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习惯法在现代化立法上重构的理论探讨

在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的今天，藏区社会的发展，需要的不仅仅是人们内心确认的习惯法规则。还需要国家法的保驾护航。而国家法在藏区的适用与作为本土法资源的习惯法产生了一些冲突。既不利于藏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民族和谐，因此只有在法治化国家内对藏族习惯法进行重构，完善民族地方立法，才能让藏族习惯法在新形势下焕发出新的光彩，促进社会主义的法治化国家的实现。     

藏族野生动物保护习惯法探析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藏族形成了丰富的习惯法,野生动物保护习惯法是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它通常表现为生活禁忌、民间规约、宗教信仰等形式.藏族野生动物保护习惯法呈现出多种重要特征,通过规范本土民族的思想与行为,对藏族地区物种保护、生态平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国家制定法的完善具有借鉴意义.     

藏族环保习惯法探析

在广大藏区存在着丰富的习惯法，尤其是环境保护方面的习惯法更为突出。其广泛存在于各种官方命令、宗教教义、禁忌以及部落内部规定当中。藏族环保习惯法具有重要的文化及实践价值。因此，有必要将其通过地方立法的路径与国家法整合，充分发挥其在现代法治中的作用。     

刑事和解制度再探析——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视角

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视角对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制度进行探析。“赔命价”制度是藏族独特的宗教、历史、地理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习惯法,其不可能予以简单的消除。在“赔命价”制度与法定刑事和解制度存在冲突的情况下,若欲既维护国家制定法的尊严又尊重民族习惯法,便需要我们通过制度设计把“赔命价”习惯法纳入司法程序中来。     

藏族环境习惯法文化与环境保护

藏族环境习惯法文化是藏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法文化形态,藏族环境习惯法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直接适应性。发展藏族环境习惯法、倡导藏族环境习惯法文化,将对藏族地区环境保护起到积极作用。     

试析藏族习惯法之盟誓主体的历史变迁

藏族习惯法中盟誓有着重要的地位,盟誓主体是全部盟誓制度建立的基础性问题.本文以盟誓的主体分析为视角,对藏族盟誓主体的种类、范围、成因等进行分析和界定,并基于实地调研和理论探讨,对今天藏区遗存的习惯法中盟誓现象背后的法律问题予以反思.认为王朝、贵族和王室等作为团体盟誓主体已消失,个体盟誓主体的范围在扩大、地位更平等.     

藏族与侗族环境习惯法比较研究

藏族与侗族环境习惯法分别代表了游牧少数民族和农耕少数民族的环境习惯法。对藏族和侗族环境习惯法的共性和差异性比较研究,不仅有“窥”藏、侗环境习惯法之“一斑”而见中国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之“全豹”,而且通过对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文化遗产的挖掘、传承,更有益干对国家环境法制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本土资源。     

论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及其发展趋势

藏族＂赔命价＂习惯法是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性的法律文化符号,其所蕴含和表现的可能价值与国家法之间并无实质合理性方面的矛盾和冲突,而其形式合理性方面的外在冲突可以通过在司法过程中实施能动主义、国家法的漏洞补充和健全完善相关立法予以消弭,同时完成和实现其存在的合法性认可和确定。     

藏区赔命价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协调

赔命价是人类社会早期盛行的一种以赔偿方式解决命案纠纷,并在受害人家属和侵害方之间达成和解的习俗.我国藏族地区赔命价的历史悠久,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宗教传统和民族心理等因素,赔命价习惯法在与国家法的博弈中,虽然处境尴尬却充满活力.司法部门的文件和田野调查资料显示赔命价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在现行政策和法律的框架范围内,摒弃赔命价习惯法的弊端,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协调,以发挥它在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     

藏区习惯法与我国法制建设的冲突和融合——以藏族赔命价为例

藏区习惯法是一种古老的民间法,在我国法制建设过程中与现行国家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冲突,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的价值。以藏区习惯法中典型的赔命价为例,藏区习惯法对我国法制建设产生一定冲突的同时,也有补充和完善的效能。因此,我国法制建设过程中对藏区习惯法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有限制地加以利用和借鉴,使二者协调发展。这种理论观点既有利于尊重少数民族的本土文化和传统习惯,又有利于更好地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统一和权威,尤其是对于完善我国法制建设和稳定藏区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林业习惯法对林业法制建设的意义

集体林权改革有自上而下的特点,但其成功终究离不开社会的支持,林业法制建设也不例外。林业习惯法出自特定地域社会,与国家制定法相比,有明显地域性,自发性和原初性特点。依照法律多元理论,社会秩序的维护并否单靠国家法就能完成的。林业习惯法能弥补国家制定法的局限,有助于林区秩序的维护,其现实合理性不容忽视。林业习惯法对于国家林业法制建设具有内容上的重要基础,实施过程中的重要补充,程序上的重要参照三大意义。因此集体林权改革过程中,应重视林业习惯法的价值,实现林业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互动与融合。     

《民法典》在涉藏地区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实现

《民法典》与藏族习惯法价值目标一致,具体规则竞合较多,但多不冲突,且《民法典》承认藏族习惯法的法源地位,因而能够有效地消弭其与藏族习惯法的冲突。《民法典》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涉藏地区社会治理中,其能够柔性引导藏族习惯法,有效凝聚民族共识,增强民族向心力。各组织、团体应依托优势资源成立宣讲团,精研宣讲内容,特别注重《民法典》政治意义及相较于藏族习惯法的优势方面的宣传,以深入浅出、生动有趣的方式进一步引导藏族民众主动学习、运用《民法典》。     

法制现代化视域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存在的合理性分析

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制定法的实施在少数民族地区遭遇瓶颈,与少数民族习惯法发生碰撞,二者在少数民族地区认同度的差异,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少数民族习惯法.少数民族习惯法既不是国家制定法的附属物,也与习惯有区别.在现代法制社会,不论是从少数民族习惯法形成的规律的角度,还是从其对社会控制的角度,或者从它对国家制定法的作用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习惯法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藏族习惯法中的赔命价与伦理刑法的关系

藏族习惯法中的“赔命价”虽然带有藏族奴隶制社会等级森严的不公平特色和实体程序方面不完善的弊端，但它具有着藏族独特的伦理文化属性，对青藏高原的人伦关系和道德文化起着保护的作用。属于中国古代刑法的“伦理刑法”和属于藏族传统法文化的藏族习惯法中的“赔命价”，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法律文化制度具有重要的补充和指导作用。虽然二者之间存在诸多区别，但并非相互排斥的独立系统，而是客观地存在着相互依存、互相渗透的关系。     

习惯法观念考察——基于鄂尔多斯地区的实证分析

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国家法的主导地位与统一适用是基础,习惯法作用的发挥应当是在这一前提之下实现的。认真对待少数民族习惯法,既要正确认识国家法与习惯法的不同特征与作用,又要对不同主体的习惯法观念进行培育与引导。本文以实证调查的方法客观描述了立法者、法官及普通民众的习惯法观念,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及对建设法治国家的启示,阐述了"无习惯法"意识可能引发的问题及树立正确的习惯法观念的重大意义。     

和谐社会视野下藏族习惯法化解纠纷作用的实证分析——以甘南藏族自治州某村的个案为例

于藏族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藏民族心理上对习惯法的认同以及历史文化方面的影响,藏族习惯法依然在藏族地区鲜活存在,尤其对解决当地民间纠纷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困境,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认为能发挥这种作用的途径在于确立藏族习惯法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     

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关系

本文概述了学术界关于习惯法争议的几种观点,提出和赞同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依据某种社会权威确立的具有强制性和习惯性的行为规范。文章对习惯法的特征及其习惯法与国家法关东进行了分析。     

刍议少数民族地区公安执法工作——以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及调适为视角

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对全国影响甚大,特别是在民族地区的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不相符时,基层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如何选择执法依据,是一个两难的问题。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公安执法存在的问题、民族习惯法的概念以及民族习惯法对基层公安执法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有助于寻找民族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之间的最佳契合点,指导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公安执法。使基层派出所在执法过程中,既保障我国国家制定法在全国范围内的权威,又能最大程度地适用民族习惯法,增进民族融合与民族团结。     

继承领域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对话与思考——以维吾尔族继承习惯法为视角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客观存在是不容回避的。作为主要在民族地区适用、调节其社会关系的秩序规则．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源远流长,影响深厚,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从习惯以及习惯法是法制的基础以及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的积极特性角度看,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与国家制定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然而,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同时存在较多的冲突。在国家法治推进、二者冲突难以避免的现实情况下,一个实现二者对话的制度安排是绝对必要的。文章以维吾尔族继承习惯法为例对于民族地区的习惯法文化与国家法的关系问题进行浅谈,认为应该通过民族立法解决二者间的关系。     

论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冲突与融合——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透视

国家制定法和民族习惯法的特点在于前者具有统一性、规范性、普遍性、强制性,后者具有多样性、特殊性、伦理性、自觉性等.透视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可以感受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在婚姻领域有四个方面的冲突1.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冲突;2.现代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3."移植法律"与本地民族特点的冲突;4.国家意志与地方权力的冲突.应当化解冲突,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积极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