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治理理论的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研究

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的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应该具备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弥补传统廉政治理体系的内在缺陷,实现对传统廉政治理体系的超越;其二,充分汲取和回应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遵循现代化治理模式的内在逻辑。传统廉政治理体系存在着三对基本矛盾:政党力量主导与国家、社会力量虚弱的矛盾,多元主体参与主体间协同断裂的矛盾,政治廉洁与权力运行效率的矛盾。破解这些矛盾,需要政党、国家和社会力量在廉政建设中走向平衡和协同;需要区分不同权力行为的运行逻辑,通过分类治理实现国家廉政治理中廉洁和效率的有机统一。     

刍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是治理中重要的概念和形式,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领域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价值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们应以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理顺政社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创新社会矛盾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等途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其向度——基于社会分层理论的分析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是关键。要有效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对当下中国社会分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当下中国不良的社会分层导致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权力配置与行使的失衡,这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治理的困境所在。应对这一难题,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五个层面提出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对策。     

聚焦改革热词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体现出我党一种新的执政观念，丰富了我国现代化的内涵。“治理”强调多主体，国家管理者是主体，人民也是主体，各组织、各单位都是参加管理的主体之一，这是从过去的一个主体变为多主体。国家治理表明了方式的变化、渠道的多元：既有从上到下，也有从下到上，     

治理现代化中的政府职能转变:价值取向与现实路径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为代理人,既是制度体系的安排者,也是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更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动者。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与治理能力的提升有赖于政府职能转变与能力提升。在传统国家治理中,政府经历了从统治走向管理的转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政府职能转变应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作为价值取向;政府的目标模式是构建公民、市场与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型政府,强调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协作共治。从改革实践来看,唯有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关系,优化和精简政府组织结构,构建治理型、灵巧型、服务型与法治型政府,方能有效提升政府能力,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     

分布式治理:技术嵌入基层治理的理论基础、权力逻辑与治理样态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社会治理创新向纵深推进的宏观背景下,各类信息技术向治理领域广泛渗透,导致权力实践变为一个需要经由“技术”这一中介机制加以理性化的过程。采用权力政治学理论框架,分析了作为独特的权力主体,技术在基层治理权力结构中承担的中介作用,进而总结了“分布式治理”概念,发现有机接合技术重塑基层治理的权力结构存在两种基本样态,即以控制为核心的政治职能和以技术行政为核心的治理职能。从“任务情境”“主体间性”和“技术作用”三个维度呈现了分布式治理有别于传统集权式治理、分权式治理的组织学特征。这些特征使分布式治理能够融合“技术-主体-权力”多重治理要素,并在复杂性任务情境中助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八大以来党规党纪执行力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理论模型

<正>党是我国政治权力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最重要主体,其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全面从严治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理论逻辑与现实实践上紧密相连。党的自治能力作为党治理能力的前提和基础,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但目前尚无从党纪党规的执行力角度展开的研究。本文在论证党纪执行与政策执行相似性基础上,以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式为基础,通过系统梳理十八大以来的高压反腐成绩,从党纪党规的完善性、执纪主体、目标群体、执纪环     

少数民族乡域社会治理:内涵、价值和发展趋向

少数民族乡域社会治理是在多元主体协同互动作用下,对乡域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可以从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乡域社会治理两方面对其内涵进行阐释。少数民族乡域社会治理的价值在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治理主体多元化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少数民族乡域社会治理的完善将会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的规范化及治理成本最小化和治理效益最大化加以推进上大放光彩。     

以农村法治发展促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枫桥经验”的实践与启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农村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枫桥经验”中以农村法治发展促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做法．体现了农民的主体意识,反映了农民要求法治的诉求,代表了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为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和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我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

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目前,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普遍面临治理理念、权力结构、供给方式等多方面的治理"碎片化"问题。面对我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困境,可以尝试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重新梳理与整合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的各要素,借助理念与工具的统一来整合社会治理能力;加快组织结构、权力结构与制度结构的转变来优化社会治理结构;完善运行主体、供给方式、服务流程的运作来重构社会治理过程,以有效弥补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碎片化"缺陷,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生成逻辑与推进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我国社会治理领域最新的政策议题,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市域处于国家治理的中观层面,具备县域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从现实生成逻辑上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从理论生成逻辑上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必然结果;从制度生成逻辑上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市域层面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客观要求。未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可以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这七个方面入手。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发挥妇联组织作用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有何区别,何谓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妇联提出了什么要求,妇联组织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几个重大问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表达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时代发展的要求相协调与相一致的关系。当前,我国的国家治理状况遭遇社会现实的严重挑战,必须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并以此来回应现实需要。本文从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社会文化、国家权力、依法治国以及人的作用六个方面的重大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     

社会治理智能化:实践创新与路径优化

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通过智能技术融合社会治理行为、扩充社会治理主体、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以及增强社会治理效果,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实践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但仍然存在智能技术与社会治理融合不充分、顶层设计与重心下移不充分以及技术保障与法治改革不充分等问题。作为一项贴近中国基层实践、面向未来的事业,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需要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实施的关系,同时要在法治轨道内深化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维度与实现路径

现代化是指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它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行为根据工业社会的特点进行适应性变革。为了回应这种要求,中国政府需要从治理制度民主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法治化、治理过程透明化、治理权责匹配化五个维度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型民主模式与党内治理现代化

民主集中制发展史上,经典作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围绕"如何民主地集中"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摸索,形成了三种主要模式。不同模式下,党内权力的实际行使主体有所不同,党内权力运行的制度化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对党的制度建设的影响和作用亦各不相同。共和型民主模式主张党代会应成为党内权力的实际行使主体和党内治理体系的基础性平台,主张党内权力应制度化运行,符合经典作家党建思想与党建实践的内在精神和现代治理的根本宗旨,有利于提升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治理主体地位,有利于推进党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现代执政党,因而应成为推进中共党内治理现代化的理想目标模式。通过对民主集中制进行类型学分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澄清和化解一些民主集中制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误解、困惑和分歧,为中共党内治理现代化研究以及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提供有用的概念工具。     

从社区管理到社区治理有多远?——基于体制创新的视角

<正>"治理"理念的提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以"社会治理"替代"社会管理"。由此,标志着"治理"理念正在从学术层面向公共政策层面转换。在治理语境下,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单元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依托,如何实现从社区     

嵌入型治理: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路径探究

嵌入型治理指某一治理主体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制度规则、公共政策等合法途径介入另一治理主体,构建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体系,以推动治理主体自身的发展,并解决公共问题或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它强调不同的治理主体相互介入形成嵌套结构,在推动构建多中心治理模式的过程中,提高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治理中心。嵌入型治理是国家建构和社会治理双重目标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一种尝试。社会组织和国家可以通过关系嵌入、功能嵌入和组织嵌入形成互嵌,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整体化分散治理:一种新框架——基于津、杭、深的公共代理机构比较分析

"整体性治理"与"分散化治理"是当前治理理论研究的热点,"分散化治理"指出长久以来政治对社会的控制、嵌入、吸纳或渗透的严密等级组织形式,对当前我国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造成巨大障碍,因此要求构建多元治理体系。但是,"整体性治理"认为,当前我们做的不仅是政社分开,创造更多的社会治理新主体,同时还应加强建设各类主体间的协调互动机制,增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联动性和调控力。但有学者指出,在当前我国社会行政色彩较浓,政社不分问题突出的情况下,强调"整体性",有抹杀社会自主性,为政府权力垄断开脱之嫌。一时间两种理论均面临着"理论"与"实际"难以接轨的现实困境。结合目前我国公共代理机构的改革,如何既体现独立自主的分散治理,同时又兼顾国家整体性发展思路,这就迫切需要将"分散化治理"与"整体性治理"理论融会贯通,取长补短。"整体化分散治理"理论构想,是对这一问题的积极回应。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社会治理发展历程与重要经验

围绕着治理什么样的社会、怎样治理社会的问题来看，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的历史是一部探索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思想从理想走向实践，经历了从社会改造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演变过程。回首百年党史，坚持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发挥多元主体治理效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为指导，兼采中外社会治理优秀思想资源；以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为重心，加强社会治理制度体系顶层设计；坚持系统性思维，全面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的重要经验和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