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从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考察

法治秩序在乡村的建立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但是乡村社区的风俗、情理等民间法的普遍存在是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客观现实,因此,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无法撇开民间法来谈论乡村的法治建设.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乡村法治秩序构建逻辑

乡村治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国方略的主要内容。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立是在国家持续的社会整合与乡村社会变迁及二者互动中实现的。城乡一体化离不开乡村法治秩序的重构。从政策逻辑看,乡村法治秩序的构建既需要国家普遍主义的法律统合社会,又需要乡村地方性知识积极作用的发挥;从理论逻辑看,维护城乡居民权利平等需要法律同构,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创新需要法治重构;从实践逻辑看,乡村社会变迁的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乡村治理格局,从建国初期的政策整合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权力整合再到新时期的法律整合,构成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村法治秩序构建逻辑,从而使依法治国方略在乡村得以实现。     

从外发型秩序到内生型秩序——中国和平发展与东亚秩序重建

冷战结束意味着东亚地区原有的主要由美国推动建立的外发型秩序开始解体，区内国家开始在地区秩序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中国在和平状态下的经济崛起不仅导致在东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区内经济两强并立的局面，而且更从根本上突破了原有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使得东亚地区由外发型秩序向内生型秩序过渡。虽然从长远来看，内生型秩序在建构区内和平稳定方面要优于外发型秩序，但在秩序转型期间，两种秩序在本地区的竞争却产生了更多全新的问题。而作为两种不同秩序的推动者，美国和中国在本地区存在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东亚地区秩序无法平顺转型的动因所在。     

法治过程中的乡村秩序与法

在农民以外出打工为谋生的主要手段的基础上 ,法治的有关建设难以进入乡村为人们所理解和认同 ,乡村内部所承继下来的对于秩序与法的实践虽有些松动 ,但仍在延续之中。因此 ,要使乡村的秩序与法进入中国现代化的法治建设的进程中 ,要做的努力还相当地多。从乡村本身开始 ,使人们卷入一种市场化的生活 ,这种市场化的生活正是现代法治的背景 ,也许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努力。     

和谐社会与法律秩序的建构

和谐社会作为法律秩序建构的重要目标,对法律秩序的形成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法律秩序作为重要的法律价值和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巨大的稳定与保障作用。促进法律秩序形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本文分析了当前法律秩序失范的表现及成因;提出了增强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促进法律秩序形成的对策思路。     

地方立法的冲突规范与秩序构建

地方立法权扩容已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举措,推动了地方法治建设。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切实加强地方法治建设,充分调动地方立法的积极性。从法律体系的整体性和协调性而言,法律规范的冲突难以完全避免。面对事权冲突、职权冲突与规范冲突,地方法治应当从场域秩序、主体秩序、效力秩序、价值秩序等方面统筹规范地方法律关系,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涵的法治秩序,构建在法治建设总体布局前提下的新型地方立法机制。     

市场经济与政治秩序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其特定运行规则的特殊的经济体制 ,必然要向政治国家提出自己特殊的政治要求 ,同时又为建构与自身秩序相适应的政治秩序提供了可能性。市场经济的运行内在地包含着主体的平等和活动的自由这两个重要的逻辑规定。马克思认为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只能是经济秩序中的平等和自由的“另一次方”。市场经济的平等和自由原则在不同制度条件下的实际体现是不同的。消除对政治国家的实际控制上的矛盾 ,实现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的新的和谐 ,亦为可能前景。由此 ,政治秩序的体制定位和模式选择问题得以提出     

制度与心灵的双重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秩序之建立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必然结果，从制度和心灵的双重维度实现了中国政治伦理秩序的建构，对中国政治文明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秩序的制度和心灵的双重建构，应该成为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目标和重要方式。     

论宪法秩序与社会和谐

秩序是人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和谐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二者具有统一性。基于二者的统一性,宪法秩序作为秩序的一种,对于实现社会和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建构宪法秩序,实现社会和谐,须建设其外部环境,加强宪法自身建设,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规范社会主体的宪法行为。     

论有秩序的自由——法的秩序与自由价值之均衡

以法律维护社会秩序，还是以法律维护公民权利和自由，历来是立法和执法的价值选择上的两难问题。秩序和自由所能达到的统一只能是一种动态的和谐统一。正是自由与秩序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才使得法律不断发展、演变，也才使得社会不断进步，并使社会从相对和谐到不和谐再到新的和谐。因此，中国法治建设的宗旨是生成自由与秩序动态平衡的法治，在这样的法治社会中，人们不仅能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中享受到生活的安宁，又能在自由的环境中享受到创造的快乐。     

＂一致性民间法＂的社会控制与和谐社会之秩序建构

和谐社会秩序之建构与维系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法治目标和任务，同时是中国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基石。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总是与有效的社会控制模式密不可分。作为现代法治社会控制的核心——制定法，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优势。但由于我国现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价值的多元性，使得其调控社会之功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散落于乡土社会和市民社会的民间法是特定域内确立的一种特定主体共信共行的规范体系总称，其功能在于社会控制。因而，重视并有效协调或整合其与制定法的关系，对于考察社会控制与和谐社会建构诸要素具有重大意义。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治理:秩序张力与重构路径

当前的城镇化潮流带来了农村基层场域的多重变革。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会治理的制度话语与基层运行不一致,城市中心主义造成原有乡村认同的消解与秩序的离散,多重影响使得农村基层运行逻辑多元化,基层民众诉求与政府协商机制缺失。重构农村秩序需夯实农村社会治理的文化基因,更新政府与农村基层民众之间的互动模式,同时将城镇化进程推进与农村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相契合。     

自由与秩序:警察的产生、价值与制衡

警察与秩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秩序的产物。对警察而言,秩序是核心价值,自由是次要价值。有自由、有秩序是人类的理想模式,自由是秩序的自由,秩序是自由的秩序。历史证实,只有法治社会才能实现这种理想模式,因此法治型警察的职责是实现"有自由的秩序",警察应是自由与秩序的平衡者与保护者。为此,必须既授予警察足够的权力来维护好秩序,又要把警察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使自由与秩序的冲突减少到最小。     

论自由对建立法治国家的价值——对自由与秩序价值冲突的思考

法以自由为目的 ,自由与秩序价值是法律价值冲突的集中表现。自由之于人、之于法治具有重要的意义。自由问题不单纯是个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有很强实践意义的问题。自由主义把自由价值当作政府的基本方法和政策、社会的组织原则以及社会体制建构的政策取向。对强调一致性、连续性、确定性的秩序观念给个人和法治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担心绝非多余。在强调依法治国的社会背景下 ,如何定位法的价值对于 2 1世纪如何建立法治国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治理秩序建构

一般认为,井冈山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工农武装割据的开端,军事意义重大。但从治理秩序建构视野考量,中国共产党作为积极能动的治理者,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局部执政开创了新的治理框架。这一法治模型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主线,强调在工农联合下的依法治理,以保证工农阶级的经济、政治、社会利益为价值导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中,法治社会的建设与依法治理意义重大,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工农民主法治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历史起点,其基层组织建设和工农权益保障亦对今天的法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警察执法权威与社会治安秩序

树立和维护警察执法的权威性是法治社会的重要原则和基本特征，是维护良好社会治安秩序的重要保证。但由于警察执法的能力限制，执法缺乏合法性、公正性、严肃性，以及执法形象不佳和对暴力抗法者的打击处理不力，导致了警察执法权威的失落。要树立和维护警察执法的权威性，需要我们在多个方面加以努力和完善，包括国家法制的完备、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和警察自身的示范效应等。     

乡村善治的法律话语场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传统蜕变和国家权力收缩．直接影响着中国乡村的治理模式和秩序原理的变化，这表现为以村规民约作为主导的秩序类型经历着从同质性秩序向合约性秩序的变迁，秩序变迁的过程要求善治的法律话语场在乡村重建。法律话语场的重建必须通过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建立规范性秩序，这需要在制度设计上建立村规民约合法性的审查机制。     

“法律秩序”形义研究

从构词学的角度看待“法律秩序”,无论在中西方该词都是一个合成词,这一现象在中国尤为显著。从中华民族传统的对事物现象的认知逻辑出发,通过对“法律秩序”形式的讨论,渐次过渡到对该词含义的考察。在比较了中西方就该词词义的发展演进后,提出了我国将来构建“法律秩序”概念的基本着力点。     

从“乡土性”到“结构混乱”——评《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与秩序》

半个多世纪前,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中讲,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于是“乡土性”成为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经典描述。今天,距费老著《乡土中国》的时代已有六十余年,《乡土中国》中的“乡土性”是否依然存在于今天的乡村社会？一些以乡村秩序为主题的研究认为,即使在变化了历史条件下,《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乡土性”仍然清晰可辨;“乡土性”不仅可以作为韦伯意义上所使用的理想型概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考察乡村社会法律与秩序的背景。∞然而,董磊明教授的近著《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与秩序》     

中国乡土社会信任关系的重建与法治秩序

由于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乡土社会信任关系仍然具有血缘、地缘色彩,这不仅使市场经济秩 序在全国的均衡发展面临着一定的困境和难题,而且也对中国乡土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主法治进程产生了某种 "瓶颈"制约,因而要重建当代中国乡土社会的信任关系,推进中国乡土社会法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