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协同视角的区域生态治理逻辑考量

如何实现生态利益在地方政府、社会、企业之间的适度均衡与共享是区域生态治理的关键所在。基于协同视角考量区域生态环境这一公共事务治理问题,强化共容意识,致力摆脱传统路径依赖,努力形成一种＂综合决策、联合执法、组织激励、信息共享＂的生态治理协同机制,是生态资源特性的内在要求、政府治理创新的实践要求、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然要求,也是实现区域生态共容利益的应然逻辑。     

新时代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举措。新时代,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凝聚“人人有责”的治理共识,激发“人人尽责”的治理活力,实现“人人享有”的治理目标。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仍面临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引发的社会主体利益分歧、社会治理权责边界模糊可能降低治理效能、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不健全可能削弱社会治理意识等诸多挑战。因此,我们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推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建设,调动社会治理主体积极性以增强社会协同治理能力,拓宽治理渠道以提高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推动科技创新应用以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多措并举以切实有效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党领导人民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过程性思考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充分证明了党领导人民实现了国家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国家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而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的动态过程;是一个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持续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第一要义是转化,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个转化是实现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人民主体、市场有效、社会有机的既有分工、又有协作,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过程。     

基层治理的完善和农村冲突化解机制构建

农村冲突的发生源于基层治理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当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弱化,无力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或者由于与资本相结合,出现＂逐利＂行为,直接侵害农民利益时,都有可能导致矛盾的发生和冲突的激化。要实现基层的＂良治＂,需要通过基层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化、上下级之间财权、事权不对等现象的重新调整、基层干部的评价方式变化,以及乡村债务的化解等方式,促使基层政府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从而构建起真正有利社会稳定的农村冲突化解机制。     

香港社会治理模式的特点和借鉴意义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香港借鉴国际经验创新社会治理,形成了＂半行政、半自治＂的社会治理模式。香港社会治理模式主要特点是＂小政府＂的职能定位、协同共治的治理格局和中西合壁文化的引领。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大力提高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水平。借鉴香港经验创新社会治理,重点是要划分政府与社会的职能边界,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和强化社会治理转型的文化支撑。     

建设地方服务型政府的现实困境与发展理路

地方利益冲突已是我国社会矛盾的一大焦点。建设好地方服务型政府,有效化解地方利益矛盾是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理性选择,是我国政府转型的重要价值取向。目前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构建面临诸多困境：＂服务为民＂理念缺失;公共服务市场化滞后,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偏低;政府部门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不协调;政府绩效管理评估机制不健全等。重塑＂公民本位＂、＂服务为民＂服务理念;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提升地方政府服务供给水平;健全公民有序参与机制,防止公共权力异化;健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实现＂政府本位＂回归＂社会本位＂;提高公务员综合素质,建立地方服务型机关等是建设地方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发展理路。     

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安全生产网络状治理模式初探

当前中国社会正面临着由现代性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双重风险社会＂的挑战。安全生产风险已成我国当前最主要、最突出的风险。以政府为主导的一元化安全生产治理模式陷入了＂治理失败＂的困境。为了走出这一困境,必须进行安全生产治理模式的创新,建立起安全生产各利益相关者和风险分担者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和互动合作的网络状安全生产治理新模式。     

论政府类型从“统治”到“管理”的转变

在社会治理的历史脉络中,＂统治型政府＂和＂管理型政府＂分别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典型化政府样态。＂统治型政府＂本质上就是＂王朝＂,在＂王朝治理模式＂下,阶级统治职能是统治型政府藉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基本途径。进入近代,欧洲国家在率先走向工业社会的历程中,通过一场＂法的精神＂的启蒙运动扫除了工业化道路上的障碍,又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向国家提出了自由与平等的要求,进而完成了从统治型政府向管理型政府的转型。管理型政府在行使社会治权的时候运用了＂保护型职能＂和＂干预型职能＂,并且在对＂保护型＂和＂干预型＂职能模式的使用和完善中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社区社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的功能分析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作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治理关系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利益的方方面面。而我国当前城市治理还存在诸多问题,必须积极推进城市治理创新。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城市治理基本单元的重要组织形式,无论是在基层社区治理中还是城市治理中都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功能。社区社会组织如何在城市治理中找准功能定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协商民主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基层社会是整个社会最庞大的一层,其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所以研究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城市社区为例,研究基层社会治理,发现当前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困境:政府角色转变缓慢,社会治理缺乏推动力保证;公民意识薄弱,社会治理缺乏理念支持;制度不完善,社会治理缺乏机制保障。本文通过引入协商民主,寻找突破基层社会治理困境,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途径:积极作为,明确政府职责,推动社会治理;强化公民意识,培育协商文化,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协调多元利益关系,化解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稳定;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健全治理机制,规范社会治理。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路径选择

公共政策是民主国家治理社会的主要工具,公民参与则是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公共政策公民参与面临＂内输入＂公共决策系统、＂附属物＂社会利益团体、＂官本位＂政治参与文化、＂残缺化＂制度保障机制、＂喉舌论＂大众传媒体系等问题,要改善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还需从还原利益团体的政治本色,构建以民为本的参与文化,增强大众传媒的公共话语权,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框架等方面着手。     

法经济学视野下有限责任公司治理中的他律与自律

广义的公司治理主要是针对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联系及契约安排,并涵盖市场和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两个部分。狭义的公司治理仅含公司内部治理结构问题,不包括治理中的外部体系。本文所指的有限责任公司治理为狭义的公司治理,即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法中公司治理的两种基本模式为国家强制与公司自治,本文称之为＂他律＂与＂自律＂。从法律视角界定有限责任公司治理他律指通过义务性规则和权义复合性规则体现国家强制,直接要求公司治理相关当事人作为或不作为并对违反义务性规则的主体作出否定性法律评价,实质是为治理有序、维护社会利益提供保障。有限责任公司治理自律指以公司章程为统领,通过授权性规则实现公司自治,表现为公司治理中的相关主体可以作为、不作为或要求别人作为、不作为,实质是为公司治理的自主行为和良性互动提供行为模式。在私法自治的框架下,公司自律的主导性是不证自明的。但20世纪后随着＂私法公法化＂和＂法律社会化＂,公司法的公法特征越来越为研究者所关注,在此背景下研究公司治理自律与他律的博弈是很有裨益的。     

协商民主:维稳长效机制构建的新思维

作为协商的民主治理模式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具有内在一致性,它体现出新时期国家治理从高压管控向平等协商的转型趋势。多元社会和利益分化引发的分裂与对立对稳定局面带来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在维稳实践中,需要走出传统维稳模式的怪圈,以巩固党和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维稳工作必须转变治理思路,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以协商民主新思维包容利益诉求和规范利益均衡。从理论和实践上走出传统维稳模式的悖论,构建一元主导、多中心互动治理的维稳长效机制,有利于政府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提高治理能力,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冲突和维护社会政治长期稳定。     

社会稳定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新视角：社会效益最大化

全局利益的最大化是我们促进社会稳定需要关注的首要目标，促进区域社会稳定是实现全局利益最大化的初始成果，发展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正确途径和措施。要对我国社会稳定的基本形势进行深刻理解和动态把握，要注意克服一种被称作“畸形稳定观”的错误观念。要以承栽经济社会进步取得成就的能力作为衡量社会稳定的标准，注意确立敏锐的问题意识。在解决涉及社会稳定的各种问题的时候，要正确认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解决涉及人民利益的矛盾和问题的时候，要及时、高效地解决好涉及人民利益的问题，提高化矛盾为动力的能力。要突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部门分野，使我国社会稳定承载和运转经济社会建设的效能最大化，进而更好地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政府管理与基层自治协调困境研究

在社会多元治理背景下,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机制,因宏观上不同的内驱力、价值取向和运作机制,微观上政府职能扩张、群众自治意识淡薄和基层自治组织的利益聚合表达功能不强等因素的影响,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协调困境。为更好地发挥社会多元治理机制,实现社会的＂善治＂,必须找准路径,使这两种不同的治理机制走出协调的困境。     

加快促进社会治理科学化的体制机制建设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推进社会治理科学化,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和基础性工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当务之急是积极推进制度建设,根治当前某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不利于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思维定势和政绩取向,加快形成让善于创新社会治理的人上、不会创新社会治理的人让、阻碍创新社会治理的人下的制度效应。     

“十二五”期间延边州政府作为的价值定位及取向探究

科学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十二五＂期间的重要工作。为此,延边州在未来的改革与发展中都必须始终围绕这一主题、主线,在未来的改革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等价值定位及取向,推进延边州的各项制度设计,以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实现延边经济社会的稳定团结、繁荣发展。     

平安中国的社区表达：如何营造高质量的人民安全感

平安中国建设在社区层面主要体现为营造高质量的人民安全感,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目标的历史承续,是在非传统风险社会下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现实选择,更提升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单位城市社区向着和谐宜居发展的未来可能性。社区层面的平安治理是在社区场域内进行的,适应新时代人民追求美好生活需求的要求和新时代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管理诉求的社会治理创新。解析社区平安治理从追求高效率转向追求高质量的内在逻辑,明确平安治理的内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平安治理"从标到本"的思路转变,可提出平安治理"以安促治"的实践路径。     

对重庆市“打黑除恶专项行动”的解读

围绕建设和谐社会和平安重庆的新要求,重庆市启动了＂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取得了丰硕成果,得到了中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重庆＂打黑除恶专项行动＂的宝贵经验在于：政府加强内部治理,练好治理内功,引导警务人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人为本,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断扩大人民的福祉;构建了公民参与的＂平台＂,建立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构建专业化的＂打黑除恶＂队伍,注重效率、效果与公正。     

创新社会管理理念 实现五个转变

当前，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多发期和社会风险活跃期，社会管理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树立五种理念，实现五个转变。即：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实现向服务型管理转变；树立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理念，实现向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式社会共同治理结构转变；树立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的理念，实现向更加重视源头治理转变；树立统筹兼顾、协商合作的理念，实现向“平等沟通、协商协调”转变；树立依法管理、综合施策的理念，实现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