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政改革中的人大代表职业化

中国的政治改革需要大力加强县级政权建设,而县政改革的目标是打造责任政府、重构县政权力来源,实现县政自治。县政自治的基础之一是落实县级人大的地方立法权和对行政的监督权,实现县人大代表的职业化与专业化,这符合我国法律规定,可以遵循“先易后难”的改革逻辑,在保持现有政策和人事的稳定、加强人大工作的基础上,从明确县人大代表的任职资格、选举原则和程序做起,逐步让县人大代表去“官员化”,使其真正成为民意代表。     

治理理论关照下的县政改革

省直管县、县政自治和复合行政，是当前有关县政改革的三种不同的方案，从治理理论的角度观察，三者之间并不冲突，而是相互补充、相互配合，从不同方面完善了县域治理结构。省直管县通过政府间纵向分权，提升了县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县政自治在县域范围内建立起民众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有利于形成县级政府对民众负责的政治机制；复合行政以政府间合作以及政府向市场和社会的横向分权的方式，解决区域性公共事务，有利于在县域之间形成多中心治理结构。     

陕甘宁边区县政区划的规制与县政治所的选建

陕甘宁边区县政区划的设置与县政治所的选建,并非完全按照自然环境的一致性和历史的传承性来设置的,而是依据战争时期的特殊要求,着眼于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军事斗争的客观需要和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来设置的。它既是中国县政区划在近代以来的再次转轨,也是中共着眼于历史发展的逻辑演绎、制度建构的实际需求和现实情境的客观要求而做出的重要制度安排。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的县政规划,也承载着中共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重要的历史时期的一些重要的制度逻辑和理念变革。     

陕甘宁边区县政制度的设计理念

陕甘宁边区县政制度的设计,凸显着中共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而重要的历史时期的一些重大的理念性变革。其中抗战与民主相结合,是中共建构县政制度的重要理念。将制度优势和为民众服务相结合,是中共建构县政制度的重要基点。而从民众认同以及政治归属感的基础上建构县政制度,则是中共基于民众的自身利益和基本诉求,并希冀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社会整合的必然要求。     

中西部地区发展型县级政府治理困境及其纾解——基于广西的调查与分析

财政困难、权力困局、行为困惑集中反应了中西部地区以行政权主导经济发展的发展型政府面临的治理困境。政府权力与市场机制关系的扭曲,运动式治理违背市场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县级政府职能残缺,乡级政府职能碎片化,是造成困境的根本原因。广西一些县级政府为摆脱困境所做的改革尝试,是在既有体制下为回应市场、社会和公众的要求所做的公共服务创新,无论是土地流转、科技下乡,还是农事服务进村、公推直选乡镇党委,都体现了更多的分权、更多的民主、更多的公众参与和公共服务,更多地顺应市场规律的特征,它也预示着县政改革的未来方向。     

县政改革的职能定位与权力配置——省管县的视角

在我国,省管县改革已经成为趋势。然而,改革实践中存在许多困境：如制度化的利益格局难以破解,非制度化分权使依法行政遭遇尴尬,非整体性放权使县级政府面临＂两个婆婆＂等。究其根源,一是各级政府职责权限的同质性;二是省管县改革设计的过渡性。改变这一困境的切入点在于确立省管县体制的目标模式,即省、市、县政府在政治问题和重大事务上应是上下级领导关系,在涉及经济发展问题上是利益共享关系,在公共治理问题上是合作关系;重新配置政府职能权限;实行政治分权和司法改革。     

立法机关为什么能行使司法职能

立法机关司法职能的正当性来源于政治权力运行的逻辑必然和实现对它权的制约需要,分权并不排斥各政治部门之间为了合法的目的而进行最低限度的权力交叉;同时,发挥代议机构的政治协调功能以及司法权的社会分享也为之提供了价值支撑和理论根基。     

权力制约：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中央与地方的有限分权实现对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有效制约。基于权力制约目标设计中央与地方关系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集权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只是国家整体意义上权力内部的纵向职能分工,不具有权力纵向制衡意义的分权功能。建立有限政府、实行单一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既是控权模式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制度基础。     

从“县政改革”到“县域治理”:县域政治研究述评

近15年来,关于县域政治的讨论主要有三大研究视角:一是从政治能动者的视角沿着整体主义、个体主义、战略性群体视角三条研究进路讨论县域地方官员与制度的互动关系;二是从结构的视角出发,讨论当前县政改革的价值取向、县级政权的结构性困境以及改革的具体方案;三是从过程的视角出发,一是沿着现代国家构建的进路,以小见大,把县作为国家的微型版,进而揭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内在逻辑,二是沿着县域治理过程的进路讨论县级政府与市场、社会互动的统合治理模式。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县域治理理论是中国国家治理理论体系的一个最具原创性的理论生发点,为此要规范术语表达,重视基础性理论研究;加强田野调查,立足中国经验;最后推动县域政治在全球、全国范围的比较性研究。     

异地为官抑或改流归土?——基层官员任职地域回避制度剖析

基层官员任职地域回避制度是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政治智慧。然而,在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的今天,到底是坚持＂异地为官＂还是转为＂改流归土＂,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本文梳理了两派学者的不同论见,通过考量地域回避制度的设计初衷和现实效果,认为当前的异地为官制度不仅没有发挥制度设计初衷时的有效作用,而且还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对于县政改革和基层民主的发展产生消极和阻碍的意义。     

加强县级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思考

县级政府是中国最重要的基层政府。两千多年来,社会管理一直是县级政府最主要职责,而目前我国县级政府现状还难以适应社会管理的需要。加强县级政府社会管理的根本思路在于确立县级政府地方自治特征,强化为社会和民众服务的意识,建立为本地方服务、对本地方负责的责权机制。为此,应深化县级政府体制改革,把县级政府真正建设成为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政府,以实现社会良好治理与和谐。     

创新城郊县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思考——以长沙市望城县为例

创新一系列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已成为农村改革发展的当务之急。都市城郊县的特点,使望城县创新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更具典型意义,以望城县为个案,对城郊县农村土地管理存在的问题、应当把握的重点、难点和改革的方向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思考,提出制度创新的思路和工作改进的方法。     

对市管县体制的理性透视

目前市管县体制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市管县体制缺乏法律依据、管理幅度与管理层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小马拉大车”的现象不宜乐观、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此,应改革现行的市管县体制,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责权,根据属地原则,由市县政府更多地直接管理公共事务。     

析地方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功能

县域经济是宏观与微观、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联结点,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的基础。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应通过对县域经济进行科学规划布局,推进城乡一体化;进行产业规划,推进县域产业集聚;深化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对城镇建设进行合理规划,完善县域经济发展载体;完善科技创新机制,强化县域经济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转变政府职能,提供公共服务等,发挥自身的功能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论统筹城乡资源配置与地方政府层级改革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要调整公共资源配置方式,做到公共资源配置权下移至县域,公共服务统筹权上移到省和中央政府。省直管县能有效调动和发挥县级政府的积极性,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当前改革条件已经成熟,要在分析问题基础上分类指导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明确省、县政府职责重点,下放权力,以事权确定财权,合理核定县的机构设置,缩小省级政府管理规模和幅度,创新市制,调整和完善垂直管理体制。     

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前景分析

由于现行的“市管县”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社会的发展，“省管县”体制改革越来越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的热门话题。由“省管县”取代“市管县”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符合目前中国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是能够促进市场经济特别是县域经济、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在“省管县”体制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阻力，为此，要逐步下放权力，理清省市县各方权益，协调好省市县各方的关系，进一步推进“省管县”管理体制改革。     

关于做好县级公安机关刑侦工作的思考

刑侦队伍是公安队伍中的精锐部队,是打击违法犯罪的拳头和尖刀。在我国现行的公安体制中,侦查破案的任务主要由县级公安机关承担。侦查破案是个系统工程,县一级公安机关需要建立适应本地区打击犯罪实际的侦查机构和机制,需要扎实的基础工作做支持,需要有良好的警民关系来维系,需要精良的装备和充足的后勤供给做保障,也需要提高刑侦人员的各种待遇。     

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态势研究

县域经济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关系到我国社会环境的稳定。山西省是我国中部大省,同时也是行政县或县经市最多的省份之一,因此发展县域经济就显得尤为重要。要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必须从重视县域经济发展、重点发展县域产业和优化县域产业结构入手。     

经济弱县的成因与对策

经济弱县的成因大致为客观上的“天然缺陷”、历史上的“多灾多难”、投资设项上的“嫌贫爱富”、改革初期的“矫枉过正”、体制转换时期的“两面政策”以及扩大开放后的“资源倒流”等。经济弱县加快发展的对策主要是思想再解放 ,政策再放宽 ,管理再放手。要实行激励政策 ,给予一定的扶持和帮助     

地方政府管理创新视野中的省直管县改革

十八大指出，“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省直管县改革”，“省直管县”模式的推进逐步进入深水区。管理格局的变化、委托—代理关系的打破以及核心—边缘结构的变动使省市县三者角色、地位、功能发生了改变，因此必须重新审视三者之间的关系，理性分析这种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变迁；要借改革之机，重构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间关系，使省、市、县能够各安其位，合作共赢，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良好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