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官员”现象研究

"个性官员"数量的不断增加、其个性化的施政言行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使之脱离孤立个体而成为一种政治现象。中国体制改革的深层次推进构成了"个性官员"产生的大环境,当前政绩导向的官员考评机制与"个性官员"的产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个性官员"也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和社会空间。"个性官员"现象在深层次上折射了官场政治生态,尽管有争议,但它对于制度创新、民主法治化建设进程有着积极的意义。     

“父爱式政府创新”:现象、特征与本质——以岚皋县“新农合镇办卫生院住院起付线外全报销制度”为例

围绕陕西省岚皋县"卫生院住院全报销制度"案例,文章试图对中国政治场景下"父爱式政府创新"的主要特征、运行逻辑、内在缺陷等问题予以剖析,进而从理论上讨论现今中国政治体系中党政主要官员、官僚体系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模式。尽管"父爱式政府创新"对于增强中国现有政治体系的韧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其发起的偶然性、目标的有限性以及结果的不确定性均使其绝无可能应对体系性的社会压力激增问题,因而,从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父爱式政府创新"具有很强的过渡性色彩。本文的探讨是初步的,文章没有深入探究"父爱式政府创新"所涉及的复杂的官僚体系内部过程,也没能对不同程度和类型的"父爱式政府创新"予以比较分析。文章的主要价值在于将"父爱式政府创新"分析视角引入到中国政府创新的学术讨论中来,并希冀引发学术界对中国政府创新现象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作进一步思考。     

集体腐败、外部挤压与生态恶化——转型期官员自杀现象的政治学分析

近年来,中国官员自杀呈现高发态势,其特征既与中国人的总体自杀规律不符,也与其他国家的官员自杀情况差异较大。官员自杀事件的陡增,在一定程度上是官员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局部地区和领域的集体腐败频发,使系统内的官员廉洁奉公的风险加大,部分官员不得不加入腐败阵营;而社会转型和民主发展使官员的腐败风险加大,官员群体面临着来自社会的新的压力,内外环境的变换加速了官员自杀。官员自杀给官员个人、政治系统和社会带来了直接危害,治理官员自杀,最根本的是要落实十八大精神,落实人民当家作主,使权力在阳光下运作,改变官员的政治生态环境。     

地方官员政绩激励的制度分析

"政绩出干部"揭示了政绩表现与官员晋升之间的密切关系,展现了地方官员在政绩激励下的行动逻辑。党管干部、分层考核和绩效晋升共同构成激励地方官员施政的制度要素,形成政绩激励的触动机制,决定地方官员升迁的基本规则。政绩评价指标体系本身可以区分为"正向和逆向""强与弱"两个维度,并且随着政治情境的变化中央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地方官员是被政绩激励制度塑造的理性行动者,他们在不同政治情境下,根据政绩评价指标结构的变化和激励强度的调整而选择施政的重心和方向,寻求政绩指标的最大化。     

中国的政治锦标赛竞争研究

中国政府官员的选拔和晋升机制是政府治理中的核心问题.中国政府官员的选拔和晋升具有政治锦标赛特征.在对现有关于中国政治锦标赛研究文献的述评基础上,扩展了单一强调"经济绩效"的官员晋升模式讨论,总结了"政治忠诚""经济绩效""辖区民意"是中国的政治锦标赛中上级政府考核下级政府官员的主要维度.在强调意识形态的时期,"政治忠诚"在政治锦标赛竞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发展是硬道理"阶段,"经济绩效"对于官员的升迁起着重要作用,而在基层民主制度引入的地区,"辖区民意"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实中的官员晋升考核,三种机制都以不同的权重发挥着作用.不同的官员评价机制会激励出不同的官员行为方式.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特别是"十七大"以后,"辖区民意"在中国政府官员的晋升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论当前中国政治锦标赛的利与弊

官员的激励问题是政府治理中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事权下放、财政分权等改革,我国在政府治理中对官员的激励呈现出着重强调"经济绩效"的政治锦标赛特征。政治锦标赛对官员的晋升激励虽然有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诸如地区保护主义、重复建设、过度竞争等负面效应。随着我国的发展,各级政府的核心目标和任务正在并将进一步趋向多元化,这些目标往往比经济发展更难直接分解为具体的绩效目标,并且更加难以考量,因此以GDP和相关经济指标为主的官员晋升机制必将发生改变。     

我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可行性和路径分析

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国际社会监督政府和官员廉洁从政的普遍做法。我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从公众知情权与官员隐私权方面、配套制度与技术手段方面、中央政治决心和社会稳定四个方面均不乏可行性。从制度方面、中央高层政治决心和策略方面,推进和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亦应有合理路径,即此项制度的建立应尽快变成立法行动,并逐步推进和实施。     

政治稳定视阈下腐败官员和资产外逃的惩防追缴机制建设

腐败的本质是公权私用,是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异化。腐败官员与腐败资产外逃严重影响民众对于廉洁政治建设的信心,对我国的政治稳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鉴于此,惩防腐败对国家的政治稳定至关重要。目前,腐败行为的结构性转型使得我国对腐败官员跨境外逃和资产转移的惩防难度增大,因此,要认真对待社会转型带来的制度风险和利益冲突,正视权力结构存在的问题,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改革政治体制,依靠民主政治和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扩大,促成对政府官员责任的落实和监督。将惩防跨境腐败上升到法治的高度,进一步完善并落实我国政府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完善户籍管理、护照管理和出入境管理等制度。要在国际法和国际条约框架内,加强国际司法合作。     

基层扶贫官员腐败的内在逻辑与治理路径

基层扶贫官员是扶贫领域的易腐群体。在扶贫政策下行过程中,扶贫资源的日益增多、基层社会中的腐朽文化、不完善的扶贫监督机制等,使基层扶贫官员获得了较大的权力空间,也给扶贫领域的腐败带来可乘之机。基层扶贫官员之所以涉入腐败,腐败收益的获取是其内在驱动力,而利益相关者在提升腐败收益和规避风险基础上的"合谋",则是扶贫领域集体性腐败的过程表达。面对基层社会独特的政治生态状况以及基层扶贫官员腐败生成机理的特殊性,其治理路径主要有:以畅通上级政府反腐权力下行渠道来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效果;以保障基层群众的反腐权利打造"不能腐"的监督机制;以维护基层扶贫官员合理的利益需求来构建"不想腐"的保障体系。     

“圈内化”“类型化”:科层制弊端与腐败心理发生机制及对策

借助政治心理学的"圈内化"和"类型化"理论,从科层制行政管理制度契入、分析科层制对官员个性特质和心理状态所形成的影响来看,官员主要分为三类:偏向利己型、偏向利他型和利己利他兼顾型。这三类官员因个性心理动机的需要又形成了"圈内化"的特点。这种心理发生机制易产生腐败行为。探索通过改进科层制,优化政治生态、管理心态、文化形态和绩效模型,以完善的制度约束公共权力行使中的错误心理冲动,以积极的疏导增强官员在腐败诱惑面前的心理抵御能力,消除科层制的负面影响,开辟廉政建设外力和内力双效联动的新路径,十分必要。     

论官员问责制的意义及其实践困境

官员问责制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并对我国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官员问责制仍有待于进一步加以完善,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标准、问责程序、问责结果等方面存在实践困境。因此,如何使官员问责制发挥应有的制度效应,促进官员问责制走向成熟,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论政府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的基准点

对政府官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搞了几十年何以成效甚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政府官员本质身份的定位不准确所致.政府官员同其他千千万万不同职业和自然人一样,也属于追逐自身利益的经济人的范畴,只有把握这一基准点,才能在制度建设、道德规范和思想教育等方面取得预期成效.     

基于互联网的政治沟通机制的创新研究——以“官员微博”为个案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疏通利益诉求渠道,增强政府机构政务公开,促进政府与公民的沟通交流,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络。自1994年我国成为互联网的一员起,逐渐衍生了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政治沟通,并以其便捷性、自由性、广泛性,很快成为公民利益诉求的主要渠道之一。2007年中国第一个微博产品——饭否诞生,成为中国进入微博时代的开端。接踵而来的便是"微博问政""、微博政治沟通"等新兴的政治沟通方式,立足于政治沟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官员微博"来探讨微博对网络政治沟通机制的启发意义。     

行政问责制下的官员复出机制刍议

随着我国行政问责实践的逐步深入以及信息社会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近几年出现了许多"下马"官员"闪电"复出"、神秘"复出"、违规"复出的现象后,构建科学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对于建设责任政府和维护公众利益具有重大意义。从五方面完善复出机制:明晰问责的标准和尺度;加强行政伦理和官风建设;建立健全问责官员复出法律体系;建立官员复出回应机制;建立官员复出评估和跟踪监督机制。     

官员贪腐的制度生态原因及其治理

当前官员贪腐现象呈现出贪腐金额攀升、贪腐指向多样、贪腐手腕隐蔽、贪腐分子结盟等发展趋势特征。"制度性腐败"的存在、"制度虚置"与"破窗效应"及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制度排挤"与"制度替代"等是其制度生态原因。遏制当前官员贪腐发展态势除坚持高压反腐不动摇外,需要扎密扎实制度笼子,形成制度化反腐、法治化反腐机制。     

问责官员复出的失范与规制

问责官员的复出不仅关系问责制的实施效果,而且关系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应当慎之又慎。现实中,由于缺乏刚性制度约束,"可以"复出异化为"必然"复出、"应当"复出中的"正当"缺位及"正当"复出偏离"善"价值等失范现象,消解了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滋长了暗箱操作的腐败空间,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为此,应构建完备的官员复出实体制度,作出严格的官员复出的程序性安排,对问责官员复出进行全程监督,以规范官员复出。     

个性及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

个性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概念,各学科都试图对其做出最完美的解释。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是将个性化理念渗透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要素、各个环节的过程。它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促进受教育者个性和谐发展的过程;二是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反腐的必然选择

世界反腐败经验表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预防和惩治腐败的"阳光法案"和终端利器,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基本机制。目前我国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的现实,迫切要求在采取教育、监督、制度、惩治等综合措施的同时,更突出地依靠制度创新来推进反腐败斗争,官员财产申报则是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关键制度。我国近年来官员财产申报方面的实践和探索,为这一制度从党的文件、规定即纪律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起到了积累经验、排除障碍和奠定基础的作用。     

地方官员诚信缺失的原因与对策——从公共选择视角

地方政府官员诚信缺失的真正根源在于公共选择的基本规则:官员选择标准中对诚信重视不够,政治市场对官员自利行为监督约束不力,领导体制中对官员失信责任划分不清,管理体制对基层官员责任设定的不当,以及对权力寻租治理不力,都是导致官员非诚信行为的原因。重建地方官员诚信必须从改革公共选择制度入手。     

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理性思考

随着阿勒泰地区和慈溪市先后开始实施官员财产申报,社会各界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讨论.在社会各界的极力赞扬面前我们有必要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对其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应逐步推行.同时,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亮点不仅在于细化的制度设计,更在于如何启动执行力,使之成为一道道不可逾越的铁律,持久发挥其震慑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