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进”搭起连心桥

潜江市创新工作机制，在全市部署开展“市直单位党员进社区、乡镇党员进村组”活动，组织市直单位、乡镇机关党员分别到社区、农村报到登记，联系服务群众，推进机关力量下沉，推动党员直接联系服务群众全覆盖，走出一条“民情一线反映、问题一线解决、成效一线体现”的党员干部服务群众、服务基层的新办法，形成了党员干部心中装着群众、眼里望着群众、脚下走近群众、手上忙于群众的良好风气。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视阈中的基层党建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努力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的覆盖面,建立城乡一体的党员动态管理机制,改进领导方式等新的要求。与此相比,基层党的建设还存在着思想观念滞后、作用发挥难、组织资源分散化碎片化、权力过分集中等方面的问题。适应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基层党的建设必须打破原有的条块分割的“单位党建”模式,不断推进区域化党建,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辖区党组织领导属地化,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创新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形式,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以创新群众工作为导向的社区治理新模式——湖州市吴兴区“道德门诊”的探索与启迪

群众工作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和载体。社区治理的创新,归根结底是党的群众工作在基层的创新。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开设的"道德门诊",摸索出了一条以创新群众工作为导向的社区治理新模式。它具有草根性、自愿性、互补性和可控性等时代特征,为我们在新形势下做好基层群众工作、创新社区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样本:在党政部门的主导下,注重发挥老党员、退休工人、老教师等"老娘舅"群体的优势做好群众工作;发挥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化解矛盾纠纷,借助第三方力量做好群众工作;通过说理、情感沟通、民主协商、平等对话等方式,利用非权力性影响力做好群众工作。     

厦门社区建设与基层治理理念

在新的社会管理格局中,要特别注意发挥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十多年来,厦门市卓有成效地创立了符合自身特点的社会工作模式,其亮点就是使社区成为城市管理的基础。基层治理创新的重点,是大力发扬党的群众工作传统。本文对厦门社区建设经验进行了总结,并从治理理论角度予以解释和认知。     

青岛市海琴社区党建工作的启示、困难与建议

在开展社区党建工作中，海琴社区坚持服务为民的价值理念，创造性地开展了“一管三带一联”和“365党员公作室”工作办法，走出了一条社区党建的新路子。其重要启示在于：其一，以服务群众作为社区党建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由点到面，实现了党建工作促进社区建设的良性循环；其二，整合了社区内的人才资源，激活了离退休党员的人才优势，重构了新时期城市的“基础秩序”，使一些社会问题在制度框架内得以及时解决。     

治安预防理论视野下“一村一警”警务机制创新

预防的实质是防患于未然，治安预防在治安秩序维护过程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一村一警”警务机制是社区警务战略的延续发展和基层治安治理的创新举措，通过广大村(辅)警深入基层村(社)中，为群众排忧解难，化解各类社会矛盾，有效预防各类危害社会治安行为的发生，具有总体治安预防属性。当前公安机关整体“打击优先”的实然运行理念制约了“一村一警”警务机制实际运行效果。应坚持“一村一警”警务机制的预防属性，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尊重治安预防规律，真正树立预防理念，加强“村警”专业化建设，不断提升“村警”职业能力，围绕“村警”打造基层“熟人”社会，全面动员社会力量广泛深入参与治安基层治安治理，维护基层社会治安秩序，实现社会治安稳定。     

走向社区治理

当代中国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动,是由原先行政一体化的结构向着政府(公域)、市场(私域)和社会(第三域)并存的结构体系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基层社区的重要性不断突显出来。上海社区建设的实践模式已经展现出同时并存的四个工作系统:党的群众工作系统、城市基层行政管理系统、社会生活服务系统和社区居民自治系统。在这个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既有政府“行政化主导”和“行政性推动”的作用,也有“社会化发育”和“社区化参与”的作用。自上而下的行政建设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建设始终同时在推进,是上海社区建设整体进程中的两大结构性力量。但二者并非构成相互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只有当其中的一个结构性力量试图排挤甚至取消另一个结构性力量的时候,二者才会表现为一对矛盾。因此,应该引入“社会治理”理念,在城市基层社区构建一个以具体的公共事务为治理内容、政府行政组织和各种群众自治组织之间有效合作、和现代化城市管理相适应的社区治理格局。     

健全工作体系 推进社区党建

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地处湖北省委、省政府所在地，全街共有25个社区，社区党员3203名。近年来，街党工委以服务群众为重点，以群众满意为标准，以建设“和谐水果湖”为目标，积极探索社区党建工作，取得良好效果，2006年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建设服务型党组织应突出四个重点

“推动服务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到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上来，使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需求。”党的十八大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指明了方向。建设服务型党组织，关键要做到定位准、平台牢、导向明、机制优，着力突出4个重点。     

“三亮三比”创“三好”——黄石市西塞山区新建社区“三亮三比、创三好支部”活动纪略

黄石市西塞山区新建区社区有11040人，9个网格支部，党员395名。去年以来，社区党工委开展了以“亮支部设置、亮党员身份、亮服务承诺”为要求，以“比组织规范、比服务质量、比群众口碑”为内容，以“党员形象好、为民服务好、群众评价好”为目标的“三亮三比，创三好支部”活动，真心实意服务群众，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促进和谐的“党建品牌”，取得了群众满意、党员满意、组织满意的良好效果。     

乡村振兴背景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研究——以分宜县融媒体中心为例

县级融媒体中心是最贴近基层群众又最具有本土特色的基层媒体，不但发挥着主流舆论阵地作用，同时发挥着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作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分宜县融媒体中心树立“引导群众，先要服务群众”的理念，切实发挥了助力乡村治理的功能。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进一步探索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新路径，有助于推动政府、媒体、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乡村治理格局的形成。     

网格化管理中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难题与破解——以K市为例

网格化管理中，普遍存在着普通群众参与度不高，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主体参与少等难题。对此，可通过构建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予以破解：强化党建引领，以网格为基础治理单元，构建纵向到底的“七级”党群联动工作体系和横向到边的网格化区域党建格局；建立外网，强化群众、社会组织参与和考评；建立线上线下“双通道”参与机制，积极吸纳社会组织参与网格化管理；整合社会智力资源，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能力。     

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基层人大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与机制——以浙江省为例

基层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基层人民代表大会既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平台,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为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发挥积极作用。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基层人大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和参与方式,尤其缺乏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基层人大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和机制的研究。基层人大及人大代表在参与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有其他治理主体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以浙江基层人大的创新实践为例,剖析基层人大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和机制,如人大代表“亮身份”、代表联络站助力治理、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数字赋能人大参与治理等模式,以及与之对应的主动参与治理机制、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民主监督下的科学治理机制和数字化整体治理机制。这些创新模式和机制为我国人大及基层治理实践工作提供相关经验借鉴和操作指南,必将进一步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和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打造基层社区的三维空间：社区治理“枫桥经验”的实践探索与功能提升

基层社区治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社区治理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取得了一些成果和创新,但也面临着诸如居民自治能力不足、社区居民参与度低、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不高等困境和问题。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基层社区中人与人间的有机性联结弱化,社区情感性共同体呈流失态势。社区治理如何在缺乏亲缘关系的“陌生人社会”中发挥自我解决矛盾纠纷的作用并提高社区治理效率尚待深入研究。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分析框架,将社区公共空间分为物理公共空间、社会公共空间和情感公共空间三个维度,并选取余杭区开展社区治理“枫桥经验”中表现突出的7个社区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探索基层社区治理群众自治的实践路径,有效化解居民冲突,降低治理成本,实现社区高质量服务供给。     

政府管理与基层自治协调困境研究

在社会多元治理背景下,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机制,因宏观上不同的内驱力、价值取向和运作机制,微观上政府职能扩张、群众自治意识淡薄和基层自治组织的利益聚合表达功能不强等因素的影响,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协调困境.为更好地发挥社会多元治理机制,实现社会的“善治”,必须找准路径,使这两种不同的治理机制走出协调的困境.     

社会结构嬗变中的群众工作及其困境--以乡镇基层群众工作为中心

当代社会结构的嬗变给新时期的群众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压力型体制”的下的群众工作实践容易背离“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宗旨、摒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工作方法，从而导致“权宜性治理技术”的出现；“悬浮型政权”则在丧失了干群联系的制度性通道之后尚未形成有效的替代性机制；而“个体化社会”的来临让我们感受到各类权益冲突日益频繁的同时也看到了群众路线在村民自治领域遭遇的困境。当下基层乡镇的“策略主义”运作逻辑支撑的实际上是“做群众的工作”，而不是真正的“群众工作”。     

对接“草根”民主 构建和谐社区——关于鼓楼区社区党建“议行合一”机制的理性思考

鼓楼社区党建对接“草根”民主形式——“议事会”和“党员服务站”,使“议”和“行”得到衔接,形成了新的社区党建运行模式,呈现出基层党内民主与社区民主政治形成互动发展的状况。“议行合一”机制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有助于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合法性基础。     

关于利用社区广播做好群众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社区广播作为做好群众工作的有效载体,是社区宣传教育和文化建设的阵地,对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构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用好社区广播要科学把握播出时间,丰富播出内容,整合采播力量,加大硬件建设力度。     

社区联播:以技术推动协同治理的案例研究

社区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是党委、政府服务群众及社会治理的基础场域。针对基层治理中的协同治理问题,北京市大兴区创设的社区联播将数字技术运用到社区治理过程中,通过信息网络化传播促进居民知情、调动居民参与,为基层治理搭建起协同治理的纽带桥梁。文章对社区联播赋能社区治理的逻辑进行分析,并认为随着基层治理转型,信息传播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进一步通过信息联通做好政策传播工作,以此促进居民参与,提升政社互动水平,推动基层以信息联通互动深入促进社会协同治理。     

智慧公安背景下社区警务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社区警务建设是公安机关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全面提高公安机关控制社会治安能力的重要战略。传统的社区警务工作模式难以满足新形势下社区群众的新期待,也无法适应社会治理新的价值诉求。公安机关应当以智慧公安建设为依托,从完善社区警务顶层设计、健全智慧社区警务机制、夯实合作根基提升合作效能、构建警社合作可持续发展路径等方面,探索构建社区警务协同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