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体的包容性——亚里士多德政体思想新探

亚里士多德的政体概念在内涵上相当于当代"国体和政体"这两个概念的总和。亚里士多德的政体思想对柏拉图的政体思想既有吸取,又有推进。立基于柏拉图的政体思想,亚里士多德从政体及其亚种的具体类型、政体亚种之间的变更,以及政体的自我保全能力这三方面阐述和展现了他的"政体包容性"思想。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包容性"思想对于我们有效应对当代国体/政体安全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和现实参照价值。     

极端与中庸的摩擦理想与现实的取舍——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观之比较

作为古希腊历史上两位著名的思想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均对古希腊的政体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体观。两者在政体的分类、政体治理的模式及混合政体的具体实施上都有不同的见解。相比而言，柏拉图比较理想，而亚里士多德则更为务实。两者的政体观奠定了后世政治思想的基础，且均对后世的政治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柏拉图政体理论的影响史简述

政体理论是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的华彩乐章，给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制度和理想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其中，柏拉图的政体理论在西方政体理论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可谓西方政体理论的奠基人，并对后世西方的政体理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以降至卢梭的重要政体理论家们与柏拉图“显白”和“隐微”的对话，本文力图对这一影响史进行简要的勾勒，从而澄清柏拉图政体理论的思想史意义。     

关于柏拉图论理想政体与军队逻辑关系的评析

柏拉图认为政体和军队的基本逻辑关系是军政一体,军队隶属于政体并为政体服务,政治和军事都是为了维护政体的长期稳定和发展而存在的实践活动。柏拉图的论述凸显了军队在实践层面无法抹去的阶级属性和政治色彩,军队必须突出独立性,军队成员及其精神的培养要深入到国民教育中去,并建立完整的培养体系。     

古今“宪政”辨异——从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出发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政体观念包含了最高治权在统治团体内部分享以及最高治权的制度化安排这两层含义,但不具备现代宪政意义上的保障主义内涵和根本法观念。因此,不宜将古典政体直接称作"古典宪政"。中国的宪政建设既需要现代宪政的保障主义内涵,也需要西方古典政体的共和内涵。     

现代转型中的礼法新说与治体论传统北大核心CSSCI

严复的西学译介透露出治体论语言和思维的系统性影响,以"治制"对接西学中的政体,同时显示出政制化、法治化作为主导逻辑成为现代政治思维的重心。这导致了治体论的概念重塑和理论重组,治道与治人的比重大为降低,制度和组织维度得以强化。礼作为治理模式被吸纳到君主政体之中且居于次要地位。政体论经由严复和梁启超的启蒙学术奠定了现代地位,而治体论则在他们的晚期立国思维中生机再现,《先秦政治思想史》的礼法重估蕴涵了共和谏言的丰富启示。钱穆顺其遗绪将礼法新说和治体论推至新境,始于以法治为中心的政体论阐发,归于推重礼治而反思法治,并确立了以礼治涵括法治的立国主导取向。治体论传统在现代转型以来为先贤阐发礼法新说提供了思想脉络和资源,有助于再思国家治理传统及其秩序机理,从而形成兼具传统智慧和现代活力的中国政治学话语。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政体思想评析

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学术界公认其中的重要思想是孟德斯鸠关于法的分类,政体的理论,分权制衡理论,以及政治自由与宪政理论。从政体的角度出发评析孟德斯鸠的政治思想的方法也许是探析孟德斯鸠思想的新路径。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7年总目次

<正>专论·特稿从综合生态系统到综合调整机制——构建生态文明法治基础理论的一条路径蔡守秋1-1中国司法改革的动态、展望与挑战徐静村1-30柏拉图:法治政体类型学的始创程燎原1-36法社会学中国化思考高其才1-49《民法总则》包容商事关系模式研究雷兴虎,薛波1-56作为文化的法律与法律人类学的问题回归赵旭东2-1监察全面覆盖的可能性与限度——兼论监察体制改革的宪法边界秦前红,刘怡达2-17     

论西塞罗的和谐政治观

在西塞罗的政治思想中,隐含着系统的和谐政治构想,长期以来这一思想并没有被学界详尽地阐明和解释.西塞罗认为,共和国、混合政体、公民和法治都是构建和谐政治的基本要素,其中共和国是政治和谐的基础;混合政体是政治和谐的最佳制度选择;公民是政治和谐的主体;法治是政治和谐的保障.     

论西塞罗的共和思想——共和国的基石：混合均衡政体、公民和法

西塞罗的政治思想主要是基于罗马共和国自身的历史对混合政体的解释和对自然法的坚持,通过对他政体理论和自然法理论的解读,考察西塞罗论证如何来保持共和国的稳定。     

浅析法治理论的历史进程

一、法治的学理沿革。所谓法治,是指由统治者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治理国政,管理社会。法治与人治是古往今来的法学家不可回避的问题,并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得到深化。远在希腊不少思想家都开始强调守法的重要性,柏拉图在其晚年的法学专著《法律篇》中改变人治的主张,重点强调遵守法律的重要性,强调官吏必须服从法律,认为统治者应是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法律,而且法律要其权威至高无上,开创了西方法治理论的先河。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中国的法治社会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思想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法思想家,对整个西方法哲学具有重要影响.他师承柏拉图,并在柏拉图理念论的基础上树立了现实主义法哲学.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家提出了对整个西方哲学、伦理学、法学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理论,在今天全球化浪潮下亦呈现了其国际化的魅力.梳理与探究其思想形成的因缘,可以为构建中国法治社会提供有益的借鉴.     

以执政方式的转变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一个世纪以前 ,中国问题的政治解决乃是出于对西方侵略的回应。与这种外源式变革不同的是 ,当前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则主要是出于中国社会自身。转型时期中国政治生态的变化以及既有体制供给的不足 ,是继续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合理性所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遵循民主、法治、效能之基本政体原则。而执政方式的转变是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关键。在执政改革中逐步深化各项改革 ,俾使良好政体在中国最终得到实现     

柏拉图的正义观对我国道德治理的启示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是西方第一个系统论述正义的哲学家,他对自己的哲学思想进行总结概括,在其对话体著作《理想国》中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城邦,并通过对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的论述,阐明自己的正义观。柏拉图在人类思想史上较早地提出了一个完整系统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方案,特别是"哲学王"治国的道德治理思想。因此,柏拉图的正义观必然对我国当前开展的道德治理活动有着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灵魂及其宿主——读柏拉图系列著作的启示

翻开柏拉图的诸多著作,我们发现在其浩瀚如海的系列著作中,关于灵魂的理论占了非常大的篇幅,其中主要集中在:《理想国》(《国家篇》)、《斐多篇》、《斐德罗篇》、《蒂迈欧篇》、《泰阿泰德篇》、《法律篇》、《美诺篇》等。灵魂说是柏拉图的本体论、知识论乃至社会政治伦理说的重要论证依据。灵魂存在于整个世界中,要完整的把握这个问题,必须要按照柏拉图认为的完     

混合政体与公民美德——美国宪法共和主义的内在张力及出路

共和主义是美国宪法的原旨，渊源于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体是美国宪法共和主义的内核所在。混合政体的智慧、美德、自由三要素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内在张力。公民美德是维持三者间均衡的关键。公民美德的脆弱性导致共和国命运的飘摇不定。美国宪法共和主义以更强的制度偏好控制公民美德的衰败，激发公民美德的生长，从而更好地维持了混合政体的均衡与共和政体的稳定。     

论中国公民权利的法治保障之路

有着千年之久的“法治”，语义纷呈。在近代，奠基于西方人文理性精神之上，以“自由、平等、人权”为核心价值追求的“法治”理想深入人心，和宪政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法治在当今中国是最好的选择。中国的法治之路，必然深受传统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制约，首先要扬弃传统文化中假“法治”行“人治”的工具论。要结合传统文化的有益部分，在借鉴吸收西方法治内涵和精髓，并努力营造“中国政体型法治”生存的环境和条件。     

威权政体转型中的政党与民主——印尼与韩国比较研究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产物,现代政党理论一般认为从政党政治里会自然生长出民主政治来.但是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历史使其没有足够的时间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渐进发展的道路,威权政体中政党活动对民主政治的影响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政党政治能否带来民主政治与这些国家的政党成熟程度、对法治的尊重、军队的改革特别是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有关.     

从《摩西五经》管窥西方法治的另一个思想源泉

《摩西五经》是早期希伯来文化经典之核心，其宗教平等思想反映了希伯来民族争取独立、超越自我的民族精神，蕴含着丰富的法治基因。在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融合后，这种民族精神和法治基因成为影响西方法文化发展的主要元素，并在“两希”不平衡消长中逐步成长为权利至上、法律至上、契约神圣、司法公正等西方法治精神，也浇铸了西方信仰法治的文化心理，从而为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准备了三大基本要素。     

西方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困境与出路——施特劳斯基于古典“最佳政体”观超越自由主义视野的反思

现代自由民主制一直推动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但它由于“道德中立”原则的困境与“公共之善”的缺失而在人性观与道德观上暴露出一种“现实主义”的危机。对此，列奥·施特劳斯指出，对现代自由民主制的批判必须要找到一个“超越自由主义的视野”，即古典政治哲学中的“最佳政体”观念。古典意义上的“最佳政体”观具有一种宏大的“整全”意涵，它立足于一种高贵的人类生活方式，并试图在实现人类优异性、完满性与德性的目的指引下提供一种良善的制度安排，培育出理想的公民和杰出的政治家。因而，它能帮助我们重新审视现代自由民主制以庸俗的人类平等和个人权利为前提的理论基础、以抽象的个人自由与异质的个体幸福为归宿的政体目的、以私人利益为主导的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以搁置人的个性发展而单靠制度建设来推进政治成功的政体理念，从而为我们解决由公共精神的陨落和道德基础的覆陷而引发的自由民主制的困境与危机提供一个可能性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