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的继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相结合 ,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特殊贡献。毛泽东从中国民间文化传统中吸取的内容 ,主要包括来自中国广大下层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质朴本色、反抗精神和均平思想。在毛泽东看来 ,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相结合 ,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从而在革命年代夺取政权 ,在革命胜利后保持政权。     

列宁为维护苏维埃政权合法性的斗争

正苏维埃政权和苏共执政合法性问题,是随着十月革命胜利、新政权诞生而遇到的问题。在列宁的著述中,虽然没有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直接阐释,但在政治实践中,他对这个问题是相当重视的。苏维埃政权初期经历了十分复杂而艰难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这一新生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与此相联的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执政合法性问题。     

执政理念与政治合法性

在现代社会 ,政党执政 ,尤其是长期执政 ,从根本上说 ,要获得社会民众的认同和支持 ,要具有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可以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 ,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是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从深层意义上说 ,执政理念直接影响着执政效果 ,影响着政权的稳固程度。创新执政理念 ,是执政党赢得政治合法性的根本所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新理念 ,包含着“为民”、“发展”、“法治”、“廉洁”等时代内容。     

中国为什么不会崩溃?

真正的麻烦在于中国消除了贫困之后。正如孔子建议的,在民众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政府就要转向民众的教育,即促进民众的道德水平和智慧发展。有人预言中国的政治结构会崩溃。这种耸人听闻的预言假定了民众对政权感到不满。其实,大部分中国人看起来并不反对一党执政的国家体制。自1990年代以来,西方和中国学者就中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进行过很多次大规模调查,到现在为止,他们基本上达成共识: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非常高。研究人员对调查进行过修改以避免受访者撒谎,但结果总是一样的。     

中共执政的旧社会"负面合法性"功能及其限度

在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之中,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是重要内容之一.它时中共建立和巩固新政权,对确立中共追求的社会主义政治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旧社会"负面合法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作用的发挥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以营造出民众的阶级意识、阶级苦难意识、翻身意识,从而在民众对旧社会的恨的基础上,生发出对新社会的爱的情感.旧社会"负面合法性"作用的发挥,因受时间和统治绩效的影响是有其限度的.在正确认识旧社会"负面合法性"的功能及其限度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其他类型的合法性资源对中共执政的重要意义.     

苏联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问题考察

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归根结底是公民对该政权的认同。一旦失去广大群众的认同和支持 ,其合法性也就随之消失。合法性问题是一个必须与时俱进的问题 ,不可能通过一次性的行动一劳永逸地解决 ,一个政党需要不断地时时刻刻以自己的先进性、代表性去赢得执政的合法性。这是苏共给我们留下的一大教训。     

“颜色革命”四周年祭

颜色革命国的分化,后颜色革命国的转向,其实体现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即如何确保政权的合法性。     

布尔什维克取得和巩固政权的根本原因

布尔什维克党取得和巩固政权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代表了广大民众的愿望和利益,用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民众、领导民众、朝着党的目标不断推进。在十月革命90周年的时候,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试论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战略思想——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以后,在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的关键时刻,就怎样建国、建什么国的问题,提出了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思想,并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关于联合政府的思想,不仅仅是策略的考虑,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思想。它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即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问题。联合政府思想的提出,成功地争取和团结了一     

从革命到治理:南非非国大的角色转变及面临的挑战

种族隔离时期,非国大是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以推翻种族主义政权为主要目标。新南非成立后,非国大从旧政权的挑战者变为新政权的执掌者,功能与任务由动员群众、领导革命转变为角逐竞选、治国理政。长期的革命斗争留给非国大的遗产利弊兼有,但革命斗争的逻辑毕竟不同于治国理政,非国大如何适应自身角色与历史任务的转换,在合法性构建、利益表达、权力运作及执政能力方面作出调整是其必须面对的挑战。     

谁之继承人,谁之代治者?——哈里发学说的演变及其对中东政治继承与换代的影响

在伊斯兰教史上,围绕权力交接、政权更迭所产生的哈里发学说不仅反映了伊斯兰教的教派分化与教义演变,而且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继承与政权更迭具有密切关联。哈里发的继承权与代治权的来源问题是论证其领袖地位与政权合法性的关键。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的分化、宗教理想与政治现实的较量与世袭制与选贤制的角逐这三组力量的消长是影响伊斯兰教与当代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继承与换代问题的关键因素。     

毛泽东早期的和谐社会观

众所周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是2006年十六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其实和谐社会思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理论，“三三制”民主政权理论与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分析，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冲突中求平衡，早已是和谐社会的完美体现。     

“反以斗士”叙利亚的内患

随着动乱持续,巴沙尔·阿萨德的合法性正快速下滑,但若有以色列人为大马士革政权可能的垮台而高兴,则为时尚早。     

越南共产党处理党群关系的做法和经验

党群关系是执政党建设的基本命题,是政党政治的核心问题,涉及执政合法性与民众的政治认同问题。一个政党与民众的关系如何,不仅取决于它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而且取决于它自身的发展水平和对新形势的适应能力。越南同中国一样,也是在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越南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处理党群关系问题上相互影响,其做法和经验值得研究和借鉴。     

"枪杆子里出政权"对国家统一的启示

台湾问题关乎中国的核心利益，台湾问题不会永远拖延下去，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漂流”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

尽管美国式全球化遭到挫折,但日本应继续改革政府主导发展模式,鸠山政权对此未能提出明确的目标。民主党主张将官僚主导决策过程改变为政治家主导乃至首相官邸主导决策过程,但能否在削弱官僚决策权与利用官僚专业知识、能力之间掌握平衡仍存在疑问。中日关系具有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的国际、国内经济背景,但因地缘政治及民众感情差距,民主党政权仍将在领土、安全、人权等问题上保持对华压力。     

西方选举民主的合法化功能及其限度

人民主权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基本原则,它的积极和消极含义分别衍生出人民主权和人民同意两种民主形态。基于同意的统治是西方民主的主流,熊彼特将其重构为基于选举的统治,它的基本功能即构建大众民主时代的形式合法性。选举民主基于群体心理学塑造选民维护精英统治,最终却导致民众远离选举,民主成为基于人民沉默的统治。民众投身于社会运动,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销蚀了选举民主的合法化功能并冲击着整个民主体制。西方民主的未来取决于其能否弥合右翼民粹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巨大张力。     

阿富汗问题的根源及出路

长达20年的战争使阿富汗民众饱经磨难.美国和北约军队仓皇撤退后,阿富汗政府军即刻溃败,国家陷入失序的边缘,阿富汗塔利班(以下简称"阿塔")则再次夺回了政权.20年间,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耗资2.3万亿美元,没有产生任何经济成果,只留下一片废墟.国际社会在思考解决阿富汗问题时,应正视西方国家对阿政策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并设身处地从阿富汗民众的切身利益出发,真正提供能够解决当前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及未来发展问题的良策.     

欧盟超国家制度安排的政治合法性分析

在遵循"制度平衡"和"辅助性原则"的基础上,欧盟将超国家治理权力分别赋予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法院等超国家机构,并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侧重于不同的治理模式。在这种超国家制度安排下,欧盟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由于制宪、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等高政治领域的一体化成果有限,欧盟超国家制度安排的"政治合法性"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借来的"合法性、"输出的"合法性、"输入的"合法性三个角度对目前欧盟超国家制度安排所达成的政治合法性进行具体评析,指出欧盟政治合法性的三种来源是一种相互依赖与制约的关系,因而其制度建设始终在政府间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之间徘徊,难以摆脱三种合法性来源此消彼长的循环。但也应看到,通过构建欧盟政治精英与欧洲民众之间沟通和对话的媒介,拓展"欧洲公众空间",培育民众的"欧洲认同",可以促进欧盟超国家制度的政治合法性,而且许多相关政策措施正在筹划或落实之中。     

再度获胜的巴西劳工党

巴西劳工党在2022年10月的总统选举中再度获胜，重新成为执政党。该党再度获胜的原因主要包括：迎合了多数巴西民众对变革求新的渴望、上个执政周期内取得的成就获得民众高度认同、竞选纲领凝聚民众共识、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和渠道优势、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竞选同盟、领袖卢拉的旗帜性作用与个人魅力等。展望未来，该党的执政道路不会一帆风顺，相反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如何保持政权稳定、如何破解经济发展困境、如何弥合社会分裂并解决民生问题、如何重塑大国外交形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