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政治与草根诉求的幻灭

近些年,精英主义似乎在"叫兽"、"砖家"的称谓之下,在中国掀起了另一种的反智主义高潮,精英主义也被污名化。当人们以"草根"为荣、以"民间"为文艺创作寻求正当性和政治正确、迎合所谓的"民意"的时候,精英就好像成为了一个贬义词,他们从各自专业视角的观点与研究,往往很容易被嗤之以鼻。但事实上,真正的精英,他们的精英意识跟责任感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有比普通人更多的社会担当,有自己一套成熟而稳定的价值观与理念。美国文化评论家威廉·亨利的著作《为精英主义辩护》就认为,精英主义就意味着向高标准看齐,只有精英主     

精英与大众的舆论冲突

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公共舆论能否代表最广泛的民意?被主流社会遗忘甚至背弃的底层社会如何才能被自诩为精英的知识人所代表?或者一直沉默的大多数有无可能独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用被代表?     

孙隆基:旧精英阶层正在被摧毁——探讨20世纪文化中的精英与大众之对话系列(下)

<正>现在是大众文化胜利的时代,但大众文化胜利也并不是说精英文化就被消灭,它只是变成小众化,变成了"副集合"。精英文化也只是文化中的一种,认为一些人有特定需要就为他们定做。整个20世纪从启蒙到革命后,知识人与大众的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五四"时期的"到民间去",体现了知识界对底层社会的浪漫主义想象,知识精英承担了启蒙的任务,"群众"成为精英主义理念下的他者。到20世纪下半叶,民粹主义思潮汹涌,知识精英     

精英和大众的分化

精英和大众的分化乃至对峙,对于中国的转型和继续改革,本身就不是一件好事情。社会团结的撕裂导致的不仅是没有共识和合作,而且是没有妥协。     

我是神探我闹心——《神探亨特张》的“人民和解史”

对底层的关注似乎有着天然道德正义性与优先性,也正是因此,中国现在所有的思潮中,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左派,在底层立场上,居然是一致的,纷纷自我定位为代言人或者无限的同情者、同盟来进行公共叙述。但事实上,这些表述,很容易陷入两个极端:一个是精英主义的矫情,一个是民粹主义的怨懑。     

中国2011:热情与迷途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中国人的公共舆论空间前所未有地热闹,这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微博的兴起和普及。从年初的药家鑫案、李昌奎案,到年中的温州动车追尾、郭美美事件,再到年底的孔庆东骂娘、李开复被"打假"等,甚至和中国人日常生活相距     

推动民主不光需要热情

正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任教的包刚升博士,是南风窗的老作者,也是我的老朋友了。《被误解的民主》是包博士近些年在一些有影响力的媒体发表的政治评论文章的合集。学者的本业是学术研究,这没错。但处于深刻变动之中的中国社会,又的确需要具有深厚学识的学者在公共舆论场里"发声"。这些学者,从人数上说不多,但对于新媒体兴起后日益"极化"的公共舆论场而言,是一股重要的平衡力量。就拿这本书的主题"民主"来说吧。     

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前景

民主可区分为理念与制度两个层次。前者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民主主义,后者的核心环节为选举制。制度层面的民主,在今后实践中未必会遇到真正的障碍;但平等的理念,却与本文化的精英主义传统格格不入,甚难为国人认同。如果西方的经济—社会危机持续发展,则一度宣称终结了历史的民主,可能最先在中国受到挑战。     

中国白皮书的国际政治功能变迁

白皮书是现代国际政治的产物,是提升国际政治透明度的重要途径。在中国,白皮书最初被政府视为"反革命的书",后来其政治地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逐渐具备了复杂的国际政治功能。受环境变化影响,中国政府白皮书的国际政治功能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作为反击西方舆论和应对外交压力的工具,早期的政府白皮书服务于意识形态斗争和对外宣传的需要。后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白皮书进入了一个既有斗争又有合作的新的发展阶段,意识形态和公共外交成为中国政府白皮书最重要的国际政治功能,这种双重性的功能与欧美国家显著不同。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程度的加深,白皮书的公共外交功能将越来越成熟,并逐渐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大众政治和精英政治之间:希腊政党政治的发展轨迹与前景

历史上,希腊政党政治具有鲜明的大众主义传统。进入现代,在西方影响下,希腊选择了精英政治,两党执政传统形成,中右的新民主党与中左的泛希腊社会运动党轮流执政,两党创始人在制定纲领和塑造政党政治格局上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债务危机改变了两党执政的传统与根基,危机导致疑欧主义的兴起,精英政治普遍受到怀疑,激进左翼联盟借机胜选并在欧盟的压力下接受"紧缩方案"。但持续的紧缩引起民意反弹,激进左翼联盟的执政基础受到侵蚀。2019年7月希腊大选,新民主党上台执政,希腊政坛传统政党回归。新民主党上台表明民粹主义势衰,但预判其退出历史舞台还为时尚早,民粹主义在希腊仍有生存的根基和土壤。     

精英失败之后——一战历史在今天的律动

在经历所谓“百年和平”之后，在人们以为这将是生活常态的时候，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又100年过去了人类对大战为什么爆发还没有达成共识，而现实，却似乎和100年前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同样地，时代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生着各种大转型和大变动，又一波全球化的浪潮汹涌席卷，全球货币体系再次被质疑，民粹主义开始抬头…一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共同面临未来向何处去的困惑。历史总有着惊人的相似，在一战100周年之际，探寻战争爆发的根源，剖析当今世界面临的类似危机，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很大程度上，世界依赖精英去运行，当精英们失败时，秩序就可能崩溃。一战的爆发，可以说是欧洲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的共同失败。     

上海世博会公共外交实践评估

公共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开拓方向,上海世博会则是我国集中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舞台。中国通过举办世博会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展现了国家的软实力及自信和包容的大国智慧,表达了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的真诚愿望。世博公共外交实践取得了积极成果,得到世界媒体的肯定与赞誉。世博会已经圆满闭幕,但中国公共外交事业方兴未艾,有必要对世博公共外交实践进行客观评估和总结。     

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由来与发展

20世纪初期,随着俄国突厥语穆斯林精英移居奥斯曼帝国,泛突厥主义开始在土耳其兴起和发展。此后,它在土耳其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传入初期的政治化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被工具化和武力化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的全面泛滥阶段,以及苏联解体后向文化领域回归的阶段。当前,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仍有其存在的政治和学术土壤,在土耳其对外经济和文化活动有一定程度的体现,并成为土耳其加强与某些突厥语国家和地区合作的基础。在其他主要突厥语国家和地区中,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也重视泛突厥主义的文化功能,而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则对泛突厥主义持强烈的戒备态度。     

微天下

@朱智勇-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精英整体而言是懦弱的,他们计较得失而缺少担当,拒绝崇高。因为这个缺位,强人与暴民轮回得逞。强大的中产阶层和敢担当的精英阶层是民主社会的基石。通常精英应走在群众的前面,但中国,精英多尾随在群众的后头。他们比群众更渴求安全感。     

中国公共外交与软实力建设

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出现了重大变化,即开始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开展公共外交,以便增进外国社会公众对中国的情况、政策和价值观的理解,创造更加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本文就开展公共外交与建设国家软实力的关系,如何通过公共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以及必须克服的思想观念障碍,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娱乐业里的话语权

在电视娱乐这个特定空间里,明星与草根、精英与大众的话语争夺比任何一个领域都显得更为清晰。选秀中的精英与大众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概念,但它背后的逻辑却具有参考价值:疏离、对峙、和解,进而达成共识,这或许正是现实社会可以从娱乐业中得到的启示。     

说理教育和公民理性——《中国不高兴》的教训

霸气、含混、反逻辑、少理性的语言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痼疾。《中国不高兴》的出版乃至登上畅销书榜,已成为广受关注的文化事件。书中显示出来的逻辑谬误和非理性话语特征逻辑提醒我们,至少中国公民教育的说理部分是不成功的。但《不高兴》作者们是中国公共话语理性匮乏的受害者,而不是始作俑者。他们只是在不知不觉中帮助再生这种缺乏理性的公共话语而已。霸气、含混、反逻辑、少理性的语言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痼疾。     

中国公共外交:风生水起正当时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公共外交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09年冬，外交部新闻司公共外交处升格为公共外交办公室，表明公共外交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获得了重要提升。尽管中国的公共外交机制目前仍处在建设和磨合中，但中国公共外交的新局面已经展现出了光明的前景。     

当民粹主义政客代替技术官僚

如今，与科学证据作对成为一种政治手段：左翼和右翼政客通过这样做来营造反精英的民粹主义形象。但这—方法有害于公共健康和地球，一些科学家已经开始担心有可能产生新的“科学封建主义黑暗时代”。     

美国思想库与对外政策

在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各种人群中,有一些人是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出现的。如果他们不能被归人权势阶层(the estalishment),也毫无疑问是美国社会精英的一部分。卡尔·多伊奇认为,所谓“精英”,指的是为数非常少的人,他们在某一个基本价值方面所拥有的至少比其他人要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