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电子政务与电子政府

电子政务与电子政府是目前电子政务研究领域的两个主要概念。电子政务的重点在于“政务”,即政务的电子化;电子政府的重点则在于“政府”的电子化,意味着政府组织、结构相对于传统政府体制的变革,甚至触及整个政治体系的革新。把握两个概念及其关系的关键在于两者的范围或发展的阶段性。就我国当前而言,推广电子政务实务和使用电子政务概念更具有现实意义。     

创新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

不同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关联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结果。重经济绩效轻社会绩效的发展模式，与以往的政府绩效评估实践中存在主客体模糊甚至错位、评估主体过分单一、评估的规范化程度不高、公众参与程度低、评估内容不全面、评估指标体系权重设置不合理等评估机制密切相关。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创新政府绩效评估理念、评估标准、建立评估主体“多元化”的评估机制、提高公民参与评估的能力和参与程度、制定政府绩效评估的法律法规、以程序规则为支撑、引进和完善听证原则等。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是促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的实践维度。     

政府绩效评估的勃兴、制约因素及其排解措施

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广泛开展,政府绩效评估在美英等西方国家迅速兴起和发展。但由于起点较低、研究较晚、理论支撑较弱,政府绩效评估仍然是一个公认的世界性难题,存在着评估理论缺乏、目标的多元冲突性、产出难以量化、评估信息系统不健全、评估指标难以确定以及政府人员的自利性等制约因素。为了尽快克服这些因素的限制,需要从加强理论研究与专业性评估人才的培养、完善评估立法、健全评估信息系统、强化公民参与、推行电子政务等方面努力。     

论政府绩效评估体制及其意义

政府绩效评估就是对政府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投入、产出、中期成果和最终成果所反映的绩效进行评定和划分等级.由于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在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机构、程序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和政治环境,逐步探索、建立、完善和发展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体制.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结果使用现状的实证探索——基于公职人员感知的视角

政府绩效评估结果是绩效信息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其使用问题是绩效管理最困难以及最重要的方面.以A市B区为个案,利用全员问卷调查所搜集的数据,从公职人员感知的角度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使用状况进行全面分析.发现,B区的政府绩效评估结果偏重于“落实工作责任”,强调绩效评估的控制功能;评估结果被作为“评优评先”和“发放奖金”的重要依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调动各单位及其职工工作积极性”,但也存在奖励平均主义倾向以及重物质奖励、轻精神奖励以及重奖轻罚等问题;评估结果有利于“改进绩效”、“推进和改进机关内部管理”、“组织学习与发展”以及“发现和诊断问题”,但绩效沟通与反馈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评估结果在“预算分配”、“调整工作安排”以及“干部提拔任用”等方面的使用还很不充分;评估结果已经部分向社会公众公开,但公开的程度还不够.     

省级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研究

完善绩效管理和评估机制是提高政府效率的重要条件。但相比市(区)级政府评估,我国省级政府评估理论和实践探讨甚少。由于省级政府本身所处重要地位,省级政府层次开展绩效评估意义重大。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要遵循战略视角,着眼发展;统筹规划,以人为本;健全制度,设立机构;分类设计,优化方法的原则,从使命、价值观出发确定省级政府的战略目标并对战略目标进行层层分解。推行省级政府绩效评估需要注意以下问题:强化战略管理;建立绩效财政;构建绩效评估文化;注意省级政府的组织绩效、部门绩效、个人绩效三者的结合与统一。     

对加强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建设的思考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建设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机制很不健全,尤其是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信息保真机制、主体评估机制和评估约束机制的建设十分滞后,“缺位”现象特别突出,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因此有必要对加强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信息保真机制、主体评估机制和评估约束机制建设作更深入的探讨。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及其机制构建探微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是对政府公共部门在管理和提供服务过程中的投入、产出、管理和服务的成果、社会公众的满意度等进行评价的方法和机制.我国加入WTO后,在政府公共部门内部建立起符合各自特色的绩效评估的机制的呼声越来越高.本文以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理念为理论基础,从我国公共部门的特色出发,以期对我国政府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机制的建立提供些许借鉴和启示.     

偏离、对冲、驱逐、溢出：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异化现象分析

随着绩效评估实践的不断推进,中国地方政府在绩效评估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偏离、对冲、驱逐、溢出等多种形式的异化现象,这些异化来源于评估主客体在不同视角下对组织绩效的界定,即封闭系统下的“效率”和开放系统下的“满意”。影响绩效异化的因素既包括内生的普遍性因素,也包括“中国特色”的特殊性因素,如目标责任制与传统政绩观的耦合、运动式治理与根据地经验的扩散、企业化政府与西方新思维的嫁接,等。文章认为,倡导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分层次地铺开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建立绩效复合评估主体系统,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绩效评估异化现象的出现。     

我国电子政务发展中的三个“错位”

发展电子政务是当今世界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但要实现由“现有政府”到“电子政府”的转变,由“传统政务”到“电子政务”的转变,是一个十分复杂和困难的过程。为了更好地规范我国电子政务建设,避免走其他国家走过的弯路,本文运用比较研究法、理论研究法对当前我国电子政务发展中战略规划问题进行了剖析。     

从苏共教训看先进性教育

列宁、斯大林时期苏共基本代表和保持了先进性。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逐渐丧失了先进性。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彻底丧失了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从苏共执政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看出建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学习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笔谈(七篇)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努力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服务 林述舜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全会高屋建瓴、深谋远虑地着重研究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     

“中共中央组织局”历史考实

“中共中央组织局”是效仿俄共(布)、联共(布)中央领导体制的一个产物。它在中共党内几度设置,并不等同于中央组织部,其职能范围、人员构成等相当于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工作机构,但实际上其功能未能完全发挥。中共中央组织局曾经作为党的中央领导体制的构成部分,对它的建立、发展、沿革进行梳理,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现实价值。     

网络社会的崛起与党的执政能力提升

网络社会的到来,增强了党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民主政治建设、公共舆论引导和社会动员方面的能力,但网络信息的急速传播对党的执政根基巩固、社会维稳和党员个体素质提升等方面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党的执政过程趋于复杂化。在网络社会不断崛起的背景下,党的执政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面临的问题依然还有许多,当前,要进一步提升执政能力,党必须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净化网络空间和大力培育网络人才等手段,确保网络信息在提升执政能力建设中起到积极作用。     

继续解放思想的十大价值意蕴探寻

思想变革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先导，思想的解放是实践的进步。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兴于党的十七大之后举国上下澎湃汹涌的继续解放思想浪潮，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深广天地的开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发展进程中，继续解放思想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当务之急，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实际行动。     

乡镇政府转型趋势的探讨

乡镇政府存废的抉择置于历史的背景下考察具有可靠性和可预测性。乡镇企业产权改革将推动乡镇政府的职能转型,同时加剧后乡镇企业时代乡镇政府财政困难。由于乡镇企业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加之乡镇政府的职能调整并未完成,所以从财政资源配给的角度看,乡镇政府成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具有理论的可行性。这一乡镇政府转型的选择符合其历史发展的趋势。     

试论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基础的扩展

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对社会力量不断进行整合的过程。从历史—现实的维度与合法性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组织基础是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基础不断增强的过程。尤其是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原有的力量分布格局发生了变化,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这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大胆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政治思路,基本解决了这个新问题,因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关于会计准则的伦理学思考

本文在论述伦理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的基础上 ,阐述了会计准则作为一种制度和行为准则具有厚重的伦理学意义 ;并探讨了当前会计准则中的伦理意义的缺陷 ,以及将西方会计准则伦理和我国传统伦理相结合的意义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立党之本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科学世界观 ,决定了我们党必须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党是否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最高检验标准 ,就看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执政的基础是群众。民心所向 ,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党员干部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讲正气的中心内容 ,在实践党的宗旨上 ,真正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党内选举失真及对策思考

当前党内选举中存在种种失真现象 ,由此构成对干部权力合法性的严重挑战。要提高党内选举质量 ,应该以改革和完善党内权力结构为前提 ,以构建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为关键 ,以实施“城市带动农村”战略为改革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