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举措。新时代,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凝聚“人人有责”的治理共识,激发“人人尽责”的治理活力,实现“人人享有”的治理目标。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仍面临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引发的社会主体利益分歧、社会治理权责边界模糊可能降低治理效能、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不健全可能削弱社会治理意识等诸多挑战。因此,我们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推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建设,调动社会治理主体积极性以增强社会协同治理能力,拓宽治理渠道以提高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推动科技创新应用以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多措并举以切实有效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网络人士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刍议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网络人士是网络综合治理的重要力量,也是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主体,在创新社会治理中体现独特优势和作用.针对网络人士在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存在的主体作用未充分发挥、制度不健全、平台载体欠缺、组织化程度偏低等问题,需要从优环境、立制度、搭平台、建组织等方面引导网络人士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     

社会治理创新语境下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培育研究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要以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共同体培育来解决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缺失的社会问题。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是社会治理的创新形式，期望通过多元协同的主体合作，规范有序的环境营造以及协调均衡的内容创新来解决环境治理问题并提升治理效率。因此，基于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内容与环境分析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进程具有指导意义。针对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培育进程中存在的治理主体碎片化、治理环境不稳定与治理内容滞后的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培育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与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参与主体，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转变政府行政范式，重塑农村信任机制，来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进程。     

以社区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社区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是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场域。加强社区建设是转型期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迫切需要,是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基础路径。目前社区建设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自治能力、资源配置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为此,要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来加强社区建设,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理性视角下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何以可能?

社区善治是社会善治的重要基础.当前,国家全力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然而,以"消蚀的社区"、"冷漠的个体"及"公共性迷思"为表征的共同体困境,成为我国社区治理范式中的现实瓶颈.因而建立超越"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二元对立、兼顾"公共性"与"主体性"的社会理性,是破解当前社区治理共同体困境的关键密码.在社会理性视角下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社区实现路径.     

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基于秭归县的案例分析

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公共参与是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特征,参与主体的多元度以及参与机制的韧性决定了公共参与的成效。通过研究发现,典型地区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注重拓展参与主体范围,因地制宜创新参与机制,引导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社区事务。参与主体和参与机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参与主体的多元度影响参与机制的韧性,韧性化的参与机制也能够为构建多元化的主体结构提供保障。在新时代,创新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需要以党组织引领的聚合型主体结构为核心,以责任、利益为核心的共识价值体系为纽带,以黏连多元主体、发挥不同主体作用的参与机制为保障,真正强化主体间合作,使多元主体各尽其能,推动公共参与向跨地域性、去中心化方向转型。以此,真正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对策探究

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领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进行了明确部署。从共同体理论着眼,目前基层社会治理还存在政社互动机制不健全,职权责不对等、负担过重,基层社会治理与群众需要的契合度不够高等问题。因此,要优化社会治理层级功能,厘清权责;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共建共享;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和文化建设一体化发展,增进认同。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视野中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研究

目前,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党和政府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举措,其最终目的在于提高社区治理与服务能力,应对不断出现的风险与挑战,因而呈现出“一体双面”的实践表征。但是过度“行政化”、“悬浮化”和“内卷化”倾向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二者治理效能发挥。为此,需要坚持以党建引领为突破点,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并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治理优势,建立社区合作治理网络,最终形成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强大合力。     

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意义与理论思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最新理念的提出,既是对现实社会变迁与民众需求变化的回应,也是对社会转型背景下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结构变化的反映,是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社会秩序与活力再平衡的重要举措和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下,注重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将以一种扎根中国社会文化土壤的社会团结机制凝聚社会建设多维度合力,其制度建设具有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将极大增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对推动全球治理思维和治理话语转变以及社会学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建构也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治理共同体：语境、特征、溯源和展望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利益、责任、价值有机结合的"三重"统一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由"四元"主体即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共同参与治理的新范式,是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良性互动、同步实现的过程,是新时代加快形塑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关键步骤。准确把握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科学内涵、理论基础、基本特征、实践路径,有助于加快构建行之有效的以多元主体合作为关键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社区治理研究

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社区治理是一个崭新的探索。社会资本有助于社区归属感建设,有助于公共精神培育,是制度创新的动力源泉,是基层民主运转的重要条件。我国应通过投资共通性社会资本推动社区治理,理顺社区治理体制,完善互惠性制度规范,鼓励和领导社区自组织建设,通过制度建设来推动共通性社会资本的发展。     

数字技术驱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逻辑机理与风险治理

数字技术如何影响社会治理过程并推动治理共同体构建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数字技术的革新与发展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权责对等、激励机制、共识机制与共享机制等关键要素。在与社会治理的深度互动与融合发展中,数字技术形成了赋能工具、治理机制、价值标准与治理手段等治理属性,能够拓展社会治理网络、整合与优化社会治理资源、重塑社会治理公共价值以及推动社会治理制度再生产。数字技术有望解决治理模式转型的稳定预期以及社会治理共同体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但亦存在治理风险。国家要继续推动面向数字化的政府转型、构建面向数字化的规则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发挥数字技术更积极、更有效的治理动能。     

构建社区社会工作“生态系统”--嵌入社区治理三种社工模式比较研究

作为欧美国家的一个专业职业,社会工作自引入我国以来,一直是嵌入在已有的本土行政化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中,并受其形塑。通过比较同一社区中三类社工嵌入模式及其在社区治理中的不同结果,发现这三类嵌入模式在自主性、专业性、社会性方面各有优劣,构成了社区社会工作的“生态系统”。如果三类社工能够通过合作“扬长避短”,则可以实现多元社区善治;然而目前之所以出现行政化依附等现象,恰是因为三类社工的地位不平等,以及无法在服务理念、工作方法以及工作目标等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因此,可以从平衡社区社会工作“生态系统”的角度改善政策,以达到去行政化的效果。     

走向社区治理

当代中国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动,是由原先行政一体化的结构向着政府(公域)、市场(私域)和社会(第三域)并存的结构体系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基层社区的重要性不断突显出来。上海社区建设的实践模式已经展现出同时并存的四个工作系统:党的群众工作系统、城市基层行政管理系统、社会生活服务系统和社区居民自治系统。在这个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既有政府“行政化主导”和“行政性推动”的作用,也有“社会化发育”和“社区化参与”的作用。自上而下的行政建设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建设始终同时在推进,是上海社区建设整体进程中的两大结构性力量。但二者并非构成相互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只有当其中的一个结构性力量试图排挤甚至取消另一个结构性力量的时候,二者才会表现为一对矛盾。因此,应该引入“社会治理”理念,在城市基层社区构建一个以具体的公共事务为治理内容、政府行政组织和各种群众自治组织之间有效合作、和现代化城市管理相适应的社区治理格局。     

开放式社区治理：社区治理的演化趋势——基于四个社区治理案例的分析

通过案例分析,我们指出,社区治理正向着开放式社区治理的模式演化,即大量外部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带动社区治理水平的提高.开放式治理是一种不同的治理理念、一种崭新的治理模式,是社区治理制度演化、变迁并日臻完善的结果,是一种高水平的社区治理形态.笔者进一步对开放式治理的概念、制度基础、特征、演化过程、意义和可能带来的问题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     

非营利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的第三板块日益凸现出来,它对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参与社区治理等都将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要充分发挥它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就必须改变政府的一贯态度,建立政府与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的伙伴关系,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广阔的自主活动空间,建立健全非营利组织自身的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中的价值

社会治理活动是人类一切行为体系中最为典型的集体行动 ,它必然会在行动中突出甚至公开宣示自己的价值。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突出秩序价值 ,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突出公平和效率价值 ,公共管理则把服务价值放在了核心地位。服务价值属于伦理价值 ,是包含着科学内容的伦理价值。     

政党与社会双向赋权:研究社区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经历了"单位制"—"街居制"—"社区制"的变迁,各个地方在党委、政府、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不少颇具特色的探索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家、政党、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变化。但是,由于探索时间较短,如何科学合理地处理政党与社会两者之间的关系仍是社会建设的一个难题,更是社区建设的难点与热点。"赋权"理论以其主体间性的特点,为研究新时期社会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有益视角。其内在逻辑是构建一种党委、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民众协调互动的耦合机制,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党建引领与治理体系建设: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的实践走向

新时期,我国城乡社区治理面临利益主体多样化、风险集聚化、社区异质化等多重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上升为党中央执政战略,提出了人民中心、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社会协同、基层群众自治、治理机制创新等新要求,实践层面更加突出党建引领下的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要着重处理好"一个核心、两化关系、三层联动"三个关键议题,即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处理好社区治理政治化与社会化关系,建构好宏观层面价值整合、中层法律制度与机构平台整合、基层达成积极的微观行动机制。     

中国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

本文认为,中国城市的社区发展是经济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结果之一,它使社区作为独立的社会主体与独立的市场主体企业相对应缺,所以社区制改革本质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本文在此立论的基础上,以上海和沈阳社区发展的不同模式为案例,具体探讨中国基层社会的组织重建和政治民主建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