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视野下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研究

协同治理是一个新的政府治理理论，要求在公共生活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子系统构成开放的整体系统，从而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全能主义政府”、“无限责任政府”的管理模式，使得公共服务多元治理程度过低。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是：强化公众服务导向的协同治理理念：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协同治理方式；培育社会自治力量的协同治理组织；确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协同治理体系。     

扶贫新挑战与农村反贫困治理结构和机制创新

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发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对农村扶贫开发的标准、对象、目标、战略任务进行了全新谋划升级,也对我国农村反贫困治理工作提出了新挑战。本文从对象识别、资金投入、项目选择、监管评价等层面,系统分析了农村贫困治理机制的现存缺陷,并首次提出其根源在于政府扶贫机构主导下的反贫困治理结构有待优化,应该构建"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及其运作机制。进而系统阐述了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的涵义、构成要素和功能优势,分析了创新农村贫困治理机制的对策路径,以有效应对新挑战,开创农村扶贫开发的新局面。     

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关键与路径

在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实践中,基层政府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形象”政府,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平台”政府,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终端”政府,是实现全民守法的“窗口”政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焦点”政府。实现基层治理法治化,改革现存的党政一体、以党代政的传统治理体系是其关键环节,需要从治理理念、加强法制、强化监督、理顺机制等多方面综合治理。     

“政府即平台”是可能的吗?——一个协同治理数字化实践的案例研究

条块分割的制度造成了政府治理的碎片化困境。为破解此问题,可从数据连接、流程驱动和结构再造三个层次建构“政府即平台”方案,而这种协同治理数字化实践的可能性仍值得探讨。对“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案例研究发现:凭借数字化手段,政府部门建立起无缝化、矩阵化、网络化的治理模式,从联动机制、要素结构和职能体系三个维度超越了中西方协同治理的传统经验和“政府即平台”的既有理论。就改革的预期而言,数字化功能的充分释放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以权责厘定及资源配给的有效性为基础。并且随着实践深化,一种遵循治理现代化的本土逻辑,愈发强调集中统一的整体性建构,立足服务需求并兼顾改革成本的一体化制度设计将成为应然选择。     

政府治理能力构成初探

政府治理能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需从系统、整体的角度对它进行考察。为此,本文从"群"的角度出发,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构成要素进行拆解,将政府治理能力划分为三个能力群,分别是经济治理能力群、社会治理能力群和自身治理能力群,并对三个能力群的具体构成进行了简要分析。     

合法性与联动性: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社会组织嵌入——一个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推动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结构,是满足社区居民多层次、多样化治理需求的重要途径,是新时代我国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合法性机制从不同维度建构社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现实逻辑。从健全正式制度的均衡治理,推进规制性要素的强制性形塑;从实现策略性的专业化治理,推进规范性要素的适应性形塑;从强化共同理念的文化认同,推进文化-认知性要素的内生性形塑。社会组织“嵌入式”发展是阶段路径,“融入式”发展是升级路径,推动制度要素和技术治理联动优化,形成更加成熟健全的组织自主性生长机制。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现代政府建设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政府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工程与核心工作。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现代政府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治理功能现代化要求推进政府职能现代化,国家治理主体现代化要求推进公共组织与政府结构现代化,国家治理制度现代化要求完善现代政府制度体系,国家治理机制现代化要求完善现代政府运行机制,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要求完善现代政府管理方式。     

协商民主契约治村不诉自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广阳经验

“接诉即办”是北京市的一个创造,是北京市各级党委、政府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快速解决群众困难的一种首都治理机制。“不诉自办”也是北京市的一个创造,是“接诉即办”的一种深化和补充,是首都基层治理的成功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京华大地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不诉自办”与“吹哨报到”“接诉即办”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将首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     

破除“唯GDP主义”政府绩效观推进我国地方政府绩效治理创新

传统的“唯GDP主义”导向的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估模式走到了尽头.在新时期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亟待加强地方政府绩效治理和考评制度创新,建立一套适合我国社会现实发展要求的新型地方政府绩效治理体系和考评模式.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树立正确的政府绩效观,为地方政府绩效治理创新提供基础;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发展和完善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制度机制设计,确保政府绩效治理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强化公众参与,构建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党建引领片区治理的机制创新和实践路径——以上海市徐汇区为例

基层治理是城市治理的重心，当前基层社会中的矛盾和困境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基层治理碎片化、政府治理的条块分割和治理体系内在结构不平衡的问题。上海市徐汇区以党建引领片区治理提升治理效能，从治理单元、组织体系、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等4个方面推动治理模式创新，强化资源要素在片区整合，构建“扁平化”的治理体系。立足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要求，未来应在探索党建引领的工作机制、片区融合发展、治理机制范式创新、打造功能性枢纽平台上进一步推进片区治理创新发展。     

治理的界面与界面的治理——对“界面治理”的反思性阐释

20世纪后期以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治理”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实施变革创新行动的全新理念和方式,发展至今,合作治理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共识。近年来,学术界在对合作治理的发生机理进行探索的时候,发现了“界面”的简化功能,开启了对“界面治理”的理论探析。然而,既有研究基本上都是悬置了对界面治理的知识学认知前提而去建构“界面治理”的分析框架,这种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界面治理”语词的推广,但是长远来看是不利于“界面治理”得到科学的理论确认的。事实上,从人的社会性本质出发,可以发现,“界面”的产生是边界行为的结果,它普遍存在于由不同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性系统之中,是各要素交互作用发生的地方（或载体）。治理界面是界面在治理场景中的创新应用,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本质上是一种“治理工具”,发挥着化繁为简的治理功能。界面治理是基于治理界面而开展的跨界合作行动,是合作治理的重要实现方式,因而对界面治理的研究应当被纳入到合作治理理论的建构范畴。     

整体性治理与生态型城市建设——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

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共行政责任为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强调协调与整合为政府治理手段,来提高政府治理绩效,实现公共行政的目标.整体性治理理论对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转型提供了启示.本文以浙江省湖州市建设生态型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分析了地方政府在建设生态型城市的治理方式与成效,及其困境;探讨了地方政府在构建生态信息公开平台,培育公民生态意识,引导部门间合作,借助多元参与主体,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体系等方面治理方式的转型.     

基于多中心治理的公共政策产出机制研究

公共政策产出存在多种机制：政府主导的“内生型”、公众有限参与的政府“回应型”、多中心治理下的“网络型”等。多种政策产出机制在各民主制国家都是并存的，只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程度不同，三者所占比重不等而已。在治理理论成为一种政治思潮的今天，多中心的“网络型”政策产出机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和关注。这既给传统的政策产出机制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也使得该机制的不足得以暴露，如何进一步优化这一政策产出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有效的政府治理关键在于方式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摹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政府管理”发展到“政府治理”,是政府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世界许多国家政府改革的一种发展趋势。     

选择性回应裁量权：中央环保督察下的基层政府行为逻辑

政府回应作为探索国家基层治理问题的关键,对于建立健全现代化治理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既有研究虽然表明基层政府会在中央环保督察组的高位推动下更加积极地回应民意,但鲜有研究解释为何环保督察下的基层政府回应行为存在差异化。基于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信访件等实证经验数据,尝试提出选择性回应裁量权概念用以阐释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中基层政府所呈现的“强弱有别”和“虚实结合”的回应行为逻辑。基层政府行使的选择性回应裁量权,即实质回应裁量权与形式回应裁量权,构成了非常规治理机制下基层政府回应行为的基本底色。此外,基层政府采取的选择性回应裁量权往往会受到成本、历史遗留问题、可见性问题等因素的影响,进而使得高压态势下的基层政府回应民意行为不尽相同。     

创城运动中的组织动员：网格化发包与注意力竞争——基于A市“创国卫”的个案研究

城市荣誉称号在城市时代附着了多重意义。因非常规任务的性质，地方政府多通过运动式治理来进行“创城”，但城市场域“陌生人社会”的特征日趋凸显，与集中动员之间形成逻辑上的张力。以“干部下沉”为主要表象的组织动员机制成为了消弭二者间距的关键变量。该机制以事本逻辑和运动逻辑串联，具体机理包括“事本主义”输入、“网格化”发包、“注意力”竞争和“有效性”输出，实现了全面覆盖的城市动员格局。G省A市的“创国卫”行动充分验证了该机制，并达成了“一次申报、一次通过”的既定目标。然而组织动员的不可持续性、干部的权责分离、科层的条块分割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单向关系等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性改善。运动式治理可作为“过渡性”治理工具存在，但仍要促使其向长效治理转变。     

目标·体系·能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的要素分析

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指政党、政府、社会和网民等在治理目标的指引下,运用多种治理手段对网络意识形态问题实现有效的治理,是治理目的和治理手段的统一、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的综合。其中,治理目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成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的核心要素,是分析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的重要维度。治理目标是治理行为的方向指引,治理体系是治理能力的前提和保障,治理能力是治理体系的落实和显化。     

论服务型政府视野下的政府行政不作为治理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是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而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必然是责任政府，因而，治理行政不作为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行政不作为有多种表现形式：“熟视无睹”型、“不以为然”型、“相互推诿”型、“冷漠无情”型。治理行政不作为，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倡导服务行政的理念；认真落实责任制度，建构刚性的责任行政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构有效防范行政不作为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机制。     

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与结构转型

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压力型动员体制下的行政发包和统合治理机制为主要特征的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官僚制(科层制)断裂和分税制条件下治权残缺以及职能异化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县级政府的治理能力,阻碍着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进程。要按照现代治理结构的基本要求,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合理配置政府间的财权与事权的平衡,特别是中央与县级政府间财权与事权的平衡,建立县级整体性政府,弥合断裂和残缺的治理结构,以此提高县级政府的协同治理能力。同时,中央政府要向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实行行政性分权,从而增强县级政府治理的自主性和活力,推进县级政府治理结构转型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视野下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构建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极富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新命题，亟待学界对其进行理论阐释，并用以指导实践。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体系现代化。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融合“结构―主体”二元视角，主张从不同层次的结构要素出发考察社会结构，这为我们理解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构建提供重要启发。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包括横向的系统结构和纵向的层次结构及两者的有机统一，在整个体系中，“人”是核心要素。结合社会结构理论的方法论意涵，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要遵从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三重维度，朝着“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