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中的南海“航行自由”话语研究

"航行自由"本是国际海洋法的一项基本准则,然而近年来"航行自由"却成为美国精心包装下用以渲染南海地区"中国威胁"并借机在周边海域实施军事寻衅的政治话语,沦为美国借以防范中国海上力量崛起、实现海洋霸权护持的舆论工具。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的恶意炒作,不仅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及南海地区安全造成损害,由此凸显的中美关于南海"航行自由"的论争也成为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症结。在美国幕后台前都推动南海局势升温的过程中,中国在现实困境的倒逼下逐步形成了对"航行自由"话语较系统的认知理解,对从西方传来的"航行自由"话语经历了由谨慎怀疑到逐渐接纳的态度转变,在话语使用上也从被动反应开始向主动应对的姿态变化,体现出中国政府在话语表达上走向自信与成熟。中美关于南海"航行自由"的论争表面上是话语的比拼,其背后是海权和利益的角逐,中国应保持和加强与美国在各个层次上的战略对话以管控双方分歧,就"航行自由"话语拓展共识和寻求合作。中国或可考虑通过对"航行自由"话语内涵的再建构推动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构建并体现大国胸怀。     

“五不”政策:美国南海政策解读

针对纷争不断的南海主权争端,美国多年来形成了对主权争议不选边站队、反对妨碍航行自由、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三不"政策。但是近年来,随着菲律宾和越南等国不断在南海寻衅滋事,南海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疑惧,美国开始积极地介入和干预南海事务,在旧有的"三不"政策基础上,对其南海政策做出两项直接针对中国的调整,即反对以历史依据提出主权声索和反对以双边谈判的形式协商解决南海争端,从而形成了美国针对南海的"五不"政策框架。在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美国日益偏离其对南海主权争议的"中立"立场,在偏袒菲律宾和越南等国挑衅行为的同时,公然挑战中国多年来坚持的南海政策立场,导致南海主权争端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中美南海航行自由争议的焦点法律问题及其应对

近年来美国蓄意将"航行自由"纳入南海问题的核心议题,致使中美之间围绕南海航行自由的争议日益凸显。这主要源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款的模糊不清以及由此引起的具体解释的两相分歧。该争议所涉及的焦点法律问题集中体现在:外国军用船舶无害通过领海是否需要事先通知或者许可的问题;外国军用船舶和飞机在专属经济区内是否具有进行军事活动的自由权问题;沿岸国对毗连区内的航行是否具有安全管辖权,以及防空识别区内对于仅在国际空域而不进入领空的飞行能否进行安全管制的问题。中国需要将法律路径与政治路径纳入宏观战略视野之下进行统筹规划,才能有效应对与美国之间有关南海航行自由的争议。     

印太视域下日越南海合作及其对华影响

"印太"战略出台以来,日本与越南不断推进涉南海领域的合作.两国南海防务合作逐步常态化、机制化,涉南海经济合作日益全面、深入,涉南海议题支持配合更加多元、多样.日越南海合作既有提升南海议程设置地位的战略考量,又有利用南海合作牵制中国、谋求对华战略博弈主动权等动机,对地区局势稳定和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带来切实的负面影响,但受战略需求不同、政治安全互信不足等因素影响,其合作效果会一定程度被削弱.中国在坚定维护南海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应通过地区互利合作化解对华地缘政治竞争,积极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有针对性地与日、越等国开展务实合作.     

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初探

就职以来,特朗普政府已经在南海地区进行了八次"航行自由行动"(包括两次"飞越"行动),其频度大大超出奥巴马时期,并在行动的方式及授权等方面有所突破。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利用各种双边及多边场合提及南海问题,热炒本已降温的南海问题。不过,基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对外政策理念,以及朝核及经贸在特朗普亚太战略棋局中的优先地位,南海问题似乎并不是其亚太政策的关注重点。虽然出于维护美国海上霸权及安抚亚太盟友的考量,特朗普政府不会放弃南海问题,但其重要性不可高估,且不能排除特朗普政府拿南海问题作交易的可能性。     

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特征论析

自2010年"高调介入"南海事务以来,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其一,从战略高度审视南海事务,将南海问题纳入到"重返亚洲"的战略架构之中;其二,以"维护航行自由"为名,寻求对制海权的掌控;其三,注重"均势"战略的运用,以求在南海形成相互制衡的格局;其四,以"巧实力"外交来实现其南海政策目标;其五,从走势看,日益由前期的模糊处理转向明朗化、强硬化。     

冷战初期日本南海政策及东南亚战略取向

冷战使日本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作用提升,成为反共"防波堤",其具有政治目的性的东南亚"经济外交"呈现出明显的海洋战略取向,且影响至今。因地缘利益、东南亚战略,日本南海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自冷战开始后始终没变,即追随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对南海诸岛归属问题上采取模糊态度和立场,这为后来南海周边某些国家侵占南海岛礁留下所谓借口。此时日本还曾插足于南海诸岛,由于海峡两岸对南海权益的维护使其非法行为无法为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越来越依赖南海航道和加大南海石油资源的开发,这决定其"关心"南海问题就是势所必然了。     

德国介入南海问题的主要特点与战略考量

随着近年来南海局势的发展,特别是围绕南海问题中美博弈的加深,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相继介入南海问题进程.在南海问题上,德国总体保持战略审慎与克制,包括坚持多边主义,重视国际司法手段,秉持中立立场,且与英法两国的南海政策存在差异,是潜在的影响力量.然而,近年来德国对南海问题的介入程度呈逐渐加深态势.德国介入南海问题主要出于应对来自美国的联盟压力和法国的伙伴压力,以及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考虑.而中德密切的经贸关系、德国国内的政治生态以及德国海洋战略等因素则限制德国进一步介入南海问题.展望未来,默克尔之后的德国外交政策将迎来调整空间,不过默克尔时期"基于经济的非对抗主义"政策大概率继续主导中德关系,德国对南海问题的介入也难以超越现有的框架.     

中美博弈态势下的泰国南海政策

随着中国在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美博弈的广度、深度和烈度都在加剧,而作为具有重要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缘战略意义的南海,不可避免地成为中美博弈竞争的重要角逐场.美国为维持自己在地区的传统大国地位,以"维护在南海的航行和飞行自由"为借口,多次在南海开展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不但助推了南海军事化,更加剧了南海局势的紧张.此外,美国还极力介入和干涉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南海争端,除了组建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围堵中国之外,还积极发展同越南、菲律宾等南海主权声索国的关系,企图形成制衡中国的同盟,导致中美在南海的博弈竞争日益加剧,在影响地区安全的同时,也给地区各国带来了更多的选边站压力.在此背景下,泰国等地区中小国家,为实现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通过施行所谓的"大国平衡"外交策略,把自己塑造成调和地区各种矛盾问题的重要中间变量.在经贸、人文领域深化同中国交流与合作的同时,在南海、湄公河安全合作等地区安全议题上,泰国出现了"制衡中国"的态度倾斜,企图借助域外势力平抑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让中美等大国在地区形成竞争均势,以达到游离于域内外大国之间"两头讨好"的目的.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穆斯林的看法差异分析

九一一事件到如今的16年中,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反恐战略、穆斯林移民政策,以及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民主党与共和党业已严重的"极化"更因在穆斯林问题上的不同立场而恶化。两党在穆斯林政策上的分歧不仅在其各自政府任内有鲜明体现,而且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也展现得淋漓尽致。由于遍布全球的利益,以及强大战略力量和全球干涉能力,美国对穆斯林的态度对其自身国际地位和对外关系都有重大影响。     

中越南海争端中的美国因素

近年来南海问题风波迭起,在所有声称对南海岛屿拥有主权的国家中,越南表现尤为突出。文章从中越南海争端的历史及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入手,阐述了中越南海争端中的美国因素。文章认为,越南南海政策转强与美国回归东南亚有关。美国对南海问题的立场由中立到宣称关注航海自由,再到高调宣称美国支持多边解决南海问题,这些转变既向越南释放出可以对冲和制衡中国的信号,又给中国解决南海问题带来前所未有的现实压力。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转向——基于强制外交与威慑理论的考察

"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以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从强制外交到威慑的转向,奥巴马执政初期和中期通过强制外交政策逼迫中国"澄清"南海主张及其法理依据,要求中国停止在南海的维权行动,并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进程。从奥巴马执政后期开始,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政策逐步由注重强制外交转向更具被动防御性的威慑,以慑止中国主导南海的进一步行动为主要目标。美国的政策转向受到中美南海战略动机不对称因素的深刻影响,也与美国实施强制外交的策略性失误密切相关。基于强制外交转向威慑政策的路径分析可以大体判断,延续在南海对华威慑政策是特朗普政府最为现实的选择,通过对其政策目标的重设和威慑强度的调整,美国将在相当程度上为其中长期政策走势奠定基调。     

理解南海共同开发与航行自由问题的新思路——基于国际法视角看南海争端的解决路径

南海共同开发与航行自由问题的明确与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海洋权益以及南海的未来法律秩序。尽管泰国湾地区的共同开发经验能够为中国提供借鉴,但南海主海的情况与之有很大区别。共同开发方式在国际范围内接受程度不广泛,实际效果不理想,其对南海争端的可适用程度较低。因此,应对共同开发方式在南海争端解决中的作用予以重新定位。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共同开发不能成为解决南海争端的优先选择和主要方式,即便在短期内以共同开发方式为处理南海争端的权宜之计,也应当注重构建一个合理的共同开发机制。中国对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并未被后来的有效国际法律规范所更改或取消,这一权利不能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架构来解读,也并不存在妨碍南海航行自由的问题。相反,倒是其他南海周边国家滥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所提出的意在分割、控制南海的种种主张更加妨碍南海的航行自由。比较之下,中国的主张更加符合南海水域本身的性质及其适用当代海洋法之后的应然状态。     

美国涉华经济利益集团与中美贸易摩擦

利益集团政治是美国政治的本质,美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政治必然引发美国经济利益集团的高度关注。在美国与中国发生大规模贸易摩擦期间,美国各类涉华经济利益集团的立场虽然不同,但均通过各种方式对白宫和美国国会施加影响,其游说的规模和力度可以与20世纪90年代围绕美国政府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游说相提并论。反对加征关税的利益集团未能阻止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这与美国总统和国会的权力分配、利益集团对中国的集体抱怨、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调整等因素有关。在中美经贸磋商的过程中,特朗普政府极力压制美国商界的诉求,但不得不安抚和照顾利益受损的农业集团。美国跨国资本的逐利性、中国巨大市场的吸引力、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新举措等,将不断扩大美国国内支持和中国达成经贸协议的"赢集"。同时,中美竞争关系的加剧将对美国涉华经济利益集团产生更大的影响,而后者也将从不同的方向持续塑造美国的对华政策。     

佐科政府南海政策初探

印尼不涉及南海"争议"岛礁的主权声索,其南海政策的实践以维护自身在南海的主权、经济、航行和区域政治利益为主要目的,在南海问题上一直努力扮演着"调解人"的角色。佐科总统提出的"世界海洋轴心"战略构想不仅为印尼国家的发展指明方向,也将成为新时期指导印尼南海政策发展的指导性纲领。     

美国“印太”战略对南海问题的影响——以“印太”战略支点国家为重点

随着印度洋战略价值的上升,美国在"重返亚太"战略基础上推出了"印太"战略,其战略实质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缔造战略支点,并将其塑造成美国霸权下的多极格局。印度、澳大利亚、日本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支点国家,它们自身在南海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在美国"印太"战略的引导下,战略支点国家将对南海问题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将加剧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化。在中美战略博弈的背景下,考察美国"印太"战略特别是其支点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把握美国"印太"战略的实质,也有益于我们全面地分析南海地区的安全形势,提出应对策略。     

美国国会涉华联线体制分析——以西藏问题为中心

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多元层次的复杂系统。美国国会涉华联线的出现,就是美国国内多元政治的具体产物。本文主要以国会的涉藏联线为例,分析美国国会涉华联线体制成立的背景及其在对华决策中的影响。本文认为,涉藏联线是美国国会通过涉藏决议和议会活动,监督政府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基本势力。在涉藏联线议员的多年推动下,国会对西藏人权问题的“关注和监督”,出现了机制化趋势。国会通过涉藏的两个报告和一个政策法案,加上国会在其他议案中附加的西藏条款,这些因素将是西藏问题在美国或国际上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还认为涉藏人权联线和台湾联线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国会关注、影响和干预中国内政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也反映出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趋势有所增强。     

中美南海战略博弈的焦点、根源及发展趋势

近年来,中美两国在南海主要围绕着岛礁建设、航行自由、争端解决方式三个方面进行着激烈的战略博弈。其内在根源,主要是两国在南海的国家利益不同、海洋政策主张存在分歧以及两国对南海地区主导权(或曰影响力)的争夺。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利用南海问题围堵打压遏制中国的政策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中美南海战略博弈将长期存在;同时,中美两国因互有所求、相互借重不断加深,也不会因南海问题彻底摊牌,中美南海战略博弈将保持总体可控、斗而不破的总基调。但由于美国深度介入南海争端、持续加大军事力量的投放力度,两国军事力量正面交锋不断增多,不能排除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实力的相对长消,美强我弱、彼攻我守的态势将逐步发生逆转,我将稳步提升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影响力。     

关于中国的亚洲西太平洋战略和南海问题

增进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特别是西太平洋西部)的权势影响是越来越清楚的中国对外政策的一大目标,而服务于这一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有两大类,即"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结束到2014年秋季为止,中国政府主要使用的政策工具是战略军事。从2014年秋季开始,战略经济这一政策工具急剧凸现,与此同时,战略军事的某几个重大方面依然非常重要。因而可以说,中国当前关于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战略路径成为一种复合性的路径。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都有审慎从事的必需,以防止形成损伤中国对内对外大局的"战略透支"。与此紧密相关,需要从大局出发对待越来越突出的南海问题。在南海问题上有可能开始浮现新兴强国对既有强国的一个基本互动逻辑,其意义至关紧要。南海问题是中国战略总环境和总任务中的一个局部,需要尽可能将它置于中国的战略大局中去处理。南海问题上有个总的原则:既维权又维稳。在增进中国的军事实力地位和实际主权存在的同时,需要防止中美战略性竞争和对立进一步加剧,并且继续将支撑和改善中国与东南亚海洋国家的关系当做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民主扩展论"的二律背反

"民主扩展论"是当前美国和西方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界占有重要地位的学术理论之一.它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已出现,但受到众多理论家的推崇和追随却是90年代以后的事.近年来,伴随美国对其超级独霸地位的追逐,独家垄断对国际事务主宰权和以武力干涉别国国内事务的欲求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了它迫切而现实的需要.这种现实的需要促使美国国内的某些理论家去为这种欲求寻求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依据."民主扩展论"在这种情形之下应运而生.它所宣扬的核心论点是:"民主"和"自由"价值理念在世界范围的进一步扩展需要靠美国等少数掌握了民主"真理"的国家以武力干涉其他国家国内事务的方式才能实现.本文通过对民主和自由最本质的价值内涵和当今世界最根本的国际政治现实因素的深入分析和对比,揭示了这种理论所表现出来的理性价值的二律背反:它虽然在理论上以扩展"民主"和"自由"价值观的必要性为"依据",但它在本质意义上却走到了与民主和自由价值理念相悖的价值立场上--即以民主和自由的理性价值来为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非理性诉求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