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精英决策模式及发展趋势

概述了西方精英模式的基本观点,论述了中国公共决策模式为精英模式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分析了改革开放前中国精英决策模式的构成是政治权力精英主导的决策模式,具体表现为政治权力精英与一般政治精英的合作决策模式。阐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精英决策模式演变的过程,指出随着社会精英的崛起,中国精英决策模式逐渐向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合作的模式演变。并从多角度比较分析了中国精英决策模式与西方国家精英决策模式的区别:指出我国的精英构成、社会精英的实际政治地位与西方国家的精英构成及社会精英的实际政治地位存在差异;我国精英决策不只代表精英的观点,也反映人民的声音;我国的经济精英影响政策的能力远逊于西方国家的经济精英;我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合作决策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精英合作决策。分析了中国精英决策模式的优缺点,指出了中国决策模式的发展趋势是精英决策与大众民主的调和。     

精英转换:西方理论局限与中国视角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与之相伴随,当代中国进行了三次政治精英转换。本文通过对西方经典精英转换理论进行梳理分析,认为西方经典精英转换理论不能够解释当代中国政治精英转换的独特性质。当代中国政治精英转换是高层领导人主导的以政治稳定为基础的政策过程,是高层领导人根据政治利益需要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所推动的体制内干部人事变动过程。随着制度和法规的完善,这种政策选择过程必然趋向于制度规定。     

村庄精英权力再生产:动力、策略及其效应

村庄精英的权力再生产问题是观察与理解中国村庄治理的一个重要视角。村庄精英的权力再生产行为具有三重动力,即客观环境的机遇与压力、利益驱动的"理性人"特征、权力自身维持与强化的本能。村庄精英权力再生产的策略选择比较复杂,可以从村庄体制内精英与村庄体制外精英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村庄精英的权力再生产对于村庄权力结构、村民自治制度与村庄秩序构建,都具有一定的影响效应。     

政治发展中精英特权的发生机制及其治理路径

政治发展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形态由不发达向发达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政治体制的转型和政治主体运行规则的完善。政治精英是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中坚力量,而不受限制的权力会导致精英特权问题。在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中,由于政企不分、政治精英的"经济人"角色定位等原因,政治方面的制度缺失和法律漏洞和政策灰色空间等现象,文化方面的"官本位""家长制""利本位"等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特权现象仍存在于一些领域。加强思想教育、肃清特权思想,促进经济体制改革、规范权力运作,培育公民社会、实现民主自治是治理特权问题的重要路径依赖。     

中国政治资源的空间分布:一个描述性分析

本文将政治资源的概念操作化为社会等级、受教育程度、政治精英或是权力精英等几类变量,对这些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明,中国的政治资源在省际间和三大地带,即东、中、西部间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的特点。总体而言,东部要显著地高于中、西部地区。但在全国人大代表的比例上,西部要高于东部和中部。     

东亚威权主义体制下的政治权力谱系

在东亚威权主义体制下,政治领袖大权在握,推行强人政治;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专门知识和专门特长的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所组成的精英领导集团实际上掌控着国家政权,位于政治权力金字塔的顶层;军人势力对国家政治生活拥有巨大的干涉能力;推行"一党独大"的政党制度;而工商企业界和宗教势力影响有限,在政治权力谱系中的地位边缘化.     

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是精英主义的吗?——从谢尔顿·沃林对阿伦特的批评谈起

在对阿伦特政治思想的批评中,有一种是对于阿伦特"精英主义"的批评,其代表人物是美国政治学家谢尔顿·沃林。在谢尔顿·沃林看来,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是"反民主"的,而阿伦特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精英主义者"。笔者认为,谢尔顿·沃林在两个方面曲解了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其一,他片面化的解释了阿伦特政治行动的内涵,仅仅强调政治行动的"显现"维度,而忽略了政治行动的"交流"维度,其二,他并没有看到阿伦特将"政治"与"社会"区分中所表达出的政治内在的民主结构,因而错误的将阿伦特归入了西方精英主义政治的传统模式之中。在笔者来看,阿伦特的"政治行动"理论构建的是一种全新的精英主义的模式,即"人民的精英主义",这种精英主义是阿伦特意义上一种特殊的精英主义,它一方面可以提升政治的大众参与,保障政治权力的自我发生,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政治精英的自我遴选,保证政治决策的不断修正和更新。从这个意义上,正如毛里奇奥·帕瑟林·邓特里弗所说,阿伦特是处在一种特殊的"民主"与"精英"之张力的政治结构中,在我们看来,阿伦特既是一个"自由的民主主义者",也是一个"人民的精英主义者"。     

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的亲缘政治

亲缘政治是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基本特点,亲亲、尊尊则是亲缘政治中权力配置、权力运行和利益安排秩序的基本原则.这种亲缘政治原则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构建和发展,决定了中央君主统治权力和各亲缘集团层级权力的协调和统治治理的有序性和有效性.而各亲缘集团力量的发展变化又会改变原权力结构关系和统治治理秩序,井导致一个个王朝统治的兴亡和更迭,成为历代王朝兴亡发展的周期规律.     

精英转化机制:对村庄精英权力结构与治理秩序问题的研究

村庄精英权力结构研究是村庄治理秩序研究的基础。在不同时期,或同时期的不同阶段,经济社会分化水平、村庄归属感和村级正式权力影响力等因素,对村庄的的村庄权力结构会有不同的影响。因此,将农村税费改革作为时间点进行划分,会形成不同的村庄权力结构类型和特征。     

城市政治:研究进路与知识协同

城市化于外在看是一种经济现象,究其质里则是政治在城市的空间投射,隐藏着权力与权利的张力逻辑。如何正确看待城市化进程中的异化问题与实现城市治理的社会回归,呼吁城市政治学的理论阐释。遵循权力与权利的博弈逻辑,西方城市政治研究经历了精英论与多元论、增长机器论与城市机制论、公共选择论与新区域主义论等流派,成为解构西方城市政治现象的理论工具。在借鉴国外有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国城市政治研究开始了本土化创新,当前聚焦于城市空间政治、城市权力与权利、城市政治结构、城市抗争运动等多维论域,初步回应了城市化进程的理论诉求,也提出了中国城市政治学的建构愿景。     

论中国行政权力现代化

本文讨论了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有什么样的行政权力.对行政权力进行了界定并分析了其主要特征,分析了现代化的行政权力与政治权力及其它国家权力的关系,将中国现行行政权力与传统行政权力和现代行政权力相比,阐述了中国现行行政权力的发展状况,并思考如何完善行政权力体制以适应走向现代化的中国.     

论西方国家中社会地位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

个人在社会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种位置是怎样获得的等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构成人类政治生活主要方面的政治权力的分配又是依据什么原则作出的，则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按照拉斯维尔的说法，政治学所要关心的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得到什么。那么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结合，即研究社会地位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就是一个澄清处于一定社会位置的个人是否能够得到和能指望得到多少政治权力的适当话题了。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分配的关系的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解决的问题及应对思路

本文从大国执政、一党执政、长期执政、全球化时代执政等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以及应对思路。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采取谨慎的渐进方式有序扎实推进,在维护政治权威的基础和前提下,逐步深入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扩大群众的民主参与,从制度和法治上限制和约束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形势,转变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     

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追问

在中国 ,相对滞后的政治文化是阻碍政治现代化的“瓶颈” ,因此 ,有必要对它发出“再三”追问。追问一是进行政治文化再批判的必要性在哪里 ,如何在再批判中凸显其指导、整合、铸造、调适政治现代化的价值与功用 ;追问二是必然融入全球化的政治文化能否以及怎样闯过“不被淘汰”、“体面融入”、“成为领先的一员”这“三关” ,用以服务于政治现代化 ;追问三是指导并推进政治现代化的政治文化的基础生态要件是什么 ?它们分别是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对文化与教育事业的高度关注、着力塑造政治文化精英载体。     

双笼关虎：权力限制法治化的中国式表达

在长期的法治实践中，中国逐渐探索出独具特色的权力限制模式，即在依法治权的同时，充分发挥党内法规的控权功能，从而形成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共同限制权力的“双笼关虎”模式。“双笼关虎”模式是权力限制法治化的中国式表达，表现出显著特征与优势，即实体标准上的更严格、调整范围上的更广泛、责任配置上的更周延、实施执行上的更高效、价值取向上的更人本，为更有效破解权力限制的法治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略论传统中国的乡村控制与村社结构

本对传统中国的乡村控制和村社结构进行了简略评述,认为在传统中国,专制国家虽然希望把自己的权力延伸到乡村社会之中,但受交通、通讯和行政管理水平的限制,在事实上不得不利用乡村社会中的权威资源实施支配与控制。地方精英的成份和功能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地用“自治权”、“士绅社会”等概念加以概括。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是由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各种组织机构和个人关系构成的,对此必须综合地、辩证地加以理解。     

回流精英掌控乡村权力的若干思考

回流精英作为乡村中少数的优秀人物,在智力、能力、财产等方面超过大多数,在乡村民主政治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一个村落的发展进程为线索,阐述了回流精英掌权后对乡村经济政治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但是应警惕长期当政的回流精英易形成权势集团阻碍乡村的民主政治发展。如何引导回流精英在乡村中充分发挥正能量,促进乡村民主政治的有序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村庄体制内精英的策略选择

1998年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自治组织,而在实际运作中却受到国家权力强有力的制约,导致了法律赋予的理想角色与现实扮演的角色的模糊冲突,为村庄体制内精英提供了一个自由政治空间。本文提出政治自由空间概念,运用动机—行为—结果的分析方法分析体制内精英的五种策略选择及其相应的结果,并且对于如何压缩自由政治空间提出了对策。     

“民企二代”的政治参与——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的实证研究

利用第12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关注"民企二代"的政治参与行为,特别是影响他们获得各类政治安排的因素。研究发现,在同等条件下,二代企业家比非二代企业家更可能担任各类官方或半官方的政治职务。"二代"身份的政治效应对企业家获得外围职务有显著影响,但对获得核心职务的影响并不明显。"核心—外围"职务存在重要层级差异。担任过外围职务的二代企业家更可能进一步担任核心职务。从长远看,随着二代企业家自身的成长和对企业控制权的巩固,和非二代企业家相比,他们的政治优势会进一步扩大。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政商关系和精英流动性都有重要意义。     

精英分层、派系结盟与农村社区共同体文化建设——基于J省H社区的调研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区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多中心治理"格局,乡村精英之间的权力博弈、利益争夺与话语权竞争仍然存在,由此产生"团结建设村庄,分裂治理村庄"的悖论。拥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身份的"跨界精英"处于治理集团上层,只拥有某一种身份的"单一精英"则采取派系结盟的手段对抗跨界精英,这就造成乡村精英不同群体之间缺乏共识与信任,精英群体内部分裂是导致乡村治理"碎片化"的重要根源。全面深化农村治理体制改革,必须加快推进农村社区共同体文化建设,在乡村精英层面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协同治理好经济新常态下农村社区面临的利益整合、权力重构、文化认同、社会和谐、生态治理等五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