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再修改对军队刑事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有关侦查程序的内容包括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程序、讯问程序、侦查措施、侦查监督等。这些修改以提升侦查的公正和效率价值为重心,对侦查活动中人权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大了侦查取证的难度,使侦查过程更加公开透明,增加了侦查行为的风险。军队刑事侦查工作应当以侦查能力建设为核心,进一步更新侦查理念、创新侦查体制、健全侦查机制、转变侦查模式、加强基础建设,以应对刑诉法再修改带来的挑战。     

2012年《刑诉法》实施后侦查工作情况调查报告——以福建省公安机关为例

2012年《刑诉法》的实施给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律师介入、警察出庭、非法证据排除、技术侦查措施、电子数据采集、讯问程序变化等对侦查工作影响巨大。那么,这些影响有怎样的具体表现？侦查部门又是如何应对的？带着这些问题采用适当的方法展开调查,弄清2012年《刑诉法》对侦查工作产生的影响及侦查机关的实际应对,发现2012年《刑诉法》的缺漏与不足,促进2012年《刑诉法》更好地实施。     

浅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提前介入

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刑诉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这是此次刑诉法修改的一项重要内容,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高度重视。本文仅就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的问题作一粗浅探讨。     

侦查错案与证据运用关系之考量——侦查学视角下错案形成的证据因素分析

近年来,侦查错案层出不穷,证据因素是侦查错案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新刑诉法的修改,虽对案件侦办过程中证据的运用进行了相关立法完善,但仍存在一定问题。鉴于此,以证据角度为切入点,结合近年来典型刑事错案形成的证据因素的分析和研究,探索和总结新刑诉法实施后,侦查实战部门在取证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规范刑事证据标准、明确刑事证据采信规则、严格非法证据排除等角度,为减少因证据而导致的侦查错案问题提供和参考。     

困境与出路——秘密侦查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考察

秘密侦查手段在侦查实践中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然而其本身并未得到刑诉法的明确确认,因此通过这些手段所获取的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就成为当前司法实践的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只有从刑诉法上明确秘密侦查手段的合法性,进而解决其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问题,才是摆脱实践困境的唯一出路。     

论特殊侦查制度的立法构建一以完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为出发点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将一直处于秘密隐晦状态的“技术侦查”措施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是本次刑诉法修改的亮点之一。但是由于草案设计关于“技术侦查”的条文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对某些实质性问题并未进行改动与变革，显示出“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倾向。这不仅不利于特殊侦查的法治化，甚至有可能会为侦查机关违法侦查提供保护。在分析条文内容存在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建议，并认为，提高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方案的完整性和科学性是十分必要的。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草案）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作了较大范围的调整,涉及现行刑诉法一百多个条文的修改．涵盖了刑诉法总则以及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几乎所有刑事诉讼程序。此次修改最大的亮点是修正草案增设了四项特别程序,其中包括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论庭审方式改革与现行侦查机制的冲突与协调

刑诉法修改之后 ,庭审方式进行了重大的变革 ,这种变革与旧有侦查模式在价值理念和司法操作上有许多冲突 ,如何协调二者的冲突 ,促进我国刑事司法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仍是一个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论庭审方式改革与现行侦查机制的冲突与协调

刑诉法修改之后 ,庭审方式进行了重大的变革 ,这种变革与旧有侦查模式在价值理念和司法操作上有许多冲突 ,如何协调二者的冲突 ,促进我国刑事司法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仍是一个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刑诉法再修改的几个边缘性问题

刑诉法再修改的几个边缘性问题,指既与修改刑诉法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又是学界历来忽视的问题,具体包括:第二审审判中的诉讼关系问题;行政处罚与刑事追究的衔接问题;行政机关司法化问题;司法机关行政化问题。提出这些问题,旨在引起大家的重视。     

宪法的价值取向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的承载和体现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必然对具有"涉宪性"的刑事诉讼法产生制约作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当承载和体现宪法对民主、法治、人权的价值追求.     

法律实证主义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法律实证主义是现代法律哲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它包含的实在法理论、法律体系理论与法律效力理论对法制建设非常重要。当前我国对法律实证主义哲学包含的理念缺乏关注,导致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问题上出现诸多弊端,如:诉求抽象人权过多,关注宪法基本权不够;关注法律原则或法律理念过多,关注法律规则和法律技术不够;关注规则设置过多,而关注规则效力不够。当前刑诉法修改在即,关注法律实证主义之于法制构建的理论贡献已成为刑诉法学人亟需面对的又一大课题。     

检察官当事人化与客观义务之关系辨正——兼论我国刑事控辩关系的重塑

’96刑诉法修改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整体上以贯彻控辩平等、实现控辩对抗为改革导向。控辩平等包括形式和实质两方面内容:前者旨在将检察官塑造成诉讼一方当事人,革除其过多的诉讼特权;后者则要求检察官秉持客观义务,充分关照被追诉方诉讼资源上的劣势。由此,出现了调和检察官当事人化和客观义务的制度需求,当前,刑诉法再修改在即,如何重塑我国检察官的角色遂成为理论焦点。     

特殊侦查措施适用研究

我国1996年3月17日修订通过的刑事诉讼法未将特殊侦查措施列为法定侦查措施,检察机关侦查手段陈旧,基本上依靠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这不利于惩治职务犯罪.应以修改刑事诉讼法为契机,尽快明确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有权运用特殊侦查措施,并构建具体的适用制度.     

略论刑事诉讼中的“一事不再理”

在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指的是法院对于任何已经生效裁判加以处理的案件不得再行审判;对于所有已被生效裁判确定为有罪式无罪的被告人,法院不得再予审判或科刑.是刑事诉讼法遵循人道主义原则,刑事诉讼程序人性化的体现,其本着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已成为现代刑事诉讼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原则.     

近年来刑事司法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从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颁行至今,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变化,诸如辩护、强制措施、审判方式以及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得与失.而程序法实施的保障机制、辩护权的司法救济以及法庭审理流于形式的问题,也对刑事诉讼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尽管目前刑事司法中自生自发的改革正在蓬勃展开,但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问题也不容忽视.要取得刑事司法改革的成功,需要着力构建权利救济制度,推进刑事诉讼体制的改革,并在刑事诉讼程序观念上有重大的转变.     

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法规制

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别于复制权、发行权和广播权,是一种独立的著作权权利.刑法应对<著作权法>规定的一些著作权侵权行为予以犯罪化;规避或者破坏网络技术措施的行为应该在现有刑法框架内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而不必进行新的刑事立法;对网上提供、传播国家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之行为,应加大打击力度.     

论刑法基本原则的完善

现行刑法较之79刑法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其表现之一即是实现了刑法基本原则的法定化和明确化。但通过考察不难发现，刑法明确规定的三项基本原则的法律实效还有一些不足，为完善这些基本原则，需要采取相应措施。     

论侦查的谋略性与法律性

法律应适合侦控犯罪的实际水平和现实需要。侦查自由度与其程序规制性之间是有冲突的,这就需要建立适合于侦控规律的法制体系,研究合法用谋的原则技巧,在谋略性与法律性之间架起充分发挥案侦人员智慧的桥梁。     

论我国刑事侦查中的留置

作为一项于刑事侦查中应用普遍的剥夺人身自由措施,留置手段一直被排除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视野之外。这一现象的存在有损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作为国家基本法律的尊严。因此有必要从现行刑事强制措施系统内部缺陷及相关外部制度的缺失两方面入手,探讨我国刑事侦查中剥夺人身自由措施的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