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监督始自理性之疑

如何发挥常委会组成人员作用,促进常委会监督工作,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张世昌委员的履职经历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2004年,张世昌委员因在"沱江污染"和峨眉山峨山镇农民房屋拆迁两起事件中的直言,给上至政     

行政诉讼的“鸡肋”命运

何生把一张诉状推到记者面前,有点激动:"我要上诉,告到扬州,一直告下去。"这是一张行政诉状,原告是仪征市纸箱厂,被告是仪征市人民政府,它们的法定代表人分别是厂长何生和市长陈扬。因为把市长告上了法庭,何生成了仪征市的名人。何生把仪征市政府告上法庭的理由是:滥用职权。他的房子被违法拆迁     

图说半月

最牛"钉子户"的和平落幕12月1日清晨,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下洋张村拆迁户罗保根的房屋被依法拆除,罗保根签署的协议内容未变,仍旧是按照温岭市相关征地拆迁政策,与其他拆迁户一视同仁,房屋拆迁费用按每平方米补偿300元,另加内装潢补助。在此之前,因不满拆迁补偿标准,罗保根家的一幢5层楼房突兀地矗立在火车站附近一条尚未完全     

古代征地拆迁的麻烦事

<正>历史上凡是有为的君主都明白一个道理,要想自己的天下坐得稳,就得有制度,还得要自己带头遵守制度,否则的话,就会失国失天下。所以,古代的君主、官府即使需要征地拆迁,也要依照法律来办事征地拆迁,无论对于"当官的"还是老百姓,都是一件麻烦事!往往是,征地拆迁方软硬兼施,甚至威逼利诱;被征被拆方软磨硬泡,甚至群访、自焚。领导干部都知道征地拆迁工作不好干,经常抱怨说:"现在征块地、拆间房,咋就那么难呢?要在过去,那还不是皇帝一句话、官府一张纸的事?"古代的征地拆迁,真的是"皇帝一句话、官府一张纸"那么简单吗?     

为何不按规定标准给他补偿?

最近,四川乐山市中区一位名叫范仲元的农民反映,乐山市安信拆迁公司在拆迁他的门面房时,补偿标准错误,给他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他要讨回公道,维护他的合法权益。范仲元家住乐山市中区通江镇任家坝村,是三级伤残人。1990年他在乐山老大桥下侧150米的地方,修建二楼一底楼房一幢。1997年11月范领到房屋产权证,该证确认范仲元所修房屋为3层砖混结构,建筑面积为401平方米。2003年6月,因范的房屋位于乐山市城市规划范围内,要实行拆迁,有关部门以房地产市场价格确定了补偿标准。安信拆迁公司对范仲元的门面房和住房按6类标准补偿:车站上坡石阶至码…     

公民权利的“断头路”应切实打通

如果说各级地方政府热衷于争上大项目、修建高速公路,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铺筑硬件之路,那么有效打通公民权利救济的"断头路",无疑是构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软件之路.硬件建设往往具有立竿见影的功效,自然成为当下各级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最佳首选.然而对硬件建设过多的物力、财力和人力投入,势必影响、忽视甚至放弃软件建设.目前堪忧的是人为设置各种障碍,造成公民权利救济的"断头路".譬如目前全国遍地开花的"城中村"改造拆迁项目,政府单方面给被拆迁人定好了拆迁范围、补偿单价、补偿面积、安置地点等等,被拆迁农民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机会和权利,即使政府的拆迁补偿极端不合理甚至严重违规、违法,被拆迁人也几乎没有任何权利救济途径.在此大背景下,大量开发商更是明目张胆地采取断水、断电、堵路等非法强拆手段迫使被拆迁户搬迁.更严重的是,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和金融借贷的收紧,部分依仗权贵支持而无资金实力的开发商,拆了农民的房屋而又无力开发建设,造成补偿和回迁长期得不到落实,严重损害被拆迁人利益.据实地调查,大多数被拆迁农民还是能够理解和支持政府为了美化生存环境和提高城市品位的拆迁改造活动的.但从实际情况看,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拆迁活动没有依法征求农民意见、违背农民意愿、补偿安置不合理、借拆迁随意侵占耕地和侵占农民房地财产权益等等.     

从“有愧于百姓”说开去

<正>8月13日,昆明市市长张祖林在"草海北片区保护治理和开发建设现场调研会"上表情凝重地说:"有些拆迁工作是有愧于百姓的!"尽管张市长没说清是有愧于哪些百姓,是因为什么愧对他们,但一个市长能不忘记每一个百姓,能想到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受委屈者,确实难能可贵,令     

农民张九礼的慈善人生

<正>在楚国古都——湖北省宜城市,有一位七旬高龄的老农,他叫张九礼,家住小河镇梁堰村八组,提起他,十里八乡的农友们都管他叫"张哈儿"。"哈儿"在当地方言中是"傻瓜""呆子"的意思。这样一位老农,或许你无法将他与以下称号联系在一起:农民慈善家、慈善总会常务理事、成立个人冠名基金……他在乐善好施、传播慈善中汲取快乐,以     

“招贤榜”招来的好书记

机遇可遇不可求,所以很多人就把他们宝贵的时间用在等候机遇上。其实,如果你有过人的勇气,睿智的头脑,你就会发现很多地方都存在机遇,比如"问题"。县里有一个镇,过去由于镇政府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严重,镇政府与农民积怨较深。近年来,各地又兴起开发热,镇政府又搞起了大量圈地拆迁,赔偿农民的资金又没完全到位。拆迁推不动,镇政府就命令镇干部和派出所民警搞强制拆迁,又激起民怨。镇     

奏响农民就业“交响曲”

正2014年3月18日,重庆市江北区复盛镇的人大代表们忙碌在征地拆迁农转非就业招聘会现场。他们有的为应聘农民介绍就业政策,有的为农民发放就业宣传信息,还有的则直接担任了企业和农民的"中间人",两头传递信息、介绍情况……而这,只是该镇人大和人大代表助推农民就业的一个缩影。在镇人大的组织实施下,历时三年多时间,帮助征地农转城群众实现就业梦想的"交响曲"正持续上演。想群众所想     

如何以就业创业引领农民实现城镇化

<正>实现新型城镇化,不能简单地拆迁农村建设城镇,把农民搬到城镇居住,而是要以人为本,除了建设相应的基础配套设施外,更重要的是要扩大就业渠道,吸引农民自愿进城就业创业。2004年以来,海南省通过"一户一就业,一县一品牌"的方式引导大量农民进城就业,并且废除了用人单位使用农民工审批制度,免除农民进城打工的求职、培训等费用,把农民进城就业作为各     

拆迁中政府与农民关系的博弈机制与调适策略

拆迁中,农民通过诉苦、种房、搞关系、软磨硬泡、泄愤等实用主义方式获取实利,政府则通过信息沟通、额外奖励、预防闹大和联合行动等策略主义方法来实现拆迁。农民行动所表现出的实用主义与政府行动所体现的策略主义,一方面反映了拆迁中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并不是对抗性的,另一方面也提醒人们,强化拆迁中的制度建设对于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及调适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仍是十分重要的。     

拆迁,政府应有退有进

新闻事实:据建设部提供的信息,截至6月22日,今年已有4026批、18620人因拆迁问题上访,已超过去年全年上访数量的总和。而江苏省13个市与"南京模式"全面接轨,推广"拆迁新政",今年反映拆迁问题的来信大幅下降,只有13项,占信访总量的4%。"南京模式"主要有两点,一是在补偿方面将原先按政府确定的土地级差定价,改由参照同类地区的"二手房"、经市场化评估定价,使补偿围着市场转。二是针对一些被拆迁     

农民房屋拆迁主要问题及救济路径

当前,农民房屋拆迁中存在法制不健全、政府角色扮演不当、政府法治意识淡薄、农民权益损失大等主要问题。要加强农民房屋拆迁立法,规范农民房屋拆迁主体,明确拆迁应遵循的程序,界定政府违法从事房屋拆迁的法律责任;通过宣传和教育,使政府树立正确的角色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农民的维权观念。     

农民房屋拆迁主要问题及救济路径

当前,农民房屋拆迁中存在法制不健全、政府角色扮演不当、政府法治意识淡薄、农民权益损失大等主要问题。要加强农民房屋拆迁立法,规范农民房屋拆迁主体,明确拆迁应遵循的程序,界定政府违法从事房屋拆迁的法律责任;通过宣传和教育,使政府树立正确的角色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农民的维权观念。     

好警察老赵

一2004年5月10日,天高云淡。福州市台江区公安分局洋中派出所金斗社区民警赵钟钦起了个大早。他步履有些不稳,那条因静脉曲张还略显浮肿的腿着实把他折腾得不轻。妻子张瑞文像往常一样,帮他把已经有些泛旧的警服整理好。得知赵钟钦今天还是要到横街旧屋区处理拆迁的事,张瑞文有些担心:“你要注意啊,可不能像上次那样玩命。”赵钟钦笑笑:“嗨,有了上次的经历,我现在是更不需要担心了。”张瑞文说的是4月24日那天的事。那天,赵钟钦和国土部门执法人员到旧屋区贴拆迁公告。一路上,国土部门的执法人员跟老赵说,现在做拆迁工作不容易,凡事要悠着…     

周“折”多一点 “拆”迁更温情

2012年10月12日星期五晴昨晚约了同事,决定今天去乐洲村15队拆迁户何伟年家谈房屋拆迁。早上9点我们出发了,我心想,15队的拆迁工作跟踪了那么久,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拿下这份协议。我先核实了何伟年家的养殖房编号和价格,路上又向征地办领导争取了一些给他家的奖励,做好了准备工作。我们来到了何伟年家,一家人都在,他事先用算盘算好了拆迁款。我也拿出计算器现场算了一遍和他对数,数目一样,他才     

好用电用好电——浙江省农村电气化建设侧记

德清三合乡村民黄妙林是浙江省第一个用上峰谷电的农村用户,看着他拿出来的一张合计338元的电费单,仔细算算,执行峰谷电价后,他家一个月在电费上就省下了36元.像黄妙林这样享受和城里人相同"待遇"的农民在德清已有780余户.     

农村征地拆迁利益分配机制构建

农村征地拆迁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征地拆迁工作任务量大、涉及面广,涉及农民根本利益、切身利益。当前我国农村征地拆迁工作需要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生活保障机制,积极发挥司法救济在拆迁工作中的作用,使拆迁工作平稳有序进行,使农民利益得到合理保护。     

《强拆之痛》专题报道之一 唐福珍自焚之后

2010年开篇之章,本刊以《以命相搏》为题,报道了成都女子唐福珍以自杀作为武器,对抗强制拆迁制度的悲壮之举,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一年的时光转眼即逝,唐福珍的死非但没有挡住中国城市化滚滚的车轮,相反,随着推土机翻越城市开进农村,推倒农民赖以御寒的房屋,一幕幕充满惊悸与悲情气息的拆迁与反拆迁的大戏正在接连上演。从广东阳江为创建园林城市,强拆养老院,导致老人住猪圈;到山东省诸城市撤销全市1249个行政村,农民被上楼;再到江苏泗洪县为完成土地增减指标,突击强拆农民住房,逼迫农民露宿村头,甚至住进猪圈……在中华大地上,恶劣至极的强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着。江西宜黄自焚事件、太原古寨暴力拆迁事件无疑是继2009年唐福珍自焚事件后2010年中国拆迁运动中两大标志性的事件。尽管这两起拆迁事件的恶劣和血腥让人揪心的痛,但是我们庆幸地看到,终于有人因强制拆迁不当而承担责任了。然而,我们仍然需要努力。我们期待着唐福珍能够成为孙志刚第二,新的《拆迁条倒》在2010年尾,终于第二次征求意见。在2011年,或许我们要等待的还会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