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视角下的社区工会建设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在城市，由城市现代化带来的城市社会管理重心下移以及“单位体制”的逐步瓦解，引发了城市社区建设的兴起。1991年国家提出“社区建设”的思路，强调政府减少干预，居民通过自助、互助和他助，发展社区服务，增加居民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逐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的共治局面。     

对加强城市社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思考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大批的“单位人”正向“社区人”转化,社区作为政府和社会的联系纽带,日益成为对社区居民提供各种保障的载体。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基础的我国城市社区保障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其潜在的不足与弱点依然存在,还不能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因此,必须通过树立新的理念,强化政府责任,有效整合社区社会保障资源,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在社区社会保障中的辅助作用等途径,以实现城市社区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的目的。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

“社区作为具体化的社会，是社会的窗口和缩影。”社区发展的程度、水平往往直接反映了城市社会发展的水平，甚至决定着整个城市社会的发展，城市的发展也必然表现为社区的发展。社区管理的效率与质量直接关系到亿万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而社区管理的效率与质量关键在于健全有效的社区管理体制。     

大力推进社区党建工作创新

随着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管理职能不断转换，企业社会职能逐渐剥离，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完善，由政府、企业及事业单位承担的部分社会职能逐步回归社会，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为“社会人”而进入社区，从而使社区在加强城市管理、服务市民生活、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区建设的快速发展，需要着眼于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积极推进社区党建工作的创新与发展。一、破除不合时宜的思想障碍，积极推进社区党建工作的观念创新社区党建是块块单位党组织牵头，条条单位党组织参与，条块结合、齐抓共管的一种新的党建…     

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场域，如何处理好行政职责下沉与社区自治职能履行之间的关系，成为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命题。以历史发展为主轴，探析建立在政府与社区互动基础上的城市社区变迁脉络和轨迹路径，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演变经历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行政化”阶段、社区自治功能回归的“去行政化”阶段，正迈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格局阶段。行政化阶段，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沿革，行政功能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阶段以“社区减负”为直接目的、以“回归自治本位”为基本目标，面临社区自治空间建构困境。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政府发挥治理优势，凝聚合力，基于多主体形成关系网络，从情感、利益多维度路径助推政社互动。     

探究当代中国城市社区自治运动的隐性逻辑——中国语境下的新诠释

社会民众在认识和理解政府推行的城市社区自治运动过程中，存在许多认知困惑，如何来解开这些困惑。更好的观察城市社区自治运动的实质，是一个值得分析和研究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的真实国情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新的观察视角，以便更好的探究城市社区自治运动背后的政府隐性逻辑。     

“行政社区”的困境及其突破

“行政社区”这个概念,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在地域范围上与行政区划基本重合,社区建设的一切项目、活动和事业,都离不开街道办事处的策划、组织、资助乃至操办。因此,严格地讲,与规范概念对应的那种“社区”至少在目前的中国是不存在的。于是,本意为减轻政府负担的城市社区建设,因为行政的包揽反而使社区成为政府的又一包袱。突破“行政社区”困境,打破行政与社区过于密切的关联,已经成为当前城市社区建设的一个方向,这也是城市基层管理的内在要求。     

深圳社区治权的来源与分配研究

社区制改革以来,深圳社区治权主要来源于政府对其所掌握的公共治权进行分配,一是对社区工作站和居委会分配了社区治权,形成了国家——自治“两权共治型”社区制;二是将社区工作站所掌握的公共治权授权给社会组织,进而建构国家——社会——自治“三权共治型”社区制.在对三权共治尤其是共治权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理论抽象后,本文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民主秩序,即“三权共治”的“共治民主秩序”.     

创新基层管理体制强化社区自治功能——关于城市社区民主政治建设的调研与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单位制”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困难群体、特殊群体汇聚到城市社区，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沉淀到社区，越来越多的居民生产生活需求集中到社区，社区日益成为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和支撑点，成为整个社会和谐安定团结的基础。     

旧乡村里的新城区：城市“新增空间”的社区风险治理

伴随城镇化建设的迅速推进，我国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周边出现了大面积“新增空间”。由于地处城乡结合带，人口结构复杂、城乡文明交融，城市“新增空间”很容易成为“风险集中带”，大量风险矛盾向社区层面挤压。调研发现：生长于旧乡村的新城区，面临城镇新市民融城之难、治理主体权利互损之险、社区治理滞后之乱等风险。引入无缝隙政府和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后分析得出：城市新增空间的社区风险是上游政府职责缺失问题在下游社区的集中爆发，社区治理面临“政府职责脱嵌”与“政府社会失联”的“双重缝隙”。为推进社区治理，应当构建“前期土地审批规划—中期质量监管—后期社区管理和自治”的无缝隙职责体系，强化政府社会之间的整体性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