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GDP锦标赛到二元竞争:中国地方政府行为变迁的逻辑——基于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发展中,地方政府是发展的主要动力,但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中所产生的负面效果越来越明显,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去调整和引导地方政府行为,促使地方政府增加社会保障开支以促进社会公平。采用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考察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变化。研究显示,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的财政开支上主要受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中央政府的重视程度影响;地方政府在回应中央政府政策调整的过程中,其行为并不同于"晋升锦标赛"所归纳的以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一元竞争模式,而是演变为在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下,地方政府分别参与不同目标竞争的二元竞争模式。在既往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考察的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基础上提出了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结构、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和地方所处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地方政府行为变化的分析提出二元竞争模式以弥补"GDP晋升锦标赛模式"对地方政府行为解释力的不足。     

“营改增”之后地方税体系建设的探讨

随着营业税改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的快速推进,地方税的税种结构将发生变化。论文通过分析"营改增"对地方税征管工作的影响,提出了完善地方税体系建设的路线图。近期目标是调整增值税收入分配体制,保证地方财权和事权相匹配;中期目标是建立消费税为主体的地方税体系,合并车辆购置税成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远期目标是构建财产行为税为主体的地方税体系,将房地产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并加强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等税种的改革与完善,以弥补主体税种收入规模的不足。     

营改增与我国房产市场的稳健发展——以房地产企业建筑行为为视角

房地产业是公认的较难以适用增值税一般规定的行业。房地产行业的营改增涉及多方的利益,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营改增的一大重要目标在于减轻企业的税负。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在当前房地产行业宏观税负重的情况下,营改增是否真正能够让企业的税负有所下降。本文从企业视角出发,以税负公平及效率原则为角度,对我国房地产业建筑行为营改增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政府行为模式:问题与改革

构建服务型政府对政府行为目标提出了新要求,即:为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当前,我国政府行为模式存在与此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如政府行为主体规模庞大、目标错位、政府职能定位不够科学、政府行为过程的透明度不高等.改革政府行为模式,应该合理界定政府行为边界.改进政府行为方式,实行政府行为公开化,强化政府行为责任.     

地方政府逐利行为的负面影响及其矫正

伴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地方政府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行为主体之一,地方政府"经济人"属性日渐强化。由此而产生的地方政府逐利行为不断加剧,集中表现为地方政府与民争利、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权钱交易的寻租行为盛行等。必须合理界定地方政府利益边界,完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健全地方政府权力约束机制,消弭和矫正地方政府的不当逐利行为,使其更趋向于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     

转型期中国保险业发展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分析

中国渐进式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变,使其应成为当地保险业发展的主导力量。但中国保险发展实践中地方政府仅产生一定间接影响作用的行为特征阻碍了当地保险业发展。这主要源于"二重制度结构"下的政府供给主导型保险业发展模式及"总-分公司"的保险经营管理体制。因此,应成立地方性保险公司、给各地保险主体更多的经营自主权、逐步建立总-子公司的组织模式以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保险业发展中的作用。     

财政收入与政府行为

从地方财政收入的视角,解释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式,揭示了发展型政府的行动逻辑,并通过比较制度分析,探讨了服务型政府的税收基础。主张地方财政收入的制度安排是导致政府行为差异的重要变量。     

“营改增”对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税负变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对深圳高新技术企业的调研分析

深圳高新技术产业"营改增"试点改革五年来,总体税负明显减轻,不少企业也反映减税降负获得感不强。我们通过调取深圳市国税局、地税局、科技创新委三部门数据和组织高新技术企业座谈会,全面了解"营改增"对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税负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营改增"显著降低了深圳高新技术产业总体税负,税改红利得到释放;与此同时,大型企业"营改增"红利获得较多,部分中小企业税负不降反增。针对这一"矛盾"现象,从税改政策、纳税企业自身等视角深入剖析优化税制改革、完善财政政策等等企业税负不降反增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深化高新技术产业"营改增"工作提出了对策建议。     

不同层级地方政府行为差异——从现象、特征和制度供给机制的维度分析

尽管中国政府极度重视组织原则和政令统一,但却无法完全规避基层政府对中央政策的变通执行。从既往的研究来看并不是每个层级地方政府都是"共谋策划"的参与方,基层政府间的"共谋"行为尤盛。也说明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行为"隔层"更容易发生于基层政府。文章所讨论的是这种"隔层"现象及其诱因。     

“营改增”背景下土地使用权转让行为的营业税政策研究

当前,"营改增"改革只剩下房地产行业、建筑行业、金融行业和生活服务业四大关键行业。房地产行业的"营改增"存在的问题较为突出。必须首先理清房地产行业营业税政策法规既定的问题,才能更好的制定房地产行业"营改增"的政策法规。本文通过对一起转让土地使用权案例的深入分析,说明现行转让土地使用权营业税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从而为制定更完善的房地产行业"营改增"税收政策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论公共危机中地方政府的理性行为决策

在公共危机爆发之时,地方政府的行为决策与常规决策相比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以政治学中的相关理论来研究地方政府决策者作为"经济人"的一种行为决策的特点,并研究其局限性,最终针对政府的理性行为决策提出公共危机中地方政府行为决策的优化途径。     

社区建设中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初探

社区建设是我国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政府在社区建设中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模式,是推进社区建设必须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本文从对重庆市社区建设的调研入手,对西部社区建设中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作了初步的探索,提出了从社区建设初期阶段的行政主导模式向行政引导模式递进的观点。     

税制改革与政府行为模式转变

税收制度作为政府与社会经济利益分割的制度安排,能逐步改变决策者和管理者的决策与行为方式,具体表现为:税收收入比重影响着政府行为的自主性,财税制度变革是政府治理模式演变的制度诱因,税制结构及其性质制约着政府职能行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税制改革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949～1979年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与之对应的是简化的税制与全能型政府;1980～1994年的"分权让利"时期,与之对应的是财政包干制下的税制与经济建设型政府;1994年以后的"分税制"改革时期,与之对应的是分税制与增长型政府。当前,以服务型政府转型为契机推进税制改革,需要确立立足于市场经济的税收理念,提高税收的财政主体地位,围绕地方税体系完善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     

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地方政府代理行为偏差的分析

本文在委托─代理理论的框架内分析了在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地方政府的代理行为,指出地方政府官员对控制权回报的追求以及地方官员工作绩效的选择性显示,会导致地方政府过分关注辖区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偏离建设和谐社会所要求的综合发展目标。为了减轻地方政府代理行为的偏差,本文提出了加强地方人大建设、推进政务公开和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评价体系的政策性建议。     

治理语境下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与矫正——基于陕西省ZS县的个案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理单元"——基层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家和上级政府治理的代理人,同时又是服务和回应当地社会公众诉求和利益表达的协同治理主体。陕西省ZS县公共项目管理案例折射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主要表现在:公共项目决策、行政执行过程和行政行为监督等方面。矫正基层政府行为失范的对策是:在构建地方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构建基于协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以公共权力的使用为核心,强化对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控;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基层政府治理;建立基层政府绩效评价和效能监察制度。     

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共谋行为”的运行机理及其治理

政府"共谋行为"是组织行为的逆向选择,在政府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其影响不容忽视。文章以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切入点,对政府共谋的内涵,政府共谋行为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关联、运行机理等了系统的阐释,提出整合政府权责机制、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构建组织协调机制以及完善监督机制等政府"共谋行为"的治理策略,以期为治理该行为、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参考。     

趋利空间何以形成——基于地方政府行为偏好的视角

政府行为偏好是指政府在政治经济实践中为争取地方利益最大化而呈现出的策略性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和财政改革激励激发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偏好充斥着诸多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地方政府行为偏好上趋利空间的形成,既来源于政府科层制关系博弈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也来源于压力型体制下的激励效应,更来源于政府科层行政过程中的软约束机制。     

城市拆迁中政府行为的理性选择问题初探

以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来看,地方政府的逐利倾向是引发城市拆迁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合理定位地方政府在城市拆迁中的角色,增加城市拆迁信息透明度,构建"公共利益审查机制"和"有选择性的激励机制",强化内外部监督,完善财税体制,切断地方政府土地生财的后路,有效规避地方政府在城市拆迁中的各种逐利行为,是解决城市拆迁中各种问题的关键所在.     

乡村治理中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重构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破解乡村治理的难题尤为必要。切实推动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的视角是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偏好,在资源稀缺和减少控制成本的情况下,根据现有的权力结构,形成了激励和约束机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偏好偏差、激励不相容、重要约束主体不在场等现实导致地方政府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缺位、错位和越位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重塑地方政府偏好、优化资源配置和权力结构、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重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     

区域协调互动中地方政府阻滞的行为与制度解析——基于Int—B—Ins模型的分析

地方政府的行为深嵌于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地方复杂交错的府际关系网络之中.并受制于国家宏观环境和微观制度安排的影响,表现为对地方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追求.分析和消解地方政府阻碍区域协调互动的行为,应该在承认地方政府理性逐利人本性的基础上,从行为与制度的视角入手.本文通过Int-B-Ins模型的建构分析,对地方政府阻碍区域协调互动的行为与制度成因进行了深层解析,并着眼于促进区域协调互动提出引导地方政府优化行为的制度创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