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西方国家多党民主的五大制度困境

面对持续不断的金融、债务和社会危机，西方国家的“制度自信”备受打击，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病了”，市场经济“失调”，政治体制“失灵”，西方政党功能蜕变，政党政治与民主渐行渐远，多党民主深陷制度困境。     

冷战后西方极右翼政治思潮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20世纪 80— 90年代 ,苏联东欧剧变、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加剧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乃至全世界的危机 ,激发了反全球化的新民族主义浪潮。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新保守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全面渗透导致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危机、劳动社会危机和欧洲政党制度危机。这些都为西方极右翼政治思潮的复兴提供了适宜的政治气候和社会土壤 ,各国极右翼势力的迅速发展对欧洲一体化进程、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政党格局以及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 ,导致整个西方政治文化不断向右倾斜。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及其自我调适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的发展困境,主要体现在金融资本膨胀引发的公共债务危机和大规模失业,资本/收入比结构性上升与贫富两极分化,扭曲的自由民主体制削弱了公共理性,金钱与民主联姻助长了政治腐败及其娱乐化,种族歧视和压迫的不断恶化增加了社会骚乱的风险,社会发展面临治安混乱和道德靡费的双重挑战。面对危机,西方资本主义逐渐形成了自我调适的新体系,极力扭转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僵化的趋势。尽管如此,这种小修小补、阶段性的自我调适很难酝酿出更高的生产关系,因为从本质上看,资本私人占有的社会制度以及由逐利催生的权贵资本主义顽疾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发展变化评析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10多年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发展演变日趋复杂,呈现出政治力量碎片化、"右强左弱"、素人强人受捧、思想交锋加剧、政党博弈混乱等阶段性特征。全球经济整体疲软、社会问题矛盾加剧、西方民主深陷困境、传统政党功能弱化以及国家政治干预增强等是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政党产生上述新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展望未来,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与政党发展的困境可以预期,新老政党力量此消彼长难以避免,能否妥善处理保守与创新、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等关系直接决定其政党政治走向。     

普京政治体制的特征:"可控民主"--"主权民主"

普京政治体制的特征是以总统集权为核心的“可控民主”。普京第二任期开始以后,俄罗斯知名学者和政治家将这一新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解读为“主权民主”。俄罗斯严峻的社会现实为“可控民主”—“主权民主”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空间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近几年的实践证明,这个体制是符合俄罗斯国情的,是俄罗斯国家面临生存危机时的一种现实选择。     

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社会心理嬗变及其政治意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与政治经济制度衰变和社会矛盾凸显相伴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社会心理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在执政当局宣传和社会现实之间出现认知失调;将困难遭遇"错误归因"于移民问题等外部性因素,排外情绪滋长;蔓延的失衡心理和群际威胁感引发社会冲突和攻击行为;西方自信加速消解导致"自尊滑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社会心理的不断嬗变发展,影响渗透到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其强大的反作用机制将逐渐产生作用,为制度变革提供心理动力和精神准备,亦为我们分析判断发达资本主义新变化提供了新视角、新维度。     

生态社会主义及其面临的后现代民主挑战

我们正处于后现代社会阶段,各种新社会运动层出不穷。其中,环境议题已经成为对民主政治体制的重大挑战,世界各国政府和政党都已经或正在把环境问题纳入自己的政治议事日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生态社会主义被广泛理解为一种重新界定左翼和政治生态主义未来的世界性现象,从而使得不同的地方、国家和区域的应对举措得以实施,最初的福利国家逐渐转型为生态国家。而从严格的生态社会主义视角来看,如果没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的转型,绿色民主就不会成为现实。绿色民主的"敌人"不仅是资本主义模式的直接捍卫者,而且还包括各种后现代思潮中将其主要目标定位于超越"左—右"对立的那些人。在当代社会中,到处充斥着新自由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价值观,后现代民粹主义的兴起给绿色民主带来了新的挑战,因而,要想真正实现绿色民主,左翼力量就必须团结起来对抗这种现象,消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困境

在西方,近代既是一个民主理论迅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代议制度确立和发展的时期,许多国家都采取了代议制的国家制度形式.西方代议制民主在早期曾经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随着时代变迁,西方代议制民主也逐渐陷入了困境.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西方学者的若干观点

由于国际环境、中国政治发展、政治学主流方向等影响因素的变化,西方学者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国家治理视角就是近十多年来颇为重要的一个研究视角。其主要特征是:强调民主能为国家建构和有效治理做些什么?反过来,善治对民主政治发展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受国家治理视角影响,西方学者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从政党—国家民主、基层民主、法治民主、弹性威权主义以及非正式制度的民主化几个层面形成了一些值得深思的看法。     

后金融危机时代“莱茵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

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制度体系的弊端,倒逼资本主义国家调整其施政理念和方针,以注重发挥政府的市场调控功能、社会福利功能和秩序保障功能的"莱茵资本主义"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反思,在金融政策、劳动和社会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地区一体化政策上出现了新的变化。此种改革虽未摆脱新自由主义的运行逻辑,但不失为观察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发展走向的重要风向标。     

从政府规制到社会治理:国外环境治理的理论扩展与实践

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有效的环境治理已成为社会治理创新关注的焦点。社会环境治理以其在环境标准制定与执行、环境监管与约束、环境改善引导与环保意识培养等方面的优势以及灵活多样的治理形式逐步为西方国家所接受。历经20多年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社会环境治理已在约束和引导企业行为、提高产品溢价以及产生环境效益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由于政治体制和市民社会发育程度的差异,中国社会环境治理的自有特色与潜在困境并存。通过社会环境治理弥补政府规制缺陷,进而改善环境质量是中国未来环境治理的必然趋势。     

欧洲老龄化社会的民主困境

欧洲民主陷入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老龄化社会下老年人口和移民人口比重持续上升、劳动人口比重持续下降所造成的欧洲人口结构失衡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老龄化危机。老龄化状况持续加剧会导致养老支出激增,进而恶化财政支出结构并迟滞经济发展,也会加剧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不满,进而扩大社会分裂。西方民主制度存在的机能不足问题导致应对老龄化危机的改革措施难以奏效。选民、政党和利益集团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开展的交易政治为加剧老龄化危机提供了制度通道,民粹主义利用老龄化危机威胁民主政治的基础、运行和合法性,进一步降低了西方政治体系解决老龄化危机的机能,多党议会制存在决策效率低下和内阁更迭频繁的体制弊端,阻碍了养老改革措施的及时出台和有效执行,是欧洲老龄化社会民主困境的具体表现。     

巴黎公社的人民民主及当今镜鉴

巴黎公社打碎了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建立了议行合一的无产阶级国家政体,体现了人民民主精神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根本特征.巴黎公社是对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挑战,它向世人表明,三权分立不是唯一选择,代议制民主不是终极真理.代议制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少数人统治的精英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衡导致西方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新冠...     

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

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模型存在一系列问题。如果我们错误地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其结果虽然不会是世界的终结，但肯定会出现大规模的、反复出现的环境危机及巨大的全球性灾难。这就需要对资本主义进行结构性替代，需要实行包括企业民主制、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化、投资的社会管理三种基本制度在内的“经济民主制”。这种民主制经济既是工作领域的民主化，也是金融领域的民主化。它更利于可持续性发展，也会比资本主义更为平等、稳定和民主，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莱茵资本主义与全球化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各国政府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在阶级妥协让步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福利国家体系,形成了以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的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度过了资本主义的战后黄金时代。自80年代,新自由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9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使莱茵资本主义陷入危机,西方资本主义面临更大的风险。     

辩证看待西方政党政治的新发展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管其政治体制如何不同,都实行政党政治。政党及政党政治源于西方,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环境和西方国家政治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随之也出现新的情况。如何评估这些新变化,     

试析全球治理的非正式化与私有化发展

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主要是霸权与多边主义的结合,是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以国际组织为载体的治理。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于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以及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使得传统治理模式遭遇"治理赤字",非正式与私有化治理模式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非正式治理模式是世界主要国家就应对全球问题进行平等协商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私有化治理模式是非国家权威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的治理体系,主要在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等领域发挥作用。新治理模式的灵活性、操作性强的优势弥补了传统治理模式的不足,因此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虽然新的治理模式也存在缺陷,但其在未来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将进一步提升。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对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需要处理好新旧两种治理模式的关系,并推动全球治理朝着公平和民主的方向发展。     

协商民主的技术创新及其困境——基于西方经验的反思

综观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协商民主在操作上出现了大量的技术创新。根据组织协商的主体来划分,协商技术创新主要包括政府新增职能、政府新设机构、委托社会承办、社会组织主办和基层社区主办等类型。虽然各国各地协商技术的创新此起彼伏,但协商民主仍然难以摆脱协商性不足、成效不显著和制度化水平较低等困境,从而限制了技术创新的效用和影响。面对民主治理的严峻挑战,协商民主的技术化倾向很容易陷入为了技术而技术的迷惘,导致其与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不相匹配,出现徒有形式的低效率协商等问题。深入剖析西方协商民主技术创新的困境,为思考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日本特色"的政党政治

有学者认为日本和西方国家一样是政党政治,因为国会中有代表左、中、右各种社会力量的政党。当日本人向别的国家介绍日本的政治体制时,“日本是民主的政党政治”这一条是一定会提到的。然而同样是“民主政治”,它在日本的运作和     

西方危机的根源:制度、国家建构和世界体系

当前西方国家普遍面临严重挑战。这首先表现为一种制度危机,随着经济不平等加剧和社会流动固化,西方文明正在发生世袭化倒退。其次,制度危机反映了西方国家建构模式和文化矛盾等深层矛盾,它们的根源是共同体逻辑和资本逻辑的矛盾。该矛盾带来了比制度危机更危险的结果——共同体的解体。最后,西方现代文明是一种无法自足的文明,依赖于世界体系而存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失败将给西方带来致命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