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介入城市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研究

参与式治理是新形势下社区治理的主要模式,强调多方联合,共同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其中包括政府、基层自治组织、NGO、社区居民个人等主体.参与式治理模式已成为当下备受关注的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然而由于传统官本位思想,社区治理模式仍然是以政府为主导、居委会落实工作的一维模式,社区居民参与治理成效微乎其微.本研究通过分析目前居民参与治理的现状及原因,试图探讨借助社会工作方法,促进城市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促进社区治理多元化发展.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阻遏与策略——基于南通市板桥社区的调查

社区社会组织是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通过对南通市板桥社区社会组织的调查与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存在内外部的双重阻遏。对于组织内部因受阻于资金、人才、管理等方面造成能动性不足问题,应当加强自身组织能力建设;对于外部主体支持度和素养不足等问题,需要政府、社区、居民多方联动,给予组织制度、人才、硬软件等方面的支持,真正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质"的突破。     

社区治理转型视角下的"三社联动"模式探索 ——以宁波市海曙区为个案

伴随着社区治理转型要求,如何通过社区、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者三者间的有效联动,重塑基层社区治理结构,为社区治理精细化奠定基础,成为社区治理转型的一个突破口.宁波市海曙区通过实施"三社联动"项目,探讨社区参与平台化、组织体系生态化、主体互动制度化的"三社联动"新模式,对于基层社区治理有一定借鉴意义.     

公民参与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

城市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础,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决定着城市治理的效果。社区居民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不仅意味着居民生活方式的变迁,更意味着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调整。公民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源动力,完善公民参与,将有利于改进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和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未来应该通过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保障、完善公民参与的渠道、培育公民参与意识、提升公民参与的能力、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等途径,促进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改进。     

工业密集型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探析——以东莞市为例

为适应城市快速发展转型需要,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服务需求,东莞在社区治理改革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形成了"一网全域—村(居)为基本单元、二元共享—权益分层设置、‘三驾马车’—基层党组织统领、‘四社联动’—政府主导支持"的"1234"社区治理模式。以市域治理现代化要求看,东莞社区改革还需从规范服务体系、创新组织体系、健全协同体系、完善监督体系、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深化。东莞作为工业化城市化的代表性城市,其社区治理实践探索对我国城市治理具有参照意义。     

社区治理的三种模式——以深圳为研究文本

社区治理研究者多以"政府、社会"两要素描述和研究社区治理模式。本文把社会要素进一步细分为居民和企业要素,以三要素(政府、企业、公民)来研究和描述社区治理模式。三要素说是两要素说的发展,它丰富了社区治理理论。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是研究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场域。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议题，而重塑由政府介入、市场参与、组织发展与居民集体行动构成的社区治理新结构则是其要点。政府是引导者、服务者与监管者，提供基础性社区服务；市场是资源的主要供应者，满足社区居民日常多样化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社会组织是政府与市场的补充者与调节器，通过公益服务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社区居民是社区事务的参与者，通过集体行动维护自身权益。在多方参与、良性互动的新治理结构下，依靠法治保障与科技支撑，多元主体民主协商、通力合作，进而建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重治理逻辑、现实困厄与模式重构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是政府、市场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参与的社区建设问题。由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体系中公共理性的缺失和传统科层制痼疾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国家、市场、社区等不同范畴下的治理主体在各自治理逻辑引导下走向了非合作博弈,并在传统科层制的控制下陷入"向上负责"、"权责和供需双重失衡"以及"迭绎循环"的低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困厄场域。立基国家——市场——社区的行为逻辑分析进而建构多重治理逻辑分析框架,厘清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中多重治理逻辑关系,在公共理性引导下构建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元互动供给治理模式,转变传统科层治理狭隘空间,促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高效长效治理,推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建设可持续发展。     

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的困境研究及模式定位

城市社区自治是为应对城市传统治理体制失效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其治理成本较低,且更能满足社区的内在要求。实现社区自治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通过对杭州市拱墅区社区自治状况的个案调查,本文认为,在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的困境在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准行政化"及政府在社区中的角色越位和缺位致使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克服参与不足不仅要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重新建构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平等、合作自治模式,还要通过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强化自治意识,转变管理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发展社区组织,大力培育和提升社区的自治能力,推进社区实现民主自治。     

“三社联动”机制:理论基础与实践绩效——对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一项经验的分析

自从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三社联动"机制被提出以来,国内多地在不同程度上对该机制进行了实践探索,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其理论基础与实际绩效却探讨不足。公民参与理论和民主治理理论均强调现代公民基本价值与多元主体的平等参与,兼备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为"三社联动"机制的创新实践提供了十分适宜且有益的理论指导。进一步推动"三社联动"机制的创新实践,应当基于上述理论基础,贯穿公民参与和民主治理的价值目标和核心理念,尤其应瞄准其核心价值,做好顶层设计,政府自觉放权、放手,积极培育和激发社会活力,扩展居民参与;强化对"三社联动"的财政与政策支持,让"三社"放心、大胆地进行创新实践,全面实现我国城市社区的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