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外交中的负责任行为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领导人在诸多场合上宣布中国要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大国。很显然,要成为负责任大国需要从内政和外交两个层面积极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本文将从外交层面对中国的负责任行为进行分析。     

国际海底区域内活动的担保国的赔偿责任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为缔约国规定了确保其所担保的个人和实体在进行国际海底区域内活动时遵守《公约》相关规定的义务以及对所担保的承包者没有遵守其义务而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然而,担保国的此种赔偿责任并非严格责任。只有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担保国才应对其所担保的承包者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担保国未按照《公约》履行其确保遵守的义务;所担保的承包者没有遵守其义务并因此造成损害;担保国的不履行与损害发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担保国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其责任的上限是其所担保的承包者的不法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害",同时还应考虑管理局和对有关活动行使管辖或控制的国家的潜在责任。然而,担保国和承包者并不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国赔偿责任的存在并不影响承包者承担和履行其赔偿责任。承包者应先于担保国履行赔偿责任,而只有在承包者不能完全赔偿其应负责的损害时,担保国才有义务对未能赔偿的损害部分承担剩余责任。由于担保国根据《公约》承担的确保遵守的义务是一种"行为义务",而并非杜绝损害发生的"结果义务",因此,如果担保国已经履行了公约规定的尽责义务,那么即使发生损害,也不应要求其承担责任。     

国际法与国际法治：新问题，新规则，新发展（专题）——控制国际犯罪与尊重基本人权问题探析

在控制国际犯罪的同时注重对人权的保护,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为了保护人权,国际社会将最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界定为国际犯罪。在控制国际犯罪与尊重基本人权问题上,国家与国际组织都承担了相应的义务与责任。犯有国际罪行的个人,也必须承担有关责任。     

论国家跨境环境损害的防治义务

防治跨境损害,是国家根据国际法所承担的义务,还是道义上的责任？本文主张防治义务是国家根据国际法所应承担的义务.本文从4个方面来论证防治义务是国家的法定义务:第1部分阐述了关于国际防治义务的相关理论;第2部分分析了国家根据国际条约所承担的具体防治义务;第3部分分析了国家在习惯法上所承担的具体防治义务;第4部分提出区域合作是实现国际环境合作、履行国家防治义务的有效途径.     

对国家责任制度的研究——论《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草案》及发展

加强对国际法尤其是国家责任制度的研究,是加入WTO后中国法学界的一项极为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国家责任制度着重研究确保各国遵守国际义务,维护国际社会的正常秩序。但是要求国家承担责任的同时,必须考虑尊重国家主权。因此,国家责任制度必须在维持国际法律秩序与不损及国家机关主权之间找出平衡点。目前国家责任的范围包括:对外国人及其财产造成损害的责任;侵犯他国主权、从事侵略战争、严重违反人道主义法等国际不法行为;包括跨国污染在内,不违反国际义务,但对他国造成损害的责任。国际法委员会在1970年决定将国家责任分为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责任和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的国家责任。本文所论及的国家责任仅指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责任。     

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当代中国的身份诉求与实践建构

1949年以来在国际体系、国内体系以及决策者几个层面力量的综合影响下，中国的国家身份几经转换，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到第三世界国家；从一个革命性的体系外国家到现实国际社会的一员，从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到积极承担责任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国际义务，维护国际秩序，开始积极构建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身份。当代中国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必将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被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论国际法之“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

国际法的"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obligations erga omnis)是现代国际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是国家对其某些行为承担国际责任的基础。国家责任的实践和国家责任的编纂中对于"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的研究贯穿始终。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反映了国际法价值论的变化,国际体系是由并存的主权国家组成的,但是国际法的价值不应仅仅是国家价值,在国家价值之上,应有所有国家都对其享有利益的价值,即国际社会基本价值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这主要表现为强行法对基本人权的保护。由之,国际社会之一切国家应有"对一切"的义务。同时,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应促使我们对国际法体系结构和国际法效力根据的再审视,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昭示出国际法中自然法的应有地位。     

大国战略和国际责任:以“和谐世界”为例

承担国际责任是体系中的大国必须要履行的国际义务。履行国际责任,可以有效改善国家形象,有利于话语权的获得与提升,进而更好维护国家利益。中国在对外政策执行过程中始终坚持了"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五个层面都较好履行了大国责任。从这个角度进行评价,"和谐世界"对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改善,更好维护中国不断增长的国家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国际法义务与中国国家责任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驶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国际战略形势中中国因素的日益上升，中国崛起的世界影响成为国际社会议论的中心话题之一。在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的同时，如何以一个大国的平常心态看待世界，发挥大国作用，履行国际法规定的国家义务，承担国际政治中的国家责任，在既有外部期待也有内部要求的情况下，国际责任观，这是新时期对中国的新挑战。     

传统文化与中国领导人对外观新探

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对外观具有先进性和进步性。新中国几代领导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创新,对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起到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十八大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高屋建瓴地提出一系列对外战略思想和外交策略方针,积极倡导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总体目标,认真做好把握战略机遇、应对挑战的两手准备,努力处理好争取维护国家利益与承担国际责任、维持软实力和硬实力、坚持韬光养晦与积极有所作为三个平衡,妥善处理中国与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四对关系。其扎实的外交开局,为推动我国向“负责任大国”方向迈进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和平共处”到“和谐世界”——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演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制定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基础；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与时代主题做出科学判断，调整了外交战略和对外关系，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并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冷战结束后，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与时俱进，提出了“和平发展道路”的大战略和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新理念。     

和谐世界视野下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重构

"和谐世界"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站在历史高度秉承中国传统文化提出的理念。它所描绘的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赞同,也为国际事务的解决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视野。近年来,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阻碍了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只有秉承和谐世界理念,通过国际合作,重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才能使国家与国家之间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共处,共同推进世界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新动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利用一系列重要场合就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发表讲话,不断充实和发展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思想。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为下一步中国的外交谋篇布局,体现了新思想,谋划了新布局,也预示了未来中国外交的方向。     

论联合国的国际责任能力

联合国的国际责任能力是其享有国际人格的法律结果。尽管联合国仅具有有限的国际人格,但是这并不必然对其责任能力形成限制。作为国际法主体,联合国完全能够独立地为其不法行为承担国际责任。     

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国际战略思想比较研究

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国际战略思想历经均势思维、独立自主与合作共赢三个阶段，从结盟到不结盟，从倡导和平到缔建和平，始终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立意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理性测度国际格局的变动趋势与国家实力的增量需求，全面比较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国际战略思想，对于新时期中国倡导和谐世界理念，继续奉行和平发展外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创设海关法院：现实与可能

为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 ,我国应建立与对外贸易相协调的专门海关法院。借鉴美国海关法院制度的经验 ,创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中国海关法院制度 ,对扩大改革开放、促进国际贸易意义重大。     

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学习陈云关于正确处理工业农业关系的思想

全文为三部分：一,国情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性质和建设道路的中国特色。二,如何解决资源和国际交换条件刚性约束下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正确处理农业工业关系是关键。陈云是真正认识这一关键问题的少数领导人之一。三,陈云关于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经济思想在当前仍有重大现实意义,在粮食和就业问题上尤为重要。     

浅谈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国际立法

国际恐怖主义严重危害了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安全。当前的国际恐怖活动具有新的形式和特征,给国际社会预防、打击国际恐怖犯罪造成极大困难。国际社会签署的一系列国际公约对防止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反恐怖主义国际立法还不完善,应在联合国领导下加强国际立法机关建设,制定国际反恐怖主义法典,协调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的关系,加强反恐怖主义国际合作,给国际恐怖主义以最严厉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