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势能政策执行偏差的困局及其秩序破解——基于医改政策执行的观察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我国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核心任务与体制基石。诸多医改政策具有较高的政治势能,但在实际执行中却产生偏差,政策执行结果与初衷偏离甚至相悖。现有研究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机制解释力不足。本文从高势能政策的本质入手,提出秩序维度的思考,认为高势能政策普遍旨在重构秩序,而政策执行偏差就来自于“自发秩序”向“自觉秩序”转化过程中的秩序困境。本文首先从类型学意义上,界定政策执行偏差包括“逆执行”、“形式执行”和“弱执行”三种主要类型,相应选择公立医院规模控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三项代表性政策进行分析,并与“有效执行”的三项政策案例进行比较,提炼高势能政策执行偏差秩序视角的理论解释。认为高势能政策有效执行需要共享价值、结构功能与激励契约三项秩序要素的适配和共生,否则自觉秩序就不会生长,政策执行就会产生偏差。高势能政策不能只满足于制定环节的价值理性,还要关注执行环节中关键秩序要素能否统合支撑秩序范式转化。     

政策执行偏差行为的心理透视与防治

在政策运行过程中,政策执行是将政策目标转化为政策现实的唯一途径。而政策执行者的行为偏差往往会导致政策执行的失败。从政策执行者的心理层面分析,认知缺陷、利益冲突、思维定式、沟通不畅等是产生执行行为偏差的重要原因。建立积极向上的执行组织文化、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提高政策执行者的政策认知和认同、增进政策执行者的归属感和自我实现感、强化政策执行者的激励机制等是防治这一偏差的有效途径。     

关于近年来政策执行偏差问题研究述要

政策执行偏差是政策执行实效与政策预期目标的背离。政策执行偏差的典型政策执行形式有附加式、照搬式、象征式、选择式、替代式和抵制式。政策执行编差产生的原因包括这样几个方面:政策本身、政策执行主体、运行机制、管理体制和外在环境。对于政策执行偏差的治理和防治应着重于这样几个方面:提高公共政策素质、提高执行主体素质、健全政策执行机制、完善相关管理体制和优化政策执行环境。     

组织分析视角下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组织分析视角强调组织内部要素、组织间互动及政策网络对政策执行偏差的关键作用。组织内部分析注重组织因素对政策执行影响的重要性,组织间互动分析强调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的互动过程对政策执行的影响,政策网络分析注重政策执行过程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关于我国基层领导在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及对策的思考

政策执行是实现政策目标的重要一环,本文试从政策执行主体--领导的角度分析当前中国基层存在的一些执行偏差现象,并针对基层领导执行偏差分析了原因,提出相关解决对策.     

当前我国公共卫生政策的执行偏差与校正策略探论

国家意志需要通过政策来表达,社会改革需要政策来推动,政策落实依赖于有效的政策执行。公共卫生政策作为国家政策系统中的重要环节,其执行状况应引起高度重视与研究。文章从分析我国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现实背景与主要问题入手,探寻影响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多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调整机制,其重点在于增强公共卫生政策自身的合法权威、追求政策设计与执行的公平公正、强化政策执行的法规制度与监管评估、提升政策执行人员的职业操守,以及优化基层政策执行的客观环境。     

农村土地流转对农产品价格影响趋势分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农村土地流转出台一系列新的政策,如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动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等。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农村土地一旦开始流转,将对未来农产品价格产生重要影响。从农村土地的流转影响和趋势展开讨论,分析土地流转与农产品价格形成间的联动关系,对未来农产品价格变化趋势提出判断依据。     

街头官僚规则变通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理论模型——基于L县政策执行的实证考察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构成部分,而街头官僚的规则变通意愿势必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因此,我们基于政策不确定性调节效应,在政策执行三重压力中介影响下构建街头官僚规则变通意愿的理论模型和拓展模型。在L县发放1320份调查问卷的基础上,通过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初始回归模型和调适回归模型,并用两个回归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双侧检验。结果表明,政策执行三重压力和政策制度条件对规则变通的行为意愿具有最高的显著性影响,政策执行主体因素显著性影响一般;政策不确定性对政策制度条件和政策执行主体因素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政策执行主体因素甚至出现负相关性;距离和年龄两个控制变量具有显著性影响,政策执行三重压力对政策制度条件和政策执行主体因素的中介作用显著。通过对街头官僚规则变通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厘清了街头官僚规则变通意愿影响强弱的内在机理,进一步验证了街头官僚规则变通意愿拓展模型在L县的实践。     

政策执行缘何走样?——基于L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案例研究

研究、探讨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的原因及其作用机制,对于破除政策执行中存在的梗阻现象,提高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维护政策系统的稳定性,进而确保政策目标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现有关于政策执行偏差问题的研究多关注政府内部层级间的互动以及基层政策执行者作用的发挥,鲜有研究聚焦于政府与社会之间互动以及外部环境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在借鉴史密斯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麦克拉夫林的政策执行互适模型以及高金的府际政策执行沟通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政策执行过程,构建包含决策机构、执行机构、执行者、受影响者和外部环境等五项因素在内的政策执行理论分析框架,并以L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为案例对此分析框架的解释力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策执行偏差的出现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与决策机构、执行机构、执行者、受影响者和外部环境等五项因素作用的发挥存在密切关联。具体来说,包括:决策机构刚性考核方式给执行机构带来的压力、政策执行机构与政策执行者的分离以及政策执行者自身能力的局限、政策执行部门与政策目标群体之间关于利益问题的调适互动、政策本身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对政策执行效果产生的显著影响。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评估——基于土地流转制度背景下的研究

面对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乡城流动、土地流转加速、土地养老功能弱化、农村养老需求增长的严峻局势和新农保试点扩面迅速推进的整体性战略规划,以公共政策评估和政策外部性理论为基础,从政策执行主体、政策服务对象的双重视角评估土地流转制度背景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执行状况和实施效果,通过对东、中、西部新农保试点地区的实态调查,分别获取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新农保经办机构人员、农村常住居民三类群体共2779份有效问卷,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和通径分析方法,进一步探寻改善政策效果的有效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一定程度存在职能缺位、越位,立法、财政、监管责任缺失等问题,而广大农民未能将土地流转潜在养老保障功能与新农保统筹考量,使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可通过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增强农民土地流转意识、提升经办机构服务能力、有效整合养老政策等具体对策,进一步促进土地流转、提高新农保参保意愿、改善政策执行与实施效果。     

数字竞赛与双重博弈: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的一种解释

基层政策执行会出现偏差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对于此问题的分析机制并不明晰,多数研究均是从单一视角予以阐释。通过深入考察易地搬迁中“拆旧复垦”政策的具体执行过程,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融合视角入手,讨论“拆旧复垦”政策如何在不同利益主体的互构下发生了转变,为何完美的指标数据与文字背后却发现政策执行陷入模糊或搁置状态。从案例解构结果来看,在发展导向的逻辑下,基层政府通过主动加码寻求搬迁规模最大化以谋求在“数字竞赛”中胜出;在压力型体制的上下博弈中,基层政府采取拼凑应对的模糊执行策略以有效应对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在不完全信息状态的混合博弈中,政策受众在理性计算之下与基层政府形成了“合谋的沉默”。文章的贡献在于,对基层政策执行偏差的解释没有囿于讨论科层结构的弊端,而是从政策设计本身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互构的视角出发解读其内在逻辑。     

农民工返乡的生命历程——以湖北沟村为表述对象

本文以湖北沟村为田野,在生命历程理论的视野下描述了农民工从外出务工至最终返乡的长期过程,并对不同出生组农民工的返乡历程进行了比较分析。在社会系统的宏观结构下,农民工个体依循着年龄的层级在一系列生命事件中不断反思自身角色并重新进行定位。但是由于社会化过程的差异,六七十年代出生的第一代农民工能够顺利地实现角色转换,而80后农民工在返乡过程中的调整却要经历较大的波折。     

转型时期的农民工住房问题——一种政策过程的视角

从政策过程的视角论述农民工住房问题纳入国家政策层面的可行性,可为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提供政策方向。本文从杜布林冲突的系统分析模型出发,建构“黑匣子”公共政策过程分析模型,并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政府分权理论等,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来检验政策方案。通过政策输入过程分析,识别形成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实质因素,并分析农民工住房问题转变为政策问题的实践约束条件。通过对政策执行约束条件的分析得出：农民工住房政策的逻辑起点不是农民工住房质量,而是附加在户籍制上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研究认为农民工住房问题本身无法作为良好的政策问题纳入中央政府决策范围。建立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并允许农民工有条件地享受城市住房保障政策,或直接取消城乡二元结构,都不是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最优政策,但前者作为渐进的决策途径,还是有助于缓解社会转型矛盾的;政府应当制定改革户籍制的长远目标,并在此框架下坚持改革和创新,逐步实现住房保障的城乡一体化。     

农民工子女家校合作状况的调查研究——以贵阳市四所农民工子女学校学生家庭为例

本文以贵阳市四所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学生家庭为样本,对农民工子女家校合作的现状及效果进行研究。发现农民工子女家长对家校合作的看法存在误区;其学校与家庭的家校合作形式简单,但在某些方面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家校合作有助于家长和教师的沟通与理解,有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研究还发现,农民工子女的健康成长也需要得到社会的关注。     

我国农地管理的主体行为与博弈分析

我国现行的农地管理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其核心原因在于宏观政策缺乏微观执行基础.基于此,分析了农地管理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村集体)的行为,并探讨了农地管理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不同管理主体的行为变化对各主体利益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民的利益变化.利用博弈论分析方法建立了三个主体的博弈分析模型.首先从子博弈分析出发,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农地管理中的博弈过程,其次分析地方政府与农民集体利益的代表——村集体的博弈分析,最后建立三个主体的主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在农地管理过程中,地方政府间联合与中央政府博弈的可能性不大,因而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规制,白下而上做实农地管理的微观主体——包括明确农民的使用权益、提高农民的市场地位,有利于消除农地管理中的寻租行为,提高农地管理的效率.     

游走在国家政策与农村社会之间:杜镇“大学生村官”的个案

文章以杜镇"大学生村官"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农村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对此,本文根据个案调查材料提出三个悖论,且通过对三个悖论的解释和分析认为大学生村官在国家政策与农村社会之间扮演着"弱化的国家政策嵌入者"、村务工作中"秘书人员"以及"无根的农村治理群体"等角色。     

精英下乡: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路径回归——以大学生村官为例

从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理想路径出发,本文以大学生村官为具体案例,通过对河南省鹤壁市农村100名大学生村官、100名村民和20名村干部的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提出精英下乡概念,在重新检视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路径选择的基础上,认为精英下乡是对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理想路径的现实实践,是对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既有路径的转变。它存在发生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同时也是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必然结果。     

非常态下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评价比较研究——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政策为例

在对国家、省级政府出台的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政策全面收集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基于顾客导向的政策执行评估模型,围绕受灾群众最需要但不太满意的政策(包括住房、就业、保障等)进行梳理、归纳,设计相关问卷,并通过对千余户受灾家庭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收集数据,研究灾后重建政策的执行情况、各类群体的评价差异.研究表明,基本生活保障政策、农房修改重建政策落实得较好,城镇住房修复重建政策、就业援助政策落实得较差;受灾程度越大的群体对有关政策执行情况的评价越差.结合以上研究结果,提出改善非常态环境下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建议.     

社会保障资源安排中的逻辑与政治——以华北一个村庄为例

采用"质的研究"方式,对社会转型期华北一个村庄内各种保障或救济性质的资源安排进行了微观分析。相对于宏观政策层面的简单与明晰,正式的社会保障资源在农村社区的分配与利用过程中的功能、内容和形式都更为丰富,如作为消解其他政策和项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工具,或演变为被争夺的竞争性经济资源,或将动态的保障制度异化为长期的养老保障,或作为维稳和社区治理的一种政策性工具等;这些变异一方面有悖政策初衷,使得政策目标发生偏离,另一方面也可能侵蚀社会公正。因此,社会保障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农村社区复杂而多元的现实,更具规范性、透明性和参与性,这也要求建立起更为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相应的监测与评估机制,厘清社会保障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尽可能避免进入政策资源异化与资源补偿型维稳的怪圈。与此同时,非正式的保障资源或社区内部的某些安排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式的政策性资源的缺位或短缺,而如何将正式的保障政策资源与社区的、社会的力量有效结合起来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