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认识和市场体制的进步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历史进步,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20世纪中国的一大创造,也是奠定中国发展奇迹的基础。每在重要的市场经济发展时期,遇到重要的改革难题,都有重要的市场认识突破和理念进步为先导,反之亦然,没有这种突破和进步,改革发展就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美国平民主义运动的历史渊源及政治诉求

美国平民主义运动是发生在美国19世纪70年代初至19世纪末,以农场主为参与主体,以格兰其、农民联盟、人民党为主要组织形式的一场广泛性群众政治运动,反映了当时广大农场主反对经济垄断、主张政府参与国家经济管理以维护平民群体利益的政治诉求。农产品价格急剧下跌造成农民经济情况恶化、工业化过程中美国农场主们传统的"农业神话"的破灭是导致这场运动的最主要因素。平民主义运动对之后的进步主义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其政治主张也在进步主义时期的立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是美国国家建构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地区主义浪潮陷入低谷

<正>世界范围内,地区主义因为欧洲一体化的危机和美国对那些具有挑战美国霸权的地区主义进行打击而注定进入一个历史的低谷如果把地区主义的诞生和发展看作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近代中国的警察法及其历史命运

清末改革,依法建立了作为中国近代警察法开端的警察及其警察制度。后历经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历史时期的持续发展,警察法已经日益走上完善与专业化。这些建立在"法律工具主义"的制度背景与逻辑前提下的近代警察法制,最终导向各自"或者转向或者悬置或者毁灭"的历史命运。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活动的历史回顾与启示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女界中的一批先进分子在"天赋人权"学说影响下开始摆脱封建男权主义的桎梏,为获得参政权而进行顽强的抗争。由于辛亥革命本身的不彻底性,加上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封建遗毒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具有时代的不彻底性。但是它开启了中国女子参政的先河,其经验教训对后人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     

五四时期中国空想社会主义与欧洲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比较——以工读互助主义为例

近代中国社会，随着西方各种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欧洲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逐渐被国人认识和接受。五四时期，这些思想被国人运用，成为改造社会的武器，王光祈的工读互助主义就是这样的产物。由于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工读互助主义相较于欧洲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既有一脉相传的内容，也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尽管由于脱离实际，工读互助主义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闪而逝的流星，但它对外来思想的实践精神，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拉美两百年风雨述评

200多年前的拉美独立战争摧毁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是却未能使这一地区摆脱贫困和落后.其主要原因为战争并未改变当时的社会结构,而是保留了大庄园制,听任考迪罗主义猖獗,并横遭美国的侵略.近年来拉美劲吹变革之风,左翼和中左翼政府纷纷上台执政,对内推行各种改革,努力改善民生;对外则倡导加强合作,抵制美国的欺凌,共同提高拉美在国际上的地位.拉美的面貌为之一新,标志着它走向历史的拐点,将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两加强一发挥”制度的哲学基础及其方法论意义(中)

<正>(三)"两加强一发挥"制度体现了唯物史观群众创造历史规律人民群众在任何时期都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人民群众通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创造和改变社会关系,从而不断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他们所起的作用是通过改革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回首改革开放3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程,无论是包产到户的全面推开,还是民营企业的异军突起,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推动着中国社     

护航改革驶向”深水区”——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于法有据”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法治建设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我国立法工作紧跟改革开放节奏，一路为之保驾护航。从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摸着石头过河”，到确定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的逐渐充实、健全和完善，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的“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人大立法始终坚持着推动改革发展、服务中心大局的理念，努力使国家由弱变强、百姓安居乐业、社会文明进步。     

红色文化的当代德育价值及其深层挖掘

红色文化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先进文化,对社会发展进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发展最艰难的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优秀先进分子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创造了影响社会发展的红色文化。红色文化对当代青少年德育行为具有深远影响,对当代德育课程具有指导作用,对当代人的价值观具有导向作用。     

改革四十年:理论意蕴与现实启迪

正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社会文明程度以及综合国力等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和改革决策进行了探讨,如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晋升锦标赛主义、登顶比赛(Race to the Top)以及碎片化的权威主义,等等。这些解释,或从政府科层,或从经济层面,或从决策层面来论述。实际上,"中国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命题,     

读者来信

中国能保障粮食安全科技的进步、基础设施的改进和完善、生产工具的现代化,都有利于提高粮食等农产品的产量,我国改革时期粮食生产增长趋势已说明了这一点。而     

清教主义对美国文学的影响

本文通过清教主义的价值体系在不同时期的演变,考察其对不同时期美国文学的影响以及形成于17世纪的清教徒文学传统在美国文学的延续与发展。笔者认为,清教主义与其它宗教相比,包含三个层面的价值体系,并对不同时期的美国文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表现出不同时代特征,以清教主义作为参照系,可以说17世纪美国文学是“信仰时代的文学”,18世纪美国文学是“世俗时代的文学”,19世纪美国文学则可称为“宗教批判与宗教道德时代的文学”。     

论我国协同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构建

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保障,司法和谐理念的提出不仅是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又一创新,也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提供了导向。我国民事诉讼模式改革的历史实践证明,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都不是理想的选择。结合我国国情、顺应世界司法改革潮流、建立协同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应当成为改革的方向。构建协同主义民事诉讼模式就要合理分配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诉讼权限,建立起协同诉讼的机制和诉讼关系。     

坚持两个健康工作主题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胜利的伟大旗帜.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中国走别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信仰别的主义是没有希望和前途的,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长期的任务.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是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就必须自觉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权威主义视角下的中俄改革比较及其启示意义

中俄两国在20世纪末开始的改革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权威主义这一政治概念主要是指一种介于极权政体与民主政体之间的政治秩序。从"传统型""克里斯玛型"以及"合法—合理型"三种权威类型的视角出发对中俄改革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俄两国对待"权威"的不同,导致两国所选择的改革道路和取得的实际效果的不同。普京时代俄罗斯向权威主义的复归、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都说明权威主义是在告别极权制度而新的社会秩序尚未确立的情况下,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秩序。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国情现实的制约,权威主义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进行改革、促进社会转型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与中国外交实践——基于中国与美国的外交实践

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是指导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依据。中国与美国的外交实践,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外交关系的理论。外交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具有二重性、危机性、客观必然性、目的性。中美外交实践也证明了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中国化的方向是正确的。     

中美政府人事管理价值的历史演进与比较分析

价值的进路是深入到政府人事管理内核的必由之路。美国政府人事管理价值的历史演进体现了政治回应、道德主义、效率、个人权利、专业的职业化、社会公平等价值,其发展趋势是维护传统理念、加强管理弹性和以结果为本。中国政府人事管理价值的历史演进体现了宗族主义、政治回应、道德主义、公平竞争、分权等价值,其发展趋势主要是法治主义、效率和分权。美国和中国在政府人事管理价值历史演进和发展趋势上呈现了许多共同点和差异。     

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

正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     

历史制度主义:从“制度回归”到“路径依赖”——兼论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适用性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之一,在批判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缺陷和吸收其优点以及传承旧制度主义核心要素的基础上,提出和推行一套新的研究理路,即从历史中探求制度的起源和变迁的不同过程,以制度为核心考察历史、分析历史,并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效。历史制度主义尽管产生和成长于西方的文化土壤和学术环境,但总体来看,其对于中国政治学者研究和解释中国的政治现象与政治问题,仍然具有一定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