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的比较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制不同于韦伯所提倡的理性官僚制,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古代官僚制是一种历史官僚制,从组织和制度层面对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进行比较分析,显然后者缺乏前者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和法治观念。但中国古代官僚制延续了两千多年,其精神内化在制度之中对当前我国的官僚制仍有很大影响。对西方理性官僚制与中国古代历史官僚制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探索解决当前我国官僚制的发展问题。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自主性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作为君主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形成对于君主的依附性，然而在官僚制度的实际运行中，又具有不受君主意志左右的自主性存在。本文即旨在对中国古代官僚制度进行具体考察，揭示这种自主性的表现，分析其根源与实质，考察这一自主性对官僚组织的功能以及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影响，以此说明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复杂性。     

浅析中国古代皇权相权之争

在中国古代政治与行政演进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两条主线。专制主义的性质和官僚制度的特征共同决定了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不可避免。皇权与相权的相互制约会形成一个内在平衡,一旦平衡打破,行政的运行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而与此同时皇权加强,相权削弱又是趋势。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讲,中国古代专制统治的崩溃也是必然。     

从品位制到聘任制:中国公务员制度的路径依赖

中国古代"融合型"的行政模式孕育出了品位分类制、政府雇员制、考任制等现代公务员制度元素,其为西方文官制度借鉴的同时,又作为文官制的一部分影响着中国当今公务员制度的变革。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变革,既非纯粹的制度移植,也非纯粹的传统回归,其带有独特的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随着西方进入"后官僚制"时代,中国在推进聘任制与现有制度融合的同时也应重新重视传统文官制的精髓,当下中国所欠缺的正是文官制所强调的专业、绩效、理性与规则。     

论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中的官僚与政客

官僚政治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尤其深远。西方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官僚与政客的划分,中国早在秦朝就划分了官僚与政客两种政治角色,就存在完整意义上的官僚政治。然而,西方的官僚政治是近代政党政治的产物,而中国传统的官僚政治则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制度的产物。与西方政治结构中官僚与政客的二元角色划分不同,传统中国的政治结构似乎可以作政客、官僚、胥吏的三元角色划分。     

官僚自主性与官僚控制模式——复合型、单一性、轴心化模式的归纳及比较

控制官僚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主题。若以控制力的来源、向度和制度化水平作为分类依据,再基于对不同制度空间下控制官僚策略的比较,可以概括出复合型、单一性与轴心化这三种总体性的官僚控制模式。当代中国的控制官僚模式在权力制衡与社会制衡方面尚存在不足,需要改进和突破。     

论中国科举制度对古代社会的积极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制度创举,它有效地摆脱了以血统和出身作为选官标准的人才选拔制度所带来的危害,使人才选拔制度走上了公平、标准化的发展之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产生顺应了特定时代的发展需要。虽然它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弊端丛生,但是其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较客观地论述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从而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正名。     

不同视阈下的官僚制改革：中西方行政体制改革比较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然而,随着官僚制在全世界的发展和运用,其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中西方政府行政面临着官僚制危机的共同命运。于是,中西方国家都展开了官僚体制的改革尝试。由于处于不同的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中西方的官僚制改革又有不同的目标任务和路径选择:西方国家展开了“摒弃官僚制”的政府再造运动,而中国则开始了一场以“职能转变”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行政改革,以期实现完善政府官僚体制和转变行政典范这一双重的共时性行政发展目标。面临“全球行政改革时代,”西方政府再造对中国行政改革有借鉴意义,但也有不适用于中国的理念、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对西方政府的再造进行取舍考量。     

中国古代弹劾制度建构的四个关键期

正中国古代弹劾制度是一项权力监控制度,由御史行使弹劾权,对权力进行监督,它的发展经历四个关键期。御史本是内廷官员,具有君主"私人"属性,秦汉时弹劾制度草创,御史被赋予弹劾权,监督权力的运行。唐代弹劾制度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形成风闻弹劾的具体规则及定型化的弹劾文书制度。两宋时君主集权进一步强化,官僚制亦随之出现职、权分离趋向,弹劾制度于此时出现重大变化,台谏合流趋势逐渐形成。清代集历代之大成,在制度设计上有"民族"性色彩,但科道合一使得两宋以降的台谏合流最终完成,同     

略论中国理性官僚制化的困境

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以裁撤冗员之多而为世人瞩目,但从学理的角度看,其深层次的命意乃在于确立一个理性化的官僚制度,以支撑起不断面临挑战的社会经济之发展。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必然诉求,理性官僚制至少自清末新政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就已初露端倪,但真正的官僚制度却从未得成功建构,反而屡经风雨,迭遭重创。显然,考量这一理性官僚制化的命途多舛的原因,不能从官僚制本身去求解（对官僚制本身作出批判至少在现代的中国还为时过早）,而只有从其所经由塑造的一定的社会