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文化部围剿“老头子”的整人运动

夏衍表示，这次整风是党对自己的最后一次挽救，也是毕生难忘的一次沉重教训。说者诚恳，听者漠然。夏衍最终调离了文化部这块凝聚工作心血、又汇集悲怆的伤心之地，在“文革”风暴到来之前就被打入冷宫。     

青年人才政策论

一、青年人才政策历史反思 自建国至今,青年人才政策及其变化,大约可分为较明显的三个阶段:以“文化大革命”为界线,“文革”以前为第一阶段,“文革”期间为第二阶段,“文革”以后为第三阶段。这三个时期的青年人才政策,变化较大,但都是根据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发展需要而展开。 第一阶段:从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时值全国刚刚解放,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成     

邓小平巧妙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

1975年，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后，即开始着手扭转“文革”的混乱局面。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是造成“文革”混乱局面的根本原因，因此他首先采取措施对这一指导思想进行拨乱反正。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他不可能公开地、明确地批评和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但他尽可能地利用当时已经具备的政治条件，力图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从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我的成长与民进的培育

1957年民进中央派人到云南建立地方组织。我当时在师范学院任教,正值超龄退团,经统战部门介绍,我被首批吸收入会。当时的组织名称是“民进昆明市筹备工作组”,会员有37 人。1959年民进中央决定将“昆明市筹备组”改建为“民进中央昆明市直属支部”。1966年“文革”开始,民主党派被迫停止活动。     

流氓的变种

我认为对“文革”和腐败恨不起来的人,他不是人!至少不是中国人。“文革”砸烂了公、检、法,《宪法》成了废纸。那时的中国,是一个万家墨面,冤狱遍及国中,没有法制可言,人鬼颠倒,一片混乱的中国。当时各种大小流氓横行无忌。王洪文之类的小流氓爬上了副主席的职位,靠的是文化大流氓姚文元和政治大流氓张春桥;而张姚的后台是特     

文化部部长王蒙建议——将“文革”文件汇编出版

最近,文化部部长王蒙提出建议,将"文革"期间有代表性的文件、社论和"大批判"文章汇编出版,以便人们时"文革"进行深入的、理性的剖析.     

正本清源 明确认识——怎样理解有关过渡时期理论中的一些问题

众所周知,“文革”的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它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马克思、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论述。而这些论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则有时被断章取义,有时被任意曲解。今天,我们在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中,有必要重新研究马克思、列宁论述过渡时期中的某些问题,以求正本清源,明确对过渡时期的认识。“文革”期间,马克思、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论述,经常被报刊杂志引用,特别是在一九七四年底至一九七五年初,报纸又登了马、恩、列、斯的三十三条语录,指导所谓     

慎用“文革遗风”

某厂一位年轻技术员,因呈报上去的计划久久得不到回音,技术改造任务又急待完成,一气之下,跑到厂办公室发了一通脾气。这本是该厂领导的官僚主义所致,但几位领导反给他扣上“文革遗风”、“造反派脾气等大帽子。一翻老底,这位技术员“文革”中还果真当过几天红卫兵,这下更不得了了,厂领导勒令他停职检查,延长党员预备期一年。“文革遗风”目前确实还有,但不能不加分析地把一切不好的东西统统斥之为“文革遗风”。扫清“文革遗风”,必须搞清什么是“文革遗风”,什么是人民内部间的善意批评和不同意见,不可在清除“左”的思想影响的同时出现“左”的做法。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于把“文革遗风”当作一个标签,到处贴用,似乎非如此,就显不出警惕程度之高。这种做法虽然省心省力,但长     

“一部有神秘预见性的书”

1962年，夏之炎的父亲突然逝世于新加坡，于是他携妻带子出国，继承遗产。因当时入境困难，夏一家人只能滞留香港。1966年，“文革”波及香港，环境不宁，夏遂举家赴日本。1976年，中国大地灾难频频。周恩来逝世，顿使他们生出巨大悲痛。周总理对他有切身恩情，困难时期是总理的关注，使他们这批华侨子弟能够出国。他这时感到中国的事情必须重新思考了。当时许多日本年轻人认为日本应该像中国那样搞“文革”，一些政客出于各自的目的，也在（朝日新闻》等报刊上鼓吹学习中国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夏之炎决心要使世界知道中国人也有不同声…     

“红卫兵”社会化道路探析

“红卫兵”是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是指“文革”初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初高中生。“红卫兵运动”的实际概念是短暂,基本上从1960年“文革”始到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止。“红卫兵”已成为历史。作为那个特殊时期的青年,他们社会化的道路是独特的,在他们的社会政治舞台上,充分展示了他们的心态和行为。笔者试图从中窥视这些青年成长的规律。 一、角色的剧变——人格的早熟与社会化的纷扰 红卫兵是“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主席的宠儿,从实际上看,是“文革”的急先锋     

“公家人”与隐私

一个正常的人,大概都会有点羞于告人的东西,称为隐私。尊重人的隐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记得“文革”时期,我下乡插队的地方有一种“听壁角”的陋习,每逢他人新婚之夜,就有人潜入壁角甚至藏于床下,偷听新婚夫妇的秘密,次日放肆传播。虽说这给当时极为贫乏的乡村生活添了点“佐料”,但那实在是对他人人格人权的极大亵渎。     

蒯大富的晚年

蒯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17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出来后辗转到深圳经商。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     

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抗争

本文认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主要活动不是“相忍”和“违心”，而是“抵制”和“抗争”。周恩来坚持反对“极左”，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最先提出并全力推进整顿工作，同林江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难的斗争，力图尽快结束“文革”     

第八讲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期间,党、国家和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文革”为什么会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它的性质是什么,给我们留下一些什么经验教训,至今人们还在议论、反思,想求得一个正确的回答.一、“文革”的发展过程     

为“按劳分配”正名

“按劳分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老命题，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就明确和实行的分配原则。然而，在“文革”期间，这一原则却被“四人帮”污蔑为“资产阶级法权”。“文革”结束后，我们党和经济学界对“按劳分配”原则进行正名，推动了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     

宁少勿滥

有关“文革”的图书,出得越来越多,但真正有价值的论著却寥寥无几,广泛流行于图书市场上的,主要是些所谓“外传”、“野史”、“内幕”之类的标榜“纪实”的作品。这类图书以披露“文革”期间的“轶事”、“秘闻”和主人公的私生活为主要内容,于“文革”并无有见地的评析,于史实也无有价值的论述。一本所谓“传记”,用了大量篇幅描写叶群在私生活中的隐秘,对于什么婚前放荡、勾引秘书、与人通奸之类,津津乐道,不厌其详;近于旧时     

患难见真情——“文革”中周总理保护蒋光鼐

1966年“文革”开始时,蒋光鼐就患了癌症。这时他身受绝症的煎熬,又遇浩劫冲击,处境是很艰难的。这年8月,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蒋光鼐被邀请参加。那时候,人们习惯于注意报上登载参加重要活动人的名字,以便观察当时的政治气候。但蒋光鼐因身体不好,精神很差,又素来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故放弃了这次机会,没有登上天安门“亮相”。     

毛泽东堂侄女毛远明、毛远春之死

1968年底，经过“文革”初期的造反、夺权、武斗等剧烈动荡之后，全国除台湾、港、澳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区从上到下直至农村生产大队各级“革命委员会”均已成立（当时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紧接着一场“查成分、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清理阶级队伍”的“三查一清”（亦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又席卷神州大地。湖南省平江县向家人民公社梅树大队清查的重点目标落到了谭泰平、毛远明、黄玉堂、毛远春身上。     

建议出版《蒋介石文集》

出版《蒋介石文集》是毛泽东主席在“文革”前提出的,中宣部安排人民出版社进行了编辑工作,拟印一千部。稿本出来后,毛主席批示:“一千本太少,印它一万部。”但不久“文革”开始,此事便不了了之,稿本也散失。     

良心的明灯

傅雷夫妇在“文革”中被迫自杀之后,有一位自称是傅雷亲属的青年女子,收藏了傅雷的骨灰。在那万家墨面的岁月,冒称“反革命要犯”的亲属,为卿保存骨灰,若无超人的胆识,是干不出这样的大义之举的。“文革”过去了2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