和司法调查,但其法律地位不明确。实践中缺乏统一、标准化的操作规范,对犯罪心理测试结论的审查、采用规则,阻碍了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良好运用。应以犯罪心理测试的技术要求为基点,以其他证据的法律要求规范为参考,构建犯罪心理测试运用的程序规范和测试结论运用规则。其程序规范为：对犯罪心理测试的有限使用;测试的适用主体限制;权利告知制度;测试的不受干扰原则。     

我国证据关联性规则的立法现状及其完善

关联性规则是一项基础性证据规则,在证据规则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已经体现了证据的关联性规则,但还有必要借鉴国外经验制定较为系统和成熟的证据关联性规则,以完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保证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     

亲笔供词的证据价值及其固定

亲笔供词在司法实践中没有被足够的重视和运用，实际上它是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辩解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刑事诉讼中的法定证据之一。它有别于犯罪嫌疑人的一般交代材料。它在刑事诉讼中有着证实犯罪、调整侦查策略、防止翻供等重大证据价值，需要进一步重视亲笔供词的理论研究以及亲笔供词的收集和固定。     

刑事诉讼中警察证据意识问题探究

警察的国家证人角色,决定了证据对于警察固定、保全犯罪事实与保障警察合法职务权益有重要意义和作用,警察要切实认识法定证据对客观事实认定的应然性要求,注重证据的可查性、可证性、系统性等内在要求,注重法定证据的合法性品质,养成良好的证据意识。     

关于我国刑事证据形式划分的思考

刑事证据形式划分是刑事证据立法和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对我国的刑事证据形式划分进行检讨并进行合理的重构,不但有利于证明主体正确运用证据实现自己的诉讼目的,而且有助于法官正确地对刑事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和采信,从而实现司法公正。建议重构刑事证据形式划分体系,将证据形式划分为物证、书证和人证。     

论催眠证据

为适应现代社会结构复杂化的需要 ,提高侦查手段的科技含量 ,可以考虑将催眠技术引入刑事程序。然而 ,由于催眠技术本身充满了争议 ,它在刑事程序中的运用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催眠证据之证据能力及证明力决定了其能否作为适格的证据而具有法律上的可采性。关于刑事程序中实施催眠之可行性 ,应当在考虑催眠技术可靠程度的基础上结合当今法制现状和理念基础进行宏观的探讨。     

刑事庭审中的证据调查

证据调查是刑事庭审程序的核心内容.审判中心主义、法律的形式理性、程序正义理论和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理论是刑事庭审中设置证据调查的理论基础.两大法系基于不同的诉讼理念,在证据调查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以日本法、意大利法为代表的"混合式"诉讼构造在证据调查的设计上的确体现出"混合式"的特征.与此相比较,我国刑事庭审中的证据调查存在很多问题,应借鉴国外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对我国的证据调查予以重新构建.     

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探析

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对被告来说不只是责任也是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权利。举证责任倒置在刑事诉讼中作为我国司法证明规则的一项新的课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中去探索,从法律上加以明确规定,只有这样,它才能在刑事诉讼中起到积极的、有益的司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