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中国犯罪侦查的价值和影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通过非法程序或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许多现代法治国家已经确立该规则,而中国尚未确立。作为法治国家,应当吸收现代国际诉讼理念,树立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价值观,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法定化。中国法定侦查措施有限且侦查技术落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体现其对侦查的价值的同时,在一定时期内也将对犯罪侦查产生不小的影响。站在侦查的角度,论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中国犯罪侦查的价值和影响。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性规则构想

当今大多数国家已经在立法或实践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或体现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精神,建立合理的非法证据规则体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我国应当立足国情,构建属于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性规则。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拷问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了刑讯逼供证据坚决排除的基本原则，意味着我国刑事司法向人权保障的积极迈进。在实务操作中，可行性是能否贯彻立法精神的关键指标。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存在若干可行性疑问，在非法证据界定、非法物证考量、毒树之果效力、警察出庭保障、被告人举证、讯问全程录音录像等方面尚待进一步细化完善，以增强可操作性，防止规则被虚置。     

艰难中前行——“两高三部”新证据规定的意义与问题

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两部新证据规定大量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和理念,如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并进行了具体的细化,对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作出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必将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     

论侦查阶段非法证据排除

在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是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内容。侦查阶段实际上是获取证据的最佳也是最初阶段,对后续的审查起诉乃至审判活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行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中虽然规定了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要求,但是排除主体、启动程序、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及救济等核心性要素却付之阙如。检察院审查批捕活动也发生在侦查阶段,亦需要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加以审查,以充分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司法中的重要作用。     

新刑诉法背景下“毒树之果”理论之探讨

随着新刑诉讼法出台,我国已经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与这一规则具有衍生关系的"毒树之果"在我国还未正式确立。在新刑诉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下,结合我国国情引入"毒树之果"理论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证人拒绝作证权的价值与立法建议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证据制度,在世界许多国家的证据立法中都已明确规定,而我国目前对此立法却尚未确立.这项制度旨在保障人权和实现法律价值的多元化,该制度具有良好的人性基础和法律传统基础,并且符合现代法律的效益价值观.因此,尽快确立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对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律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制度的立法审视

构建科学可行的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制度是一国刑事诉讼法和证据制度实现日臻完善的重要措施。我国《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证明标准、证明方式等规制,标志着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制度初步建立,也必将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和证据制度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该规定关于刑事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规定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有待进一步审视和完善。     

关于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思考

要在我国建立切实可行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要先明确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本文从分析非法证据的含义入手,对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刑事立法现状进行了介绍,指出其在排除范围方面存在的缺陷,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完善建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问题实证研究——以S省C市为样本

我国正式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有近三年时间,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着启动案件数量少、排除非法证据难、范围界定易混淆三大状况。究其原因,既有非法证据逐渐减少的内在必然性,又有非法证据排除难的外在复杂性。为此,可以通过准确界定非法证据的范围,健全非法证据的排除模式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践方式等方法,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良性运行。     

我国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置之必要及完善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事诉讼领域对诉讼价值的平衡以及当事人权利的保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我国现阶段,关于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立法仍不够完善,学术界关于该项规则是否应当建立以及如何适应等观点也大相径庭,因此明确了在我国确立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意义,并指出现阶段该项规则存在的不足,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从而保障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论审查批捕阶段非法证据之排除——以A省三级六检察机关为样本的分析

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求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贯彻实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明确要求"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人民检察院在该规则的实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分析A省三级六检察机关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数据和案例表明,A省检察机关在积极实现审查批捕阶段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及时规范、引导侦查行为,遏制非法取证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值得宣传推广。     

浅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以刑讯逼供的角度为切入点

新的国内立法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仍有不完善之处,并且刑讯逼供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从刑讯逼供的视角出发,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浅析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适用的困境并且分析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有传统思维的影响、滥用侦查权以及固有的工作模式等。提出诸如明确"非法证据"的界定、完善惩罚制度和后续救济手段、深化保障人权的思想及建立相关配套措施等整改方案,以达到使该规则在我国更好的适用、减少刑讯逼供的目的。     

浅谈我国刑诉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现阶段中国刑事法中,作为程序公正应有之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很有必要。我国侦查实践中,刑讯逼供、非法收集证据等一系列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现象屡禁不止,与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以保护被告人权利为主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一定因果关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符合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主导价值观念和重视公民人权的主流趋势的。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平衡原则

在现代社会刑事诉讼多元价值目标的理念下，价值平衡原则已成为刑事诉讼制度设计和运行基本准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项刑事诉讼制度，理应体现价值平衡原则，在实现程序公正和保障人权的同时，必须兼顾实体公正和社会公共利益。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根据法治的要求,国家机关的行为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行为时,如果没有根据法律的规定收集证据,则在行政诉讼中就不能以这些非法收集的证据作为自己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我国有关行政诉讼的法律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这些规定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对于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没有完全排除等,因此我国关于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需要进一步完善。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界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领域最有争议性的规则之一。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定义在各国以及国内学者之间也存在不同的表达和理解。为规范执法，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应当包含的内涵要素角度出发，对其定义重新界定，可为规范公正执法提供指导。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三难”及破解路径

非法证据界定难、证明难、排除难一直是公检法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共同面临的三大困境。规则的内在缺陷造成"界定难",破解出路重在完善司法解释、加强案例指导。侦查的封闭性和证明方式的局限性造成"证明难",破解出路重在完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和加强侦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证制度的实施。司法观念陈旧、印证证明模式下排除基点的混淆、法院不独立、法院承担的社会治理功能造成"排除难",破解出路重在培育正当程序和证据裁判理念、加强司法体制保障。界定难和证明难也直接导致非法证据排除难。要破解"三难",观念革新是基础,体制优化是前提,制度完善是核心。     

对《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项独立的证据规则,在西方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但是在我国,至今仍没有确定比较系统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促进案件实体真实的发现,平衡实体和程序公正,保障人权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但仍有一些缺憾和争议,应从操作规程和制度上进一步完善。     

以正当程序理念构建中国的刑事侦查制度

正当程序作为一条重要的法治理念和宪法性准则,正在逐步成为各国构建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共同的价值取向。正当程序在美国被发扬光大,因此正当程序的理念渗透在英美国家刑事侦查程序的每一个环节中。最主要的体现是司法权对侦查权的制约、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及广泛的律师参与权等方面。考察我国有关刑事侦查程序的立法和执法实践,与正当程序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适当引入正当程序原则,对我国现行的刑事侦查制度的正当化改造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据此,完善侦查监督体系,强化犯罪嫌疑人的各项权利保障,实行逮捕和审前羁押相分离,以及建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等方面,理应成为构建中国刑事侦查制度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