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民需求视角下的乡村数字治理研究--以河北省为调研对象

乡村数字治理是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力引擎。基于河北省139份乡村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农民群体对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较为向往,并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党建、数字村务治理、数字公共服务、数字公共安全五个方面提出了新需求。政府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农民需求,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通过强化数字党建、配套保障、数字赋能、整体性治理等路径,完善乡村数字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     

中国省级数字政府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中国地方政府陆续开展了数字政府建设实践，但各地数字政府发展水平却呈现显著差异。以中国大陆31个省级政府为研究对象，基于TOE理论框架，从技术、组织与环境三个维度对数字政府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省级数字政府发展水平受多元复杂因素影响。除财政资源供给的影响不显著外，技术管理水平、信息基础设施、领导注意力、府际竞争、公众需求均与数字政府发展水平呈显著正相关。此外，经济发展、区域位置等因素对数字政府发展水平的影响并不明显。在实践上有助于深化对地方数字政府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认识，也为地方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政策启示。     

以数字政府建设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数字时代治理模式迭代的科技驱动力。加快建设数字政府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数字政府已经超越单一领域发展阶段，迈入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协同发展阶段。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数字治理生态逐渐形成，成为驱动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各个子系统依存发展、协同演化的基础性机制。数字技术对政府、个人和社会发挥赋能、赋权、赋智等重要效应。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构建协同高效的职能体系、打造公平普惠的服务体系、完善全链安全的保障体系、构建包容协同的生态体系，是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路径。     

数字政府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整体性策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深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是适应信息化发展时代趋势、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必然要求。数字化时代,数字政府治理成为适应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新形态。数字政府作为现有信息化架构下形成的一种新型政府运行模式,其治理效果成为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关键标准,也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引擎。以整体性治理为理论基础,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数字政府治理效能的提升,探索数字政府整体性治理的理论逻辑,构建数字政府整体性治理实践范式,结合数字政府治理的需求,为数字政府治理提供合理有效的方案,为政府治理创新拓展治理应用方向。     

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动态演化：寻求技术与制度的协同调适

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政府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以“八八战略”实施以来的浙江政府数字化转型实践为考察对象，依据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目标和效果的不同，可以总结出治理信息数字化—政务流程数字化—运行形态数字化的纵向动态演化链。建构“技术—制度”协同调适的分析进路，发现在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不同演化阶段，呈现出“技术嵌入—制度吸纳”的互嵌逻辑、“技术驱动—制度规范”的融合逻辑和“技术变革—制度重塑”的共生逻辑。面向未来，进一步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应避免陷入过度依赖技术的泥淖，注重发挥数字技术与制度机制的协同创新作用。     

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的理论框架、研究议题与未来展望

数字政府建设受到持续关注,但如何理解和建设数字政府还缺乏共识。中国数字政府建设需要关注数字政府的概念化和建设水平评估、组织间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政商关系与数字政府共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影响因素、数字政府的用户使用和合供五大关键问题。绩效评估、数据共享、政企共建、影响因素和用户使用,是未来数字政府研究需要关注的主要方向和研究路径。围绕共建、共享、共用、共治的建设目标,全面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组织理论、技术执行理论、协同治理理论等有助于加深对数字政府建设的理解和解释。基于行为科学和循证决策视角的研究,可为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更加科学可行的政策建议。     

“数字官僚主义”：表现形式、生成逻辑和治理路径

“数字官僚主义”是指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在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在工作任务布置、工作任务落实、工作督查考核和群众日常事务办理等环节上呈现出的完全僵化和教条地依靠数字政府管理系统、政务新媒体等来推动党政管理和国家治理工作的官僚主义做法。“数字官僚主义”的出现，是近年来技术治理导向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日渐凸显、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纵向政府间的层层加码和横向政府间的激烈竞争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数字官僚主义”的治理，需要从认真区分政务服务手段创新与“数字官僚主义”做法、树立重工作实绩轻电子痕迹的政府绩效评价导向、坚持政务服务事项线上办理与线下办理有机结合、稳妥推进政务服务的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来推动。     

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路径探析

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是适应新时代要求、信息化数字化发展需要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以数字治理为核心的政府数字化转型应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推动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也面临诸多困难，包括治理主体与群众需求无法有效对接、信息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政府数据管理统辖能力较弱、数字政府协同发展能力不足等。因此，加快政府数字化转型需在转变政府治理方式、建设专业化人才队伍、构建政府数据信息安全规范体系、健全多元协同治理机制等方面作出努力，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     

基于公共价值的城市数字治理: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北大核心CSSCI

数字时代的城市治理,在治理主体定位、体制机制设计及治理效能上都有明显不同于传统治理的特征,实践中也面临着政府治理体制数字化转型难、民生服务数字化升级难和治理成效数字化评估难等困境。以公共价值理论为切入点,寻求数字治理本质与公共价值创造的内涵契合,立足数字政府、数字社会以及数字公民三个维度构建数字治理的公共价值生产—整合—表达的逻辑框架,通过提升政府政务服务数字化效能、丰富数字化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以及开展数字化治理人文反思的城市治理数字化路径,能够丰富数字时代的治理理论内涵,进而推动数字赋能城市治理的实践探索。     

“数字法治政府”:概念认知、机理阐释、路径塑造与机制构建

“数字法治政府”作为数字政府和法治政府的统合概念,并非是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概念的简单相加,其具有“1+1>2”的双向重塑、互动融合与协同改造效应,是数字政府法治化与法治政府数字化的辩证统一。“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面临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双重叙事逻辑的耦合困境,具体表现在数字政府的法律因应迟滞、权力风险扩张、行政伦理消解、“技术—制度”失衡、职责体系紊乱等方面。“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难题在于如何调适数字政府/法治政府的“技术—制度—价值”张力。为此,“数字法治政府”的关键任务是切实加强信息权力结构再造的法治因应、准确把握“技术—制度”的辩证互动关系、积极防范数字技术对法治政府的侵蚀和解构、充分保障数字政府社会回应性与责任性的协调。其突破路径在于确保数字治理面向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数字权力融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行政效能嵌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当前,需要推进“数字法治政府”的系统框架塑造和基础机制构建,包括信息平台设施、权力监督制度、数字财政体系、绩效评估机制等的构建。     

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的现实审视与优化路径

国家数据局成立后,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成为当前推进数字治理制度建设和公共组织数字化改革的新焦点。通过对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情况的调查发现,在组织结构方面,地方政府选择成立依托权威的层级制协同组织,形成包括战略领导层、协调管理层和业务执行层等三级政府首席数据官体系,并配合设立团队式、专家型等组织模式;在职能配置方面,政府首席数据官通常具备“治数”“统数”“用数”“监数”等四项核心职能,扮演数据战略领导者、数据资产运营者、数据开发赋能者、数据安全监管者等数字治理角色;在任职特征方面,现任的政府首席数据官学历水平与年龄分布较为合理,不过具备与数字化相关的学科背景与履职经历的领导干部数量占比不高。当前,地方政府依托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协同机制,尝试解决“数字烟囱”等数字治理组织困境;通过明晰职责分工,尝试破解“群龙无首”等数字治理责任困境;配合数据行政管理机构改革,尝试打破“权威缺漏”等数字治理能力困境,制度效能初显。然而,制度运行中仍存在诸如政府首席数据官领导权威不足、权责边界待明晰,治理环节前重后轻、工作场景待拓展,技术型领导稀缺、人才储备待提高等问题。基于此,按照“结构—...     

云南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研究

共同富裕是古今人类社会追求的美好梦想,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向往的共同愿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我国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主题。云南肩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促进共同富裕的艰巨任务,势必要奋力闯出“超常规”发展新路。当前,数字技术引发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一场深刻的数字化变革,数字经济成为我国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未来发展新方向。云南以数字经济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促进共同富裕有着深刻的理论、现实和伦理逻辑。云南应顺应数字化发展大势,坚持系统观念,加强规划引领,聚焦公共服务,健全体制机制,完善政策体系,优化要素配置,推进区域一体化,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云南要加快建设数字设施、数字政府和构建数字社会,有效激发“数聚创新”活力、提升“数字治理”水平和营造“数字文明”环境,在人人共谋“数字化发展”与人人共享“数字化红利”的数字云南建设中,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与促进各族人民共同富裕。     

技术与制度之间：数字治理转型中的地方政府注意力研究——基于山东省大数据局官方推文数据的分析

平衡好技术运用与制度建设的关系是地方政府成功实现数字治理转型的关键。基于政府注意力的研究视角，借助山东省大数据局官方微信相关推送文本进行数据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在技术与制度之间的注意力配置情况如下：数字治理转型主要集中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惠民服务和政务服务四个领域，不同领域的业务属性是影响地方政府注意力在技术与制度之间配置强度的重要因素；政府注意力的不同配置实质上塑造了技术与制度互构的差异化机制，形成了技术主导型、制度主导型、制度跟进型和融合发展型四种关系模型。通过分析当前地方政府注意力在数字治理中的配置情况，从理论上细化了技术与制度互构的微观机制，在实践上有助于理解和推动数字治理转型。     

数字政府研究的历程、现状和趋势

近年,数字政府受到我国公共管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相关研究与日俱增,但在数字政府研究的历程、现状及其趋势等方面还存在争议。我国公共管理学术界对数字政府研究的历程大致经历了概念引介、理论溯源和深化发展三个阶段,且现在正处于数字政府深化发展阶段。中国未来数字政府研究需要系统关注数字政府治理实践、数字政府建设中数据共享、信息公开与公众满意度、数字政府建设影响因素、国外数字政府经验研究以及数字政府建设评估六大关键议题。对数字政府概念的理论概括与实践总结是未来数字政府研究的重要基础。信息共享、平台驱动、多元主体关系、绩效评估是未来数字政府研究的主要方向。多种研究方法综合使用是未来数字政府研究的大势所趋。     

做好“数字”大文章

正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接连提到一串"数字":"十四五"时期要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建设数字中国。数字中国的蓝图、路径和方向,越来越清晰。     

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

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未来要从加快建设和普及信息基础设施、推进经济发展数字化转型、促进分享经济发展和加快数字经济创新和人才体系建设几方面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赋能融合发展 助力商圈提质升级

2019年，北京市启动第一轮商圈改造提升行动至今，已建成一批分布合理、各具特色、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消费需求的商圈。目前，北京市围绕优化商圈布局和业态结构、强化数字赋能等方面，全面推进第二轮商圈改造提升行动。实践证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传统商圈实现有机更新，未来从完善基础设施、创新沉浸式体验、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充分发挥数字化引领作用，提升数字消费供给水平，将进一步推动商圈改造提升，形成商业聚集效应。     

数字技术助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作用机理与实践逻辑北大核心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实现路径之一。目前我国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着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差异大、农村公共服务内生供给不足和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等问题。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技术,为解决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基于多个经典理论,构建了数字技术助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浙江省数字赋能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实践案例进行分析。本文据此提出三大优化路径:强化顶层设计,破除数字技术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立足地方特色,以产业数字化带动公共服务内生供给;促进要素流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加强公共服务普惠性和包容性。     

数据赋权、网络协同、信任支撑：数字政府建设中政企合作的路径优化

数字政府建设为进一步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有效发挥企业作用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数据要素市场化驱动政府治理和企业参与发生新变革，政企合作成为数字政府建设的新议题，随之引发对权责错配、路径依赖和信任缺失等困境的新反思。依据行动者网络理论，数据要素有望成为新的“核心行动者”，在权责界定、网络协同及信任提升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逐步形成新的政企合作行动者网络。从行动者选择、网络化协同与合约化机制切入，依据角色定位分配任务，重塑政府与企业依赖关系，建立信任支撑的转译机制等，则是数据要素驱动下政企合作的新路径。     

数字协商民主的内在机理与治理路径

发展数字协商民主是推进中国数字社会治理精准化的必然趋向，建设数字中国也客观要求以数字化赋能协商民主。“云平台”构建多元主体互动新协商格局，“云计算”塑造规范化程序化新协商秩序，“云履职”提升参政议政新协商实效，都彰显了我国数字协商民主的创造性实践。但数字时代的严峻复杂形势也带来了治理挑战：技术精英占据天然优势地位，背离数字协商民主理想；算法“黑箱”阻碍多元共识，加剧公众协商过程非理性化；数据泄露导致陷入数字治理困境，阻碍共商共建共享；数字平台无限扩张进而霸占数字社会的话语主导权。基于此，中国语境下发展数字协商民主从而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亟须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提供激发民主活力的数字技术保障，构建多元主体的协同性平台治理，健全数字协商民主基本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