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议政治“危机”的概况

正和一般的政治话题有所不同,"代议制危机"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广泛的共识。如果说它不是一场危机,那么已经有一些足够严峻的事实促使我们努力地思考:我们能为提高代议体制、代议机构和代议实践的质量做些什么?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直伴随着代议制或者说民主制的危机。在政治家的许诺和他们能够履行的实际之间、在民主理论所设想的应然制度与其呈现的现实结果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导致了人们的失望,而这就是民主体制本身与生俱来的DNA。从19     

再探代议民主的规范性困局

代议民主和古典民主在结构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在前者当中,代理人成为一个结构性的必需。通过这个方式,代议民主的原创性核心结构的实质就是将主权者位置永久性地"留白"(留给抽象的全体人民)。在当今的民主政治中,主权(至高性)的位置所在是一个"空白场地",无法被任何个体或群体所占据;这使得政治过程中最重要的力量,即民选出来的代理人靠不住的时候,政治过程本身就必然会坍塌。围绕"代表"这个代议制核心元素展开批判性分析,可以揭示出代表的三重"靠不住"。而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土耳其政变、美国总统大选三大事件,则分别为我们近距离检视这三重"靠不住"提供了独特的经验性契机。     

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困境

在西方,近代既是一个民主理论迅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代议制度确立和发展的时期,许多国家都采取了代议制的国家制度形式.西方代议制民主在早期曾经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随着时代变迁,西方代议制民主也逐渐陷入了困境.     

法国的“黄马甲运动”:民粹主义的泛起还是精英政治的危机?

2018年11月爆发的法国"黄马甲运动"已延烧至今,短期内仍无平息的迹象。学界对其评价不一,但经常将其与1968年"五月风暴"类比。本文认为,"黄马甲运动"反映的似乎不是法国民粹主义的泛起,而是代议制民主的危机:作为这个制度支柱的各传统政党、工会、主流媒体等政治中介物,未能及时体察民意、整合民意、将民众的诉求引导到正常的代议制机制中进行回应处理,而是一如它们在"五月风暴"中的作为,游离在运动之外,从而失去了其应有的政治功能。"黄马甲运动"是否标志着法国政治生活的一种新形式、代议制民主的一种补充乃至替代,仍有待观察。     

自由主义的平等观

自由主义传统有很深的对平等的坚持,而这种坚持是推动许多社会变革及社会运动的重要力量。自由派应该好好利用这些资源,拓阔自己的视野和想象,令社会变得更加平等。2012年微博上曾经流传过一张"图解政治:左派VS右派"的图片,简明地解释了左派和右派在许多问题上的根本差异。所谓右派,也就是立场接近自由主义的人。据此图,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左派的核心价值是平等,并由此推论出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主张。例如右派主张建立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有限政府、代议民主制以及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等,左派则主张国家主义、直接民主、福利国家和财富再分配等。     

基层民主参与为什么重要

不少人把民主等同于选举代表。这种熊彼特式的看法,历来批评不断。卢梭早就批评过:"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王绍光嘲讽代议制民主只是投票选出主人的"选主政治",也可谓一针见血。在政治冷漠席卷全球的今天,这些批评就尤其值得认真对待。然而,在现代社会提倡直接民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现代民族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根本不可能聚集到一起议事。代议制几乎是唯一可能的选择。     

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秘诀”

如果一个政党,通过民主选举的手段上台,建立一个强势政府,实行法治,强力肃贪,发展教育,慷慨投资民生和基建,任人唯贤,那么长期执政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在上篇专栏文章讲到,新加坡尽管享有东亚威权国家的名声,但其实是个公民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代议制民主政府。在许多西方国家,传统的代议制民主政府的特色之一就是"政党轮替",     

重构民主合法性:来源、路径与形式——评罗森瓦龙的《民主的合法性》

自从自由代议制民主在西方产生以来,对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质疑与反思就从未停止过。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普通民众对现存民主体制的消极不满情绪日益增加,西方学界内部对自由代议民主制的缺陷与不足也提出了更多批评与思考。无论是对传统民主体制的批评,还是所提出新的制度发展路径,西方学者的关注点都回归到合法性问题上。作为一种政治制     

两种民主理论之辨——对一段历史的重新审视

古典直接制民主与现代代议制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多有不同。前者是一种平民的业余政治,后者则是一种特殊的精英政治,或是精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混合物。在实践层面上,代议制民主更有可行性;在理论层面上,特别是在权力合法性方面,直接制民主则有更大优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一段历史颇能引人深思。     

新媒体时代的民主:传播、监督与隐忧——评约翰·基恩的《民主与媒体衰颓》

正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产生的诸多新的民主理论成果都源自对代议制民主的反思与批判,尤其是对投票选举间隔期间的民主实践的思考。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民主实践面临的社会经济与技术条件同代议制民主发展初期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便是各种新媒体的产生与传播内容的极大丰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反思民主形态的变化和促进民主理论的创新,便成为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著名政治学家、澳大利亚     

表里相济的民主

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民主话语体系之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渐趋协调,关键在于围绕议会、选举、政党三位一体的"代议民主"核心制度安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体论述;同时,以"自由"替代"平等"作为核心价值,在本体意义上把民主政治的根本目的界定为维护个人自由。西式自由民主制度与民主话语体系成功的诀窍在于本体意义上自由民主与政体意义上代议民主的"表里相济"。围绕民主话语体系与民主政治实践之间的表里关系,在民主内涵等基础性概念的理解问题上展开对西方民主的反思,有助于探讨中国在民主话语和政治实践上另辟蹊径的可能方向。与本体意义上的人民民主相适应,中国政治改革需要着力落实的是政道意义上的参与民主。     

论西方福利国家危机的政治逻辑

福利国家是对战争国家的反动和取代,它自身有一整套区别于战争国家的特征和行为逻辑,其根本矛盾是市场经济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市场经济化相互交织,导致它成为"经济国家""管理国家"和"交易国家"。福利国家的基本政治逻辑决定了它的危机不只是财政上的而是全面的。代议制民主作为福利国家的基础性政治制度,一方面可以通过"制度否决点"来观察其弹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竞争性法团主义、极化小党和反代议制社会运动来观察其遭受冲击的状况。福利国家危机确实深重,但轻言福利国家即将崩溃则过于草率。     

良性社会的政治:对话斯蒂芬·沙洛姆

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政治学教授、"参与型政治"(Participatory Politics或Parpolity)理论创始人斯蒂芬·沙洛姆(Stephen Shalom)在2010年3月31日接受了新左翼网站(New Left Project)主编阿列克斯·杜赫提(Alex Doherty)的专访。在访谈中,沙洛姆认为,其参与型政治理论主要受到了左翼理论的影响,参与型政治是参与型经济的政治补充。沙洛姆还以代议制民主的缺陷为切入点,分析了参与型政治模式与代议制民主的不同之处,同时阐述了参与型政治模式的框架问题,并对社会运动与参与型政治模式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民主的危机存在吗?

正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中,没有比"危机"更臭名昭著的概念了:福利国家危机、政党危机、议会危机、合法性危机、结构危机、财政危机、欧元危机、中东危机、专制危机,还有经常发生的民主危机。关于民主危机,存在三个主要的讨论。首先,在公共话语体系中,有一个观点似乎比较盛行,即对政治精英、政党、议会及政府的信任危机共同形成了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民主危机"。其次,政治理论从一开始就假定没有危机的民主是不可想象     

民粹政党主流化与主流政党民粹化的双向运动——以西欧右翼民粹政党为例

右翼民粹政党的兴起,已经成为西欧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从代议民主的制度逻辑出发,选举竞争的激励效应和执政实践的学习效应,是民粹政党主流化的推动力量。代议民主的可持续运行既需要正式制度的支撑,也要求社会心理的配合。在选民群体分裂和政治共识瓦解的条件下,民粹政党的主流化趋势还伴随着主流政党民粹化的反向运动。右翼民粹政党对民主政治的冲击,并非直接从形式上改变代议民主的制度结构,而是由于社会对抗心态的蔓延,逐渐削弱政治过程的民主效能。     

对西方民主困境的再思考

西方民主发展的政治进程事实上伴随着批判民主的传统,民主一直以来被看作坏东西。熊彼特对人民主权和选举的置换实现了民主的创造性转换,使得竞争性选举摇身一变成为了民主的本质。这种异化后的民主不仅丧失了民主的内核,而且导致了大多数第三波民主化转型国家的政治衰败,第三波民主化带来的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民主的回潮。西式民主"失败"有其内在逻辑,涉及民主与法治的矛盾、选民政治分裂与离心型民主政体的结合,以及多元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张力。为此,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就需要破除对民主的简单化认识,实现广泛参与的民主;加强法治建设,促进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上加强民主的实效。     

代表性断裂与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危机

当前，民粹主义的兴起对代议制民主形成了较大冲击，是欧美国家民主政治危机的重要表现之一。代表性断裂是政治代表体制与民众之间出现的政治裂隙与信任危机，体现了公共政策与民众诉求的一致程度，英、美、法等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即为代表性断裂的结果。民众分化导致民意整合难度加大，代表日益服从国家的逻辑引起代表自主性增强，选举的问责功能失灵导致代议民主运行机制异化以及精英集团利益关系逐渐超出民族国家的界限，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和加剧了代表性的断裂。这不仅会瓦解传统的政治代表体制，使民主政治沦为精英政治，而且会造成政治失序和社会混乱。弥合代表性断裂，既应重视民意，尊重民意，注重对民意的回应；也应避免落入民意政治的窠臼。各国应追求民主政治而非民意政治；应在重视民意的基础上以理性制衡民主，而不是对所谓民意亦步亦趋。     

"社会国"的终结?——艰难前进的德国社会福利体制改革

一场围绕社会福利和竞争力关系的辩论在持续了一年后,将德国代议制民主所包含的"代理"政治以及充满理性辩论的公共交往方式发挥到了极致。     

抽选的民主潜能

随着冷战格局的终结,对代议制的共和性的捍卫与对代议制的民主性的反思都走上了巅峰,双方聚焦在政治职位的选拔方式上。前者高调宣布"历史的终结",并把以选举为特征的代议制民主视为走向政治秩序的唯一正途,后者则主张跳出主流民主理论的无形束缚,探索在现代条件下重新启用抽签这一选拔方式也即抽选的适用性与必要性。抽选民主论者探究了抽选的适用范围,阐释了抽选的民主性,并构想了抽选民主理论还有哪些值得深究之处。抽选的民主潜能主要表现为可以让选拔更公平,让代表更尽责,让辩论更有效,让认知更多样,让决策更明智,让民主更理性,进而让政治更民主。人类政治生活也许无法完全理性化,人们需要理解什么时候放弃理性才是理性的,在这个意义上,抽选可以释放现代人对民主的想象力。     

构建责任政府的理论分析:问题与对策

作为西方近代政治发展的产物,责任政府构建在"主权在民"和代议制民主基础之上,且与现代宪政民主思想紧密相关。即应以"对谁负责"、"如何负责"为逻辑线索建立责任政府。从这一逻辑出发探寻,我国责任政府构建中主要存在主权者问责虚化、权力机关问责矮化、法治层面存在缺陷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必须通过完善主权者问责,加强权力制约和法治等途径来形成与强化责任政府建设的推力和保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