嬗变中建构——中国共产党执政有效性的历史考察

有效性作为政党永恒追求的主题,是由政党执政内在逻辑规律决定的。回顾中国共产党执政有效性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党正是在遵循政党执政一般规律的同时,不断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执政规律。     

执政合法性的道德考察

从历史渊源来看,执政合法性首先是作为一个伦理学命题提出来的。从当代政党执政的实践来看,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是指人们内心的一种认同态度,这种态度取决于政党的执政既要是合乎法律的,更要是公正的,合道德性的。失去了执政的道义基础,任何所谓合法的法定程序都挽救不了政党失去执政资格的命运。     

论李普塞特执政合法性与执政有效性理论与启示

李普塞特承认政党执政有效性的增强对于提升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他也同时认为有效性与合法性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正相关关系。它对我们的启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开发,既有赖于党执政有效性的支撑,又不能仅仅依赖于党执政的有效性。而必须正确处理各资源要素之间的关系,发挥各资源要素的协同作用,从而在增进党执政有效性的同时,提升党执政的合法性。     

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维护与重构

拥有丰饶的合法性资源是任何政党长期有效执政的基础和前提。面对“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流失与异化,邓小平以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战略家的远见和智慧,从意识形态、政府治理绩效以及制度规范层面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进行了切实的维护与重构,从而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有效执政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建设

拥有丰饶的合法性资源是任何政党长期有效执政的基础和前提。面对“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流失与异化,邓小平以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战略家的远见和智慧,从意识形态、政治绩效和制度规范层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进行了切实的维护与重构,从而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有效执政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浅析西方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在当代西方,人们已经越发重视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问题。一个政党要想赢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长期稳定地执政,自身必须具有合法性。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即人民的认同、权力运作的程序合法、科学的制度基础、执政的有效性基础。     

嬗变与挑战:论政党转型中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现代化变迁和政党转型将不可避免地给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带来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需要深化对执政合法性的时代认知 ,不断拓展和汲取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对新世纪党的执政地位政治合法性的时代诉求     

西方政党执政合法性理论研究与启示

在合法性的概念方面,西方最早从理论上明确论及合法性问题的是卢梭,继卢梭之后,马克斯.韦伯开创了经验主义合法性研究范式,并得到李普赛特、伊斯顿等进一步发展,但也遭到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批判和反思。在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方面,卢梭认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公意目标的展现;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提出了合法性的三种基础;戴维.伊斯顿把合法性的基础归于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三方面。在合法性维护理论方面,主要有李普塞特的合法性与执政有效性关系理论,伊斯顿的"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重建式合法性理论。     

浅析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原则

政治合法性是政党权威的基本来源,执政党必须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寻求自己执政的合理空间和基本资源,即合法性。本文着重从制度、价值、目标三个层面上分析了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原则,并指出了这些原则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现实意义。     

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一致性的思考——基于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

从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来分析,党的领导是政党与国家关系问题,社会主义法治则是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坚持党的领导,是在法治基础上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是在党的领导下的法治建设。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相结合,加速了政党与国家的适度分离,反过来又促进了两者本质上的一致,从而增强了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政党转型中政治合法性问题探析

现代化变迁和政党转型将不可避免地给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带来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需要深化对执政合法性的时代认知,不断拓展和汲取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对新世纪党的执政地位政治合法性的时代诉求.     

政治合法性与执政为民

一个政党要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首先要有合法性基础。执政为民是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和要求 ,两者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夯实合法性基础必然要求党在新形势下进一步践行执政为民 ,而合法性基础的稳固也会进一步促进执政为民的顺利展开 ,满足民众的价值需求 ,执政为民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良性互动必将使政治系统更加稳固与高效。     

当前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评估与新型政党制度的动能释放

近年来,随着全球局势的快速变化和"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传统政党力量逐渐式微。世界政党政治出现了诸如政党意识形态弱化、政党政治民粹主义盛行、政党传统功能遭受挑战等新变化,与此同时,政党也在危机中进行调整,从而酝酿出新趋势。在此背景下,探索新的政党政治发展方向,建构一个具有代表性、有效性和合法性的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变得尤为关键。遵循情境性、平衡性、动态性和多元性原则,从"政党制度水平""政党体系治理"和"政党发展环境"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一个综合考察世界各国政党治理水平和政党发展前景的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在批判西方政党领域话语霸权的同时弘扬中国智慧。我们可以运用该指数总结一些国家政党长期执政的成功经验,比较研究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的绩效和差距,深化对政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完善党的执政理论,进而为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建议。     

合法性维度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争取合法性是各国政党普遍重视的一个问题。从根本上说,执政合法性是指政党的执政得到国家、社会、人民的承认和拥护。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中国长期执政的党,其执政的合法性决定于它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执政行为。执政理念和政策的科学化、执政方式的法治化、执政行为的合理化,将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获得越来越充分的合法性。     

论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

合法性问题对一个政党执政的时效性是十分重要的。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统治秩序的确立,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灌输,政党执政的绩效以及现行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然后得出四个方面的结论,也是政党执政保持长期合法性应予重视的问题。     

执政的逻辑：政党现代化与手段性回归

现代政党是作为一种手段发轫于西方国家。随着西方现代国家确立和发展,政党出现从手段向目的演变的趋势,这导致党魁集权专制和政党组织涣散,并产生执政合法性危机。西方国家通过把政党纳入国家制度,还政党手段性组织本原,实现国家与政党现代化之双重目的。文章简单考察了现代中国政党。由于民族国家构建的需要,形成了党国体制,中国政党既是政治手段又是政治目的,并向目的性政治组织演变,这导致"寡头统治铁律"不断上演,从而导致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困难和政党与民众关系的疏离,产生执政合法性问题。因而,回归手段性组织本原是政党现代化和国家建设的必然。这就需要构建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制度化关系、回归社会、重建基层组织和实行党内民主改革。     

中国共产党执政新议题:从特定合法性资源到散布性合法性资源的转换

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一向非常重视执政合法性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在中国共产党进行合法性资源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过于注重特定合法性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却忽视了散布性合法性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尽管特定合法性资源有其独特的功能,但从宏观的历史进程和良性的国家治理的视角观察,特定合法性资源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如特定合法性资源的单一性、再生产过程的断裂性以及刚性特征等。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由特定合法性资源再生产模式向散布性合法性资源再生产模式的转型,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和现代政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政治课题,而且进行这种转换的条件也已成熟,这是因为:特定合法性资源的弊端提供了直接动力,现代政党执政规律是其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执政环境的变化是其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已初步具备了模式转换的准备。     

执政党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视域分析

意识形态在维护和提升执政党合法性认同中具有重要作用.它是政党产生的先决条件,凭借鲜明的政治导向功能直接为执政党提供合法性证明,而且它还是决定制度、法治所蕴涵的"形式合法性"是否真实的更深层标准.因此,对执政党合法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深入探讨,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系统梳理中共的执政合法性诉求,就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转型时期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构建

政治合法性是现代政党存在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执政资源,它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在日益迅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重塑我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为此,党必须增强和拓展新的执政合法性资源,构建新的合法性基础,有效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工人阶级政党文明视角下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研究

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与否和执政能力强弱,实质反映的是政党文明建设的好坏.对应到我们党,反映的就是工人阶级政党文明建设的优劣.如果不能从这一高度来认识党的执政合法性,那我们就无法使党的执政永久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本文拟结合当前工人阶级政党文明的研究,阐述其与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