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权威对乡村社会纠纷解决的有效性推演及其建构思路

从权威客体角度看,纠纷解决依靠的是权威施与的影响力。近年来警察出于对乡村社会治安管理的需要承担了相当数量的民间纠纷解决工作,此现象建构在权威客体对警察权威的有效性预期之上,既体现警察作为公共资源的易获取性,也是权威客体对警察权威合法性产生认同的结果。这种认同本质上发展于警民实践活动的利益共同体中,应通过对乡村社会警民利益共同体的建设强化民众对警察权威的认同,借此重塑警察权威,提高基层警队的纠纷解决能力。     

民间调解在乡村与城市的发展差异

诉讼作为民间纠纷的解决方式在千变万化、日趋纷繁的民间纠纷面前有时也显得束手无策和应接不暇.于是民间调解这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被重拾.文章从民间调解的形式、依据、组织和调解员组成以及对象四个方面来探讨民间调解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发展差异,以便寻找民间调解的发展规律,最终能够促进民间调解的完善.     

政治信任: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以仲村“5·31”事件为个案

发展以稳定为前提,维护乡村社会稳定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在政治信任式微之际,熟人社会的信任在解决乡村纠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熟人社会的信任对于解决大规模群体性冲突则显示其功能性不足,因此,建构农村政治信任是从根本上解决乡村治理问题的重要途径.     

转型期农村人民调解解读——基于农村基层治理的视角

调解作为民间纠纷的主要解决手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并深刻影响着现实中的纠纷解决。依托于行政权威,人民调解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农村民事纠纷的主要且有效解决方式;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随着基层组织自治性的过渡,失去权威因素的村干部难以担当起调解者的角色;展望未来,基层自治的成熟必将为法理型权威的塑造创造条件,进而促进人民调解成为真正的民间性、自治型纠纷解决方式。     

论民间调解人的权威与信用

基层社会的稳定有序离不开民间调解.调解是我国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大特色和优势.它之所以能盛行不衰地延续至今,除了受中华文化“无讼”思想、家族伦理及乡土特色等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因其有着坚实的信用基础,即传统的调解人往往就是乡绅、族长或寨老,调解结果为纠纷各方自愿接受、自觉履行,也为其他人所认可.由于社会转型,原有的个人权威和社会信用关系已经解体,新的社会信用秩序尚未形成,导致民间调解作用弱化.目前,需要重构调解人权威、重建社会诚信,以提高民间调解的有效性,维护基层社会稳定.     

乡村社会的民间法与纠纷解决--来自河北保定冀北村“招墓角”家庭纠纷的调查

河北省保定市冀北村至今还保留着"招墓角"这一民间婚姻风俗。笔者通过对该村"招墓角"家庭纠纷的调查发现,从表象上看,人民调解成为了该村解决民间纠纷的主要方式,国家法似乎有了某种"失灵"的迹象。因此,必须客观认识民间法在乡村纠纷解决中的特殊地位及其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二者虽然存在着结构性断裂,但也有着共同的逻辑基础。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纠纷多样化的乡村社会,应当构建适合乡村社会自身特点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民间调解在乡村与城市的发展差异

诉讼作为民间纠纷的解决方式在千变万化、日趋纷繁的民间纠纷面前有时也显得束手无策和应接不暇。于是民间调解这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被重拾。文章从民间调解的形式、依据、组织和调解员组成以及对象四个方面来探讨民间调解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发展差异,以便寻找民间调解的发展规律,最终能够促进民间调解的完善。     

集市与纠纷解决机制的变迁——以滇中W县龙村定期集市为样本的分析

定期集市对乡村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变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多方面影响:集市引发人们纠纷观念的转变,使得纠纷类型呈现了新的特点,带来纠纷解决主体地位和作用的消长,引发纠纷解决方式的不断变革.面对市场化、全球化背景下民间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式微,国家正式和非正式纠纷解决机构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以及村民权利观和民主意识的逐渐觉醒,应渐进地构建适应新形势需要的乡村社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发挥人民调解的农村社会稳定作用

乡村社会信任关系具有熟人社会的一般特性,因此在传统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矛盾纠纷的处置中,民间调解一直在发生作用。人民调解尊重民间调解习惯并将其作出现代性转化,实质上是将礼俗秩序与法律秩序结合起来。以人民调解的制度化形式介入乡村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有利于乡村社会秩序和谐和法治进步。     

试论我国农村土地纠纷的现状及解决机制

农村因土地征收、耕地转包引发的纠纷,不仅影响到农村的社会稳定,而且已成为乡村治理的一大难题。针对错综复杂的农村土地纠纷,必须构建可行的纠纷解决机制,具体的对策就是在完善诉讼与调解制度的基础上,让诉讼与调解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这是解决当前乡村社会治理难题的一个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