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政治海啸”后马华公会的党争分析

马华公会在2008年马来西亚大选中遭受的失利使其失去了华人族群的代表性。面对大选后的残局,马华公会本应积极自救,但却陷入了新一轮党争的困扰。本文以2008年大选马华公会遭遇的政治海啸为背景,论述海啸过后由前总会长引咎退出内阁引发的马华公会新一轮党争,分析党争对马华公会本身以及华人政治的诸多影响,认为党争的功利性是导致目前马华公会发展举步维艰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立与合作:马来西亚华人政党与伊斯兰党关系的演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政治的主导因素是种族政治和伊斯兰政治化,伊斯兰党崛起成为主要反对党之一.华人政党马华公会和民政党对伊斯兰党坚决反对;行动党对伊斯兰党的态度是在反对和合作中反复,为了建立公正和民主的马来西亚,行动党与伊斯兰党合作,但因为伊斯兰教国问题,行动党与其决裂.华人政党与伊斯兰党关系的变化,影响到马来西亚的种族关系、种族政治和伊斯兰政治化.     

进退维谷的马华公会

和巫统一样,马华公会纯粹是为了代表华人的意志和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从马来西亚的历史来看,马华公会至少起着四个极其重要的作用。日本占领时期,特别是日本投降和英当局重新统治马来亚之后的头几年,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令人忧虑。在马来人反对马来亚联邦的过程中,首先是来自海外的华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今后所处的地位和命运。接着,华人领袖特别是陈禎禄爵士不断全力地为争取华人的权利和利益而斗争。1969年5月13日事件发生后,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自1969年迄今,马来西亚人民在一些被     

国民阵线与马来西亚大选

国民阵线与马来西亚大选廖小健１９５７年独立以来，马来西亚已进行了八次大选，第九次大选将在近期举行，朝野各党均厉兵秣马，准备大战一场。目前，多党联盟“国民阵线”是马来西亚执政党。执政党中，马来族的巫统占首要地位，其次是华族的马华公会，民政党等等。反对党...     

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的成立及早期政治活动(1946~1957)

二战前,马来亚印度人指向祖籍国印度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明显加强,进而暂时消除、弥合了印度人群体中一些分化因素,这是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成立的重要社会背景。在尼赫鲁的积极推动下,1946年8月,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正式成立。虽然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深受尼赫鲁和印度国大党的影响,该党成立之初也支持当时的印度政府和印度国大党的反殖反英运动,但它并不隶属于印度国大党。自成立后至1957年,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先是主要致力于开展印度民族主义的活动,不久又深度卷入马来亚制订民主宪法的斗争中,积极争取对印度人有利的公民权问题。在马来亚积极争取独立的浓厚政治氛围中,经过一番犹豫之后,1955年3月,经正式商谈之后,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选择全面加入巫统马华联盟。同年7月,巫统、马华公会和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结成的三大民族政党联盟在竞选中获胜。马来亚联合邦随后正式成立,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作为执政联盟成员之一,长期参与执政。印度人群体的相对弱小及其社会内部的严重分化,部分程度地削弱了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在马国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它的政治活动对马来亚的政治民主化和多元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马来西亚马华两族关系的几个发展阶段

本文主要分析马来西亚马来人和华人两大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几个阶段,本文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两族极少交往和产生摩擦,日军统治激化了马华两族的矛盾,战后马华两族关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下进行了种种磨合,经历了摩擦、稳定、摩擦、爆发、缓和,不断反复的曲折历程。文章认为:马华两族的关系因各种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而经常波动变化,由于马华两族法律地位的差异,马华两族之间的矛盾在一段时期内仍难以消除,并对两族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当代马华报刊文本中的华族政治参与意识表达

本文通过对《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及其他马华主要报刊相关言论和社论的文本分析,揭示了20世纪80-90年代期间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参与意识的变化,包括民主政治思想的启蒙,民主政治实践的探索,以及超越种族政治的发展变化过程。     

马来西亚华人如何看待伊斯兰教国

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在马来西亚的发展,代表马来人利益的巫统和伊斯兰教党也转向伊斯兰教寻求合法性.伊斯兰教党要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伊斯兰教国,而执政党巫统则提出马来西亚已是世俗的伊斯兰教国,这引起马来西亚华人对国家政体、民主、信仰自由的忧虑,他们反对将马来西亚建成伊斯兰教国.华人社团和反对党民主行动党反对建立任何形式的伊斯兰教国,而执政党马华公会和民政党坚决反对伊斯兰教党的神权伊斯兰教国,但赞同巫统的世俗伊斯兰教国.     

《南洋商报》的办报特色与社会影响

本文评述了《南洋商报》的四个办报特点和因坚持承续马华文化而面临的生存挑战，阐述了其作为社会大众媒介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本篇着重论述《南洋商报》对社会的影响， 以及是它发挥大众传媒的教育功能，为马华文化在马来西亚的承传，所起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马来人的自我剖析——《马来人的困境》评介

(一) 1969年在马来西亚大选后发生了“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造成了生命与财产的重大损失,这是马来西亚战后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关于这个事件前因后果的评价分析,众说纷纷,马华两族互相指责。当时的总理拉赫曼指责他的政治对手十二日(即五·一三的前一天)驱车于首都街道,欢呼政府在选举中受到挫折,从而煽动人们的情绪。(合众国际社吉隆坡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四日电)。后来又“解     

文莱华人现状分析

文莱现有华人3.76万,集中在城镇居住,是文莱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族群.在"马来、回教、君主"政治制度框架下,华人的公民权受限制,加入其国籍非常难,没有政治诉求的机会;在经济领域里马来人优先,但华人有较大发展空间;在社会生活领域,华人可组建社团,参与公众活动,政府允许华文教育生存发展;华人宗教信仰自由,可维持华人意识和华族认同,但必须效忠苏丹;华人和马来人能和睦相处,没有种族纠纷.     

马来西亚政党政治的变化及其走向

巫统一党独大是马来西亚长期以来政党政治的一大特点 ,但是 1999年末马来西亚第 10次大选却表明这种局面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 ,这必将对马来西亚的政局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试从马来西亚政党政治变化入手 ,分析变化的成因 ,并对今后一个时期马来西亚政党政治和政局的发展趋势作一展望。     

从白小保校运动看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参与形态

马来西亚华人有着积极的政治参与的传统,近些年来更是利用各种途径来最大限度地表达与维护其利益.2001年来持续四年的白小保校运动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政治结社、政治表达、政治接触等方式来维护子女接受母语教育、文化传承的权利.这一典型事例体现了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参与的基本模式.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马来西亚穆斯林妇女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推动了马来西亚社会和政治的伊斯兰化,并影响到马来穆斯林妇女的权利和地位.本文从分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妇女观入手,探讨马来西亚政府、政党、宗教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如何从法律、法特瓦、政策、宣传来规范妇女的行为,并分析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执政党与反对党、乌来玛与非政府组织围绕妇女权利展开的争论和斗争.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事件探析

在1999年马来西亚大选前夕,马来西亚2095个华人社团共同向参与竞选的各政治派别提出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诉求,旨在改变那些他们认为是不公平的社会政策,特别是种族间的不平等。诉求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引发了一定范围内华巫种族关系的紧张。为消除这种紧张关系,双方互有妥协,部分关键诉求最终被迫搁置。该诉求是一次典型的政治参与运动,有着特殊的历史与现实背景。新经济政策实施以后,华社已有多次诉求提出,1999年的大选和巫统的分裂则为其再次提供了现实机遇。然而,由于诉求提出的民间性、偏向性、时效性等特征,该运动因遇到诸多问题并未坚持久远。不过,诉求事件为华社政治参与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使之日益成熟。     

功能异化的马来西亚《内部安全法》

1960年制定的<内部安全法>在马来西亚政治生态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该法原本是马来西亚政府打击马来亚共产党等左派势力的重要手段,但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其功能发生严重异化,逐渐成为政府与当权者打击体制内反对派乃至执政党巫统内部不同势力及社会民权运动人士、控制新闻媒体的法律借口.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政府滥用该法引起许多政党、社会团体特别是持不同政见人士的强烈反感和不满,国际社会对此也给予高度关注.目前,马来西亚国内废除该法的浪潮日趋高涨.     

马来西亚政局突变的混沌学解读

2008年的马来西亚大选,出现了所有政评家都意想不到的结果,即执政的国阵失去数十年以来一直保有的多数国会议席和五个州政权.本文运用混沌理论对此"不规则"现象进行解读,先后分析选前形势,印度人示威及其对其他族群选民的影响,网络传播与政治动员的关系等.本文认为,政治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也存在"混沌"或"不规则", "网络政治"特点,使当代政治的"不规则"日渐增多,传统定常的政治分析方法面临着新的挑战.     

The Tian Anmen massacre

The aftermath of the 2008 general election saw a series of upheavals occur in the Malaysian political landscape, not least of which was the emergence of a so-called “new politics.” Driven primarily by concerns over issues of public governance, this politics contained a set of interrelated questions involving changing notions of legitimate political authority. Although much has already been written about whether or not the post-2008 changes to Malaysia's socio-political terrain are genuine and enduring, I argue that many such analyses are too narrow in scope and fail to adequately recognise the complexity involved in such social realities.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images and practices of the Malaysian state, this article aims to highlight the dynamic, contingent and contested nature of processes of legitimation.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sensus/dissensus surrounding Prime Minister Najib Razak's concept of 1Malaysia as the basis of a collective national identity reveals a more fundamental contestation occurring within contemporary Malay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over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and moral legitimacy. While the opposition's challenge to Najib's administration remains formidable, of more pressing concern to Najib might be the objections arising from within his own party over the direction in which he is taking them. To define the present horizon of socio-political possibilities in Malaysia it is not enough, therefore, to simply explain how legitimation occurs; we must also be able to account for the way(s) in which it can occ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