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审计推进国家现代治理

从确立国家现代治理体系、提升国家现代治理能力角度,讨论审计技术背后存在的政治功能,需要处理三大矛盾:一是审计机构定位为国家行政部门,却发挥着明显的宪法功能;二是审计机构作为比较"软"的行政部门,要发挥"硬"的行政功能;三是审计还是一种以行政权力发挥法治作用的权力。因此,国家审计部门定位为发挥宪法功能的行政部门,可谓是撬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杠杆,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直接动力,有必要大力提高审计部门的技术水平,促使审计部门成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引导力量。多元治理体系中的多元治理主体,是对多元共治的一个主体支撑。但多元治理主体,必须处在一个相互制衡的状态,才能真正发挥出提高国家治理绩效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国家审计的配套体系上,支撑起一个普通公民监督公共机构的空间、开辟一个有力的监督渠道。这些,当然是从审计政治角度的考量,审计的行政性、技术性考量,需要审计专业人士另外谋划。     

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

目前，需要以改革发展为契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深入开展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让我国社会更加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对国家审计和国家治理的功能、流程进行梳理，借助决策、执行、监督等系统的支持，对输入、输出和反馈等环节予以关注，才能确保国家治理和国家审计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在国家审计和国家治理要求持续提升的当下，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二者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哲学思辨，让国家审计和国家治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持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逻辑理路

中国能否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首先厘清理国家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视角来看,提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逻辑必然是为了回应传统公共管理范式与时代的不适、促使国家职能回归的必然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与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要始终坚持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必须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充分认识到当代中国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困境是治理主体共识的缺失、既得利益集团的危害、精英的共谋,应对困境的基本路径是要重构政府、社会、公民的关系。     

国家共振：当下中国政府公共决策模式的内在逻辑

实现国家公共治理能力现代化,优化政府公共决策模式的内在逻辑是基础。中国政府公共决策模式的内在逻辑经历行政集权、政企合作、多元选择的演化阶段。应以国家共振作为政府公共决策模式内在逻辑的优化导向,通过转变政府公共事务治理理念,打破不同决策主体思维边界,推进公共决策模式多样化实践,优化和重构当下政府公共决策模式的内在逻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治理能力。     

“善治”与“善制”:现代化视阈下我国国家治理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互动逻辑

"善治",即良好的治理;"善制",即完善的制度。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以国家治理引导政治体制改革为内在逻辑的"善治"与"善制"的现代化互动过程。从现代化视角分析,我国国家治理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互动逻辑,体现在价值耦合性、主体一致性、制度内聚性三个方面。     

论人类公共治理变革史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人类的社会化生活方式必然导致公共事务的产生,并由此产生对公共治理的需要。公共事务就是跟所有人都有利害关系的事情,而公共治理则是管理公共事务的集体行动,以使结成社会共同体而生活的人们能够互惠互利、共同受益和最终幸福,这种集体行动被组织起来就形成公共治理体系。从目的和体系特征来看,人类的公共治理经历了由前国家时代的无政府治理和半政府治理,到国家时代的政府治理和泛政府治理等几次重大变革。其中国家时代的公共治理就是国家治理,亦即政府治理,至少包括权贵时代和平民时代两个阶段,分别采取权贵统治和共和治理的形式,今天的泛政府治理则可视为共和治理的扩展形式。历史上从权贵统治到共和治理的变革发生于现代化洪流之中,这就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变革。而权贵统治是对公共治理的扭曲和变异,共和治理则是对权贵统治的扭转和公共治理本质的回归,这就指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内容。在现代化洪流中,正是广大平民获得解放和壮大且大量平等地参与国家治理的体系和过程,才使得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变革成为可能,这就揭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人类的公共治理变革史中考察国家治理现代化,明确其历史定位、实质内容和必要条件,有助于彰显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普遍而深远的意义,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找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国际标准

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UNESCAP）认为，实现有效治理，需要从保证公民参与、落实法治、强调公共决策的共识导向、实现所有公民的政治平等、提高透明度、强化责任政府与问责制、改善政府对公民需求的回应性以及提升政府效能与行政效率等八个方面人手。这也可以被视为联合国对亚太地区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的建议。     

从边疆治理到国家整合——基于西南民族地区的考察

在传统帝国形态当中,具有帝国形态特点的治理少数民族边疆多重形式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得以体现。晚清帝国的解体使得建立现代国家成为此后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命题之一,传统边疆治理形式开始逐渐让位于现代国家整合的过程。辛亥革命中建立的中华民国将建设现代国家作为其战略目标的同时,在民族地区展现了国家整合的逻辑,并取得一定成就,但更多表现为局部性和碎片化的,加上缺乏内在有效力量支撑,最终导致国家整合任务的失败。而真正能够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的则是中国共产党,它在民族地区的政治实践中完成了国家整合的历史使命,成功实现了从边疆治理到国家整合逻辑的有机转换。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论析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必然逻辑。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治理的多元化、复杂性、法治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使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面临多重压力与挑战。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需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出发,从视野、理论、价值、实践等四大维度推进创新性探索。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政治安全的内在机理与实现途径

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审视政治安全,有利于从国家治理的体系架构、功能发挥及现代化进程全面概括政治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对于综合性和现实性的政治安全思考来说,政治安全的内在机理表现为包括权力运行、利益分配、权利保障在内的政治体系保持长治久安的治理逻辑。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属性与政治安全的内在价值,可以从政治领域的结构、资源与主体多重因素的协同联动探讨政治安全的实现途径。     

论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我国国家治理的目标与手段

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我国国家治理的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达到国家治理目标,需要以下国家治理手段:从国家治理客体来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手段包括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从国家治理主体来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手段主要是全面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此外,从国家治理方略来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手段还包括坚决贯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     

国家治理效能:基于意识形态视角的分析

国家治理效能是政治学乃至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重要议题。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势、基本倾向及其理论特质,表明意识形态不仅可以构成一个分析框架,而且对国家治理效能的影响不容低估。意识形态与国家治理效能的互动过程遵循现代政治的运行机理,二者既相互促进、彼此协同,又呈现出特定张力甚至是激烈冲突。其实践逻辑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内在于国家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必要工具、基本场域和精神旗帜,国家治理是执政党指导思想变革的内在依据。其理论逻辑集中概括为,本体论层面的结构关联、认识论层面的功能耦合、方法论层面的路径互成及价值论层面的目标共生。新时代意识形态视角下的国家治理效能提升,需要在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中谋求新突破。     

公共舆情中的政治势能研究

中国共产党政治势能是党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在构建新时代全媒体传播体系的过程中,党对公共舆情的治理彰显了强大的政治势能。公共舆情运行机制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势能具有深层的内在逻辑。中国共产党通过价值性政治势能重塑公共舆情中的价值理念,通过结构性的政治势能改革公共舆情的传播体系,通过制度化的政治势能再造公共舆情的治理制度,通过一元化的政治势能加强党对公共舆情的全面领导。在公共舆情治理中引入政治势能这一概念可以有效克服学术界单向研究公共舆情问题的缺陷,进而揭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成功密码。     

论科举文化对当代国家治理逻辑的价值关照

伴随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多元,国家治理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中国的国家治理要从国情出发、从文化基因出发寻求依据和资源。科举文化维护了中国千余年的社会稳定,其中蕴含的国家治理逻辑尤其需要我们借鉴和反思。科举文化自产生便与国家治理形成了密切的内在互动,其国家治理逻辑在社会流动、社会控制和政令统一方面体现得尤为深刻,以此为基础结合历史发展逻辑和社会发展现实探寻当代国家治理逻辑的起点和目标,在社会流动、社会治理、文化自信三个方面更能透视出科举文化对新时期社会发展、国家治理和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影响与启示。     

政党管理的范畴、场域和模式分析——以社会公共政治为视域

政党管理无论在政治实践层面,还是在政治理论层面都极为重要。政党管理分析首先要确定政党的基本属性,社会团体说、国家机构说和国家一社会中介说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无法准确地界定政党属性,因而在政治实践中政党管理往往无所适从。因此,将政党和政党管理纳入到社会公共政治的范畴,能较为合理地对政党进行定位并有针对性的进行管理。在社会公共政治领域中,政党管理的场域可分为“政府中的政党”、“社会中的政党”和“选举中的政党”,从而形成国家对政党的管理和政党自主管理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而政党管理的场域只是从理论上构设了政党管理的空间结构,从时间维度看,政党管理模式经历了极端化的阶段后正朝向“国家与政党共治”的管理模式发展。     

从理性国家的角度看现代国家治理的几个特征

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国家理性,这是国家的自然属性之一。出现在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理性国家是国家理性的产物,强调国家治理符合理性精神,具有制度化、程序化以及公民有序参与等特点。尽管理性国家的规律是普遍的,但其实现条件、形式、渠道在不同国家却不尽相同。在理性国家规律的影响下,现代国家治理已远远超越于传统国家治理,并出现了一些共同特征,如:包容性的国家观念深入人心、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执政者集团中普及、良好的国家秩序与人民幸福的生活、建立在公民普遍认可的权威基础上的法治国家、公共权力受到监督与制约、公民合法的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与合作等。     

政党、国家与社会——中国共产党60年执政方式转变的政治逻辑

党的执政方式是政党控制、驾驭国家并协调社会的方式和方法。研究党的执政方式，不能仅从政党自身中寻找逻辑，必须到现代政治生活——政党、国家和社会中寻找。为此，文章从三者关系出发，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历史逻辑，认为完善和改革党的执政方式，需要限制国家权力、培育社会力量并使政党回归社会。     

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势与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逻辑一脉相承、理论逻辑相互支撑、实践逻辑环环相扣,目标指向一以贯之,重大部署接续递进,这体现了党的国家治理理念的创新与升华。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其创新与发展能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能力,其制度效能也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应当紧紧抓住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充分发挥其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促进作用。既要充分认识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联系,寻找逻辑契合点;又要在建立两者逻辑契合的基础上,探索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措施。     

权力、支配与国家利益:韦伯政治思想中的逻辑关联

韦伯的政治思想涉及到国家、权力、支配、合法性、官僚制、议会制和民主等众多概念，体现着复杂性。实际上，韦伯构建的以权力支配为核心的政治理论体系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即政治的终极价值（表现为国家利益）具有绝对优先性，权力及支配结构（表现为官僚制）只是达致国家利益的手段而已，而国家利益的实现需要善于运用权力进行支配活动的政治家，政治家的产生和培养需要良好的政治教育，特别是需要一个强大的议会制。弄清这一内在的逻辑关联是深入理解韦伯政治思想的关键所在。     

全面深化改革要充分发挥审计的积极作用

新一届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对审计工作高度重视,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要以审计＂倒逼＂各项制度的完善,释放改革红利。他肯定审计工作作为公共资金＂守护者＂在国家治理中的免疫系统作用,提出了审计监督全覆盖的要求。强调审计机关就是要当好国家利益的捍卫者、经济发展的＂安全员＂、公共资金的守护者、权力运行的＂紧箍咒＂、反腐败的利剑和深化改革＂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