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识与历史书写——观察近30年文学的一个视角

在目前对新时期文学30年所进行的研究中,有一些学者将这一阶段的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30年加以比较,对其成就持批评或否定姿态.王晖、谢泳和樊星等学者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他们对于这种姿态的回应,以及对近30年文学的基本认知.反思过去,前瞻未来,立足建设,推进前行,是他们对新时期30年文学进行研究的基本态度.王晖主要从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的角度观察近30年文学的流变,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并非缺乏直面历史的勇气和书写"大历史"的力量,他们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呈现出阶段性,即"新时期文学"的初中期,大多呈现出历史意识的重新觉醒以及对"大历史"的直接表达;1990年代之后,则主要致力于"小历史"的书写,对于"大历史"的展现显得更加多元,甚至更加隐晦.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具有深广度地去形象化地诠释历史,如何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之心去叩问和反思历史,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掘历史的真相、以思想和艺术的亮度去烛照历史.谢泳将新时期30年文学放入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中来考察,认为观察新时期文学的发生,要注意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十七年文学的定型和文革文学的时代特征等三个时代背景.这样才会对这一时期文学更具"了解之同情".新时文学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它承担了相当繁重的历史责任,离开思想解放运动谈新时期文学,不可能理解其贡献和意义.樊星则通过对新时期30年和现代文学30年的比较,阐释了前者独具超越价值的"当代性",认为新时期文学对现代文学的超越体现在:现代文学多是从"思想启蒙"方面呼唤"改造国民性",新时期文学则更集中于对政治痼疾的深入探讨,并因此而产生了成就超过现代文学的"政治小说"、"长篇历史小说"和"政治性报告文学",现代"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也渐渐被"重新认识民间"的文学所取代.这些重要的超越显示了新时期文学的某些"当代性".     

新时期文学的"当代性"——新时期与现代文学两个30年的比较

在比较新时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成就时，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是新时期文学不能与现代文学相提并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时期文学没有大师。这的确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从常理上说，一个称得上伟大的文学时代是应该有几个大师作为代表人物的。但因此而扬“现代”贬“新时期”，似乎也大可不必吧。     

论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发展

研究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史是现代汉语的变革史。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发展，决不是文学形式对文学语言一边倒的简单顺应，而是文学不断以自身语言的“文学性”推动了现代语言的丰富和发展。从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关系的角度，能够观察和揭示白话文运动到底以何种方式，到底在何种程度上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中国的现代文学形式的变化，文学语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如何左右、影响乃至决定了文学形式的基本走向以及文学形式的基本的甚至是主要的状况和特征，从而能更好地把握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规律。     

20世纪中国文学建构中的新传统因素

清末民初是20世纪中国文学新传统形成的重要阶段,特别是在中国意识的影响下,中国文学的文学观念、制度建构和审美趋向等方面都出现了有别于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新传统因素,诸如文学功能的历史化、文学建构的社会化和文学演进的尚武化等都较大地改变了文学书写的整体面貌。     

改革开放30年的刑事审判工作

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我们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30年来，人民法院主要经历了恢复正常、充实提高、全面发展三个阶段，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发展道路，     

文学意识与媒体意识的重奏——《钟山》与"新写实文学"的兴起

在"新写实"文学思潮的倡导过程中,<钟山>成功地将文学意识和媒体意识加以结合,它对文学思潮或文学倾向积极倡导,并进一步文本化、学理化、定性化.对于这一类型的文学作品集中力量的发表和推荐,复活了曾经被屏蔽了的现代媒体意识,是新时期大陆文学刊物中较早成功体现媒体运作策略的刊物.这也是<钟山>以主人公姿态积极参与文学创作过程的文学策略的有效运作.由此奠定了<钟山>在全国大型文学刊物中的先锋地位.     

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一个神话的建构

在中国20世纪理论—文化景观中,现代性构筑了中国文学生成的总体框架和理论视野。以现代性观照百年中国文学历史的总体性,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发性要求。现代性从产生之日起就处在理性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对抗中。现实需要和主观欲求共同决定了近代中国对理性现代性的认同和追求。在20世纪中国文学转折的起点上,对二维现代性中的理性现代性的片面接受,一方面导致了在缺乏审美现代性的批判和监督的情况下,对理性现代性的盲目乐观和完全信赖;另一方面产生了依靠外部权威实现理性自由这一显然不符合理性现代性的精神实质的悖论。     

上官婉儿：当了皇帝30年女秘书

细读中国历史，会让人发现这位女人的价值一连创造了数个第一，开创了一个文化盛世的巨人，不仅为皇帝服务，当了30年之久的女秘书，而且又是一位留下完整姓名的王妃，还是一位被“情敌”不忍心杀死的漂亮女人和一位挖掘文化盛世的绝代才女。她，就是武则天时代的特殊女性人物，一代才女上官婉儿。     

改革开放30年经典立法盘点之三：市场法则篇 助推市场经济

“法治”与“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最根本的两大诉求。30年来，市场经济改革与市场法制建设携手并进、共趋成熟，构成了一道意味深远的立法景观。横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合同法》、《公司法》和《反垄断法》，就见证了市场法则精神的成长史。     

生命困局、思想与文学的相近与不同——庄子和屈原之异同浅论

屈原和庄子都对中国文学和文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都有着高洁的人格 ,其浪漫主义文学的成就也达到了文学史的高峰。相似的生命困局、对“天”的探索、高洁的品性决定了他们文学相似的一面。但是作为人 ,他们又有着对立的一面。生命的不同“哀怨” ,对“天”的不同结论、超越困局的不同方式 ,均决定了他们文学的不同     

政治激情与30年代文学创作

源于1930年代特殊政治文化语境的作家的政治激情，导致了人们对文学审美的特殊的偏颇性的理解，导致了广大读者对文学的特殊接受和偏颇性的审美预期，也导致了作家对文学审美的特殊的偏颇性的选择。在一个“非常态”的政治语境下，要在文学中追求“常态”的表达，不仅难以做到，即使做到了，这样的作品也许很难获得最广大的读者。从政治文化心理支配下的文学表达这一独特的角度，可以使我们对30年代中国文学的审美风貌的形成根源，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中国政府法制建设30年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30年来，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国政府法制建设不断推进，取得了重大成就。政府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管理，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实现了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到把依法行政作为基本准则的根本性转变。     

关于开展“国统区右翼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的思考

国统区右翼文学,是现代文学史教学与研究中提出的一项新的魇题。经过一年来的实践与探索,我们体会到,开展这一反题的研究,可以拓宽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便于全方位地考察和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同时,还有助于更深入地探讨现代文学史上某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1.为什么将“国统区右翼文学”作为研究课题?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在对立统一中进行的,文学史也不例外。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是革命文学和进步文学的发展史;但革命文学和进步文学的发展,是在复杂的中国现代政治斗     

“改革开放30年刑事法治发展高层论坛”综述

30年前，我们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30年，我国刑事法治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     

中国法学教育30年之历史与变革——“改革开放与中国法制建设30年论坛”综述

2008年10月4日,由中国法学会主办、《法制日报》与西南政法大学联合承办的“改革开放与中国法制建设30年论坛”暨西南政法大学恢复招生30周年纪念大会在重庆市西南政法大学新校区隆重举行。     

涉法文学：文学和法学共同视域中的文学族类

本文主要对处于文学和法学交叉领域中的一种文学现象进行了全面检视 ,通过概念界定、范畴限定和美学内涵揭示 ,从文艺理论的大角度和涉法文学本身所独有的小角度 ,全方位地对“涉法文学”这一文学族类作了一次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天津检察机关恢复重建30年回顾与展望：开拓 探索 发展

新中国检察制度从1949年创立至今60年，几多曲折，几多辉煌。鉴古知今，回顾60年来检察制度及检察事业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总结恢复重建30年来的历史经验，探索今后我国检察制度及其检察工作的发展方向，对今后的民主与法治建设以及检察事业的科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阐释与文化政治问题

在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不同的阐释模式之中 ,“现代性”的模式实际上具有独特的阐释力量 :一方面 ,它能够穿透曾经被既有的现代性阐释置于盲区的“革命文学”以至于后来的“文革文学”;另一方面 ,其对学术视野的开拓亦有着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2 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基本主题是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解放政治”而到“改革时代”的“生活政治”。 9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主要包括 90年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与文学领域的制度安排、文学工作者的身份认同与话语政治以及文本策略与文本政治等等     

中国法治3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30年中国“法制崛起”的起点

3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等，中国的民主法治，从此开户新纪元。     

主持人的话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的变化对作家文学创作的文体选择的实际影响力，很大程度地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形式发展。现代文学产生于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重要内容的文学革命之中，“五四”初期的这场语言革命对现代文学形式的产生和发展也就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中国现代文学是这场语言革命的产物，同时它也必然地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语言革命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